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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年间
卢植忤逆董卓，惹来杀身之祸，蔡邕和彭伯为何要为卢植求情？彭伯与卢植的交情在史书上没有记载，而蔡邕和卢植则是有交情的记载。
当年（178年），蔡邕被判流放并州朔方郡时，只有卢植上书为其求情；所以这次卢植得罪董卓，蔡邕则为卢植求情，亦是报恩。
范书《卢植传》：（卢）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独上书请之。邕时见亲于（董）卓，故往请植事。
这里要讨论的重点，是范书《蔡邕传》中的一个让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按照本传行文顺序，蔡邕似乎是从避难的吴地直接被董卓征入朝廷的。这可能吗？
这个问题，应该有前辈史家注意到过，但考据涉入不深。
据闻现代台湾学者施之勉做《后汉书集解补》为此做了考据，可惜我无缘拜读，所以还是自己来动手吧。
按照中平元年（184年）三月，党锢解除时，大批获罪的士人均返回原籍（如张俭是返回原籍隐居），或者入朝为官（如刘表入大将军府）。以蔡邕才学出众，天下闻名，不应例外，范书《蔡邕传》却只字不提，违背常理。
《袁纪·卷24》则提到一件事，说朱儁率军攻打宛城黄巾时，蔡邕是以议郎的身份随军；再有宛城久攻不破，于是朱儁登高观察城内动静，胸有成竹的回头对蔡邕说出对策。
《袁纪·卷24》：（朱）儁登土山望之，顾谓（蔡）邕曰。
周天游对此作注：不及蔡邕。且邕传亦不载此事，疑其有误。
同样的故事情节，到了范书《朱儁传》，则是“（朱）儁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这里，范晔认为袁宏写错了，应是张超，而不是蔡邕；范晔也未写蔡邕此时在朱儁的军中。
另外在范书《边让传》中也提到一件事——蔡邕向大将军何进推荐提拔边让。
范书《边让传》：议郎蔡邕深敬之（边让），以为让宜处高任，乃荐于何进。
边让是在中平年间（184-189年）被大将军何进征入大将军府的，这则史料似乎可以证明：蔡邕在中平年间（184-189年）有入朝担任议郎。——此事先存疑。
其次，从《蔡中郎文集》、《全后汉文》（69-80卷）中辑录的蔡邕所作的文章、碑文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中平年间（184-189年）病故的朝廷高官、亲属、名士的碑文，竟然多为蔡邕所做。
如：中平元年（184年）逝世的桥玄、袁隗夫人马氏；中平二年（185年）逝世的刘宽、杨赐、范冉；中平三年（186年）逝世的陈寔。
范书《桥玄传》载桥玄于光和六年（183年）去世，而碑文两篇并载为中平元年（184年）去世。
袁隗在初平元年（190年）三月被董卓杀害，蔡邕为袁氏亲属做碑文必然不会晚于此时；再有桥玄和陈寔都是豫州人，豫州有参与反董（豫州刺史孔伷屯兵颍川郡），所以说，蔡邕也不可能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到豫州为桥玄、陈寔作碑文。
以此推测：这些碑文虽然有可能是在中平六年（189年）九月至初平元年（190年）二月之间（加上一个闰十二月，共七个月时间）所做，但更多可能是在中平年间（184-189年）所做。
那么以《边让传》的“议郎”和这些碑文证据，能否证明蔡邕在中平年间已入朝为官呢？
其实不然，我觉得蔡邕本文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证据。譬如：蔡邕在其奏章《表太尉董公可相国》中写道：流离藏窜，十有二年。
见《全后汉文·卷71》及《蔡中郎文集·卷8》，后简称“表相国章”。
虽然这段文字之前有脱文，但仍然可以判断出是蔡邕说自己流亡在外有十二年之久。以蔡邕获罪于光和元年（178年）推算，到中平六年（189年）确实有十二年（虚岁）。足以证明蔡邕在184-189年间并未入朝。
所以，综合判断，最合理的情形应该是：蔡邕在中平年间（184-189年）就已经重返雒阳及中原地区政治圈（写碑文之类），但没有入朝为官。
范书《边让传》中的议郎身份，可能是脱“故”字，因为蔡邕获罪流放之前的官职就是“议郎”，而到了中平年间，蔡邕应该是以平民的身份向何进推荐边让的。
入朝附董
范书《蔡邕传》说董卓进京后，征辟蔡邕入朝，蔡邕“称疾不就”，董卓又“切敕州郡举（蔡）邕诣府”，如此看来，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是在老家，并不在朝廷。
回到“董卓欲杀卢植”这个话题上来，我们知道，“卢植抗辩”之时为八月三十日，以范书《蔡邕传》的记载，当天蔡邕根本就不在朝廷啊，所以说：“董卓欲杀卢植”和“蔡邕求情”绝不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情。
有人会质疑：会不会是范书《蔡邕传》写错了？或许是：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是在朝廷为官的呢？
我们再来看《表相国章》，蔡邕自称“新来入朝”，以此可印证，范书《蔡邕传》并未写错：董卓进京时，蔡邕确实不在朝廷为官。
董卓担任司空的时间段是中平六年（189年），约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十一日，之后改任太尉。范书《蔡邕传》说“董卓为司空，闻（蔡）邕名高，辟之。”
可见，董卓为司空时（约八月二十九日），便开展开府并征辟名士入府的工作（蔡邕不过是其一），但是没人瞧得起他。
等到九月一日，刘协登基；此后，才有地方上的名士陆续入朝为官，蔡邕也应是此时入朝。
以范书《蔡邕传》载，说蔡邕入董卓的司空府任某曹祭酒。此后，蔡邕便得到了董卓的“火箭提拔”，著名的“三月之间，周历三台”就是发生在此时。最早出现这句话就是蔡邕自己写的《表相国章》，被范晔录入蔡邕本传之中。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
范书《蔡邕传》：（蔡）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见敬重。
范书《蔡邕传》说是“三日之间”，当误，《后汉书集解》有考据，本文从略。
第一，十一月一日，董卓升为相国，反推蔡邕的《表相国章》当在十月份所做。以蔡邕不过九月入朝，至十月时仅两个月，可见“三月”为虚数。
第二，“三台”是指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以范书《蔡邕传》的“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来看，显然蔡邕的履历并未经历谒者台，再有《百官志三》载有“符节台”，蔡邕也未经历，所以卢弼在《三国志集解·董卓传》中质疑道：然伯喈（蔡邕）未授谒者，何以便有三台之称？
范书《袁绍传》李贤注引《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谓“三台”。
蔡邕在自己所做的《表相国章》中也只是说“上臣高第，补侍御史，转治书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听纳大臣，扶饰文学，遂用臣邕，充备机密。三月之中，充历三台，光荣昭显。”也没有说明白是哪“三台”；在《巴郡太守谢表》（见于《全后汉文·卷71》）中也提到自己“周旋三台”，实在是一笔糊涂账。
以现有史料看来，我以为：“二月之中，充历二台”才是靠谱的说法。
范书《蔡邕传》载蔡邕在“周历三台”后，“迁（益州）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
蔡邕在《巴郡太守谢表》中写道：当我知道五府（相国、太傅+三公府）举荐我出任巴郡太守时，其实我是拒绝的。
无独有偶，时任尚书郎的许靖也被举荐为巴郡太守，许靖也是拒绝，因为大家都不想去益州那个偏远的地方。
此奏章还提到了“今月丁丑”这个时间点，以历法推算，有丁丑日的日期为“九月四日、十一月五日、闰十二月六日”。九月四日首先被排除（蔡邕于九月才入朝），后两个时间点均在董卓任相国（十一月一日）之后。
最后总结一下这一段时间：
八月底，董卓开司空府，征辟蔡邕。
九月，蔡邕入朝，补侍御史，为卢植求情。转持书御史，迁尚书。
十月，蔡邕为董卓称相国造势上书。
十一月（或闰十二月），蔡邕迁巴郡太守，辞让，留为侍中。
PS：引用前辈所作。也是我前传删除的史料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