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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范书《灵帝纪》中建宁元年（168年）至光和六年（183年）间的灾荒记载（同时参考续汉志）。只摘录旱灾、饥荒、水灾、瘟疫等大范围影响百姓生活的天灾；而日食、大雨、地震、宫殿火灾等忽略。明细如下：
1.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2.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
3.熹平三年（174年）秋，洛水溢。
4.熹平四年（175年）四月，郡国七大水。
5.熹平四年（175年）六月，弘农、三辅螟。
6.熹平五年（176年），旱灾。（见《五行志一》）
7.熹平六年（177年）四月，大旱。
8.熹平六年（177年）四月，七州蝗。
9.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谒者巡行致医药。
10.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11.光和五年（182年）四月，旱。
12.光和六年（183年）二月，夏，大旱。
13.光和六年（183年）秋，金城河水溢。
综合分析：
建宁元年至光和六年（168-183年）间，东汉帝国发生大规模的天灾合计13条。
水灾共3条，一次是河南的洛水，一次是凉州的金城河，一次是熹平四年（175年）四月的七个郡国水灾。据《五行志》刘昭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载，受灾地区为山阳、梁、沛、彭城、下邳、东海、琅邪。分别属于兖州、豫州、徐州等地。
虫灾共2条。其中熹平四年（175年）六月关中三辅地区的螟灾，政府出台了减租政策。
范书《灵帝纪》：六月，弘农、三辅螟。遣守宫令之盐监，穿渠为民兴利。令郡国遇灾者，减田租之半；其伤害十四以上，勿收责。
瘟疫共4条，其中有3次朝廷送药安抚百姓的记载。唯一是光和五年（182年）二月的那次瘟疫，此次没有政府参与赈灾。于是，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太平道教主张角从中出力，从而获得信徒拥戴。
因为按范书《皇甫嵩传》的记载，张角就是以“符水咒说”的方式使得太平道发展壮大的。所以“瘟疫说”是有合理性的，在医疗条件落后的汉代，医生的能力无法达到的地方，就是巫师发挥的舞台。
范书《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
旱灾共4条。政府均无赈灾举动。其中熹平五年（176年）的那次，朝廷有安排官员前往首阳山祈雨，后来竟然真的下雨了。
《五行志一》刘昭注：蔡邕作伯夷叔齐碑曰“熹平五年，天下大旱，祷请名山，求获荅应。时处士平阳苏腾，字玄成，梦陟首阳，有神马之使在道。明觉而思之，以其梦陟状上闻。天子开三府请雨使者，与郡县户曹掾吏登山升祠。手书要曰：‘君况我圣主以洪泽之福。’天寻兴云，即降甘雨”也。
光和五年（182年）及次年连续两年的旱灾，从原文看，政府也没采取任何行动；旱灾的范围有多大，受灾百姓有多少，都没有记载。
我们都知道：旱灾之后常有饥荒。前有桓帝（刘志），后有献帝（刘协），两帝纪均有饥荒的记载，而在这个时间段（168-183年）内，竟然没有一条饥荒的史料！
范晔不可能单单为灵帝刘宏避讳，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要么是旱灾的影响范围小，要么是政府赈灾有力。
“饥荒说”是绝对不成立的。我再放一条很少有人注意过的史料，范书《灵帝纪》记载光和六年（183年）事最后一条便是“大有年”，意思就是“丰收之年”。——原来“黄巾起义”的前一年是丰年，百姓都不缺粮的！
后世史家为了给“黄巾起义”找出一个合理的起事缘由，刻意去塑造出“百姓民不聊生，而政府不管百姓的死活”的假象。可是史料中记载的：政府送药、减免租税、求雨、修运河却是抹杀不了的！
PS：前辈所作。前传删除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