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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让皇帝心生犹豫的奏折,这些天一直在皇帝的手边,皇帝也做了一些批复。
“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想的还是太少。”
“你既说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朕早就叫你思考,何以为体?何以为用?”
“体者、道也;用者、术也。至于兵战之事,亦是如此。为将者用术、为帅者用道……”
洋洋洒洒的一大堆批复,总结起来就一个意思:
你个小孩子还是想的太少,格局眼界也就是个将军或者一方督抚节度的格局。虽然你的战争之“术”学的很明白,可是战争之“道”却是还没到火候,以后不要只看西洋学问,多学学孙吴、纵横等学问。
像你说的这么打,一个一个的啃下罗刹的城堡,这得用多少时间?九月就要下雪了,到九月能啃下来几个?天寒地冻的时候,朕拿什么去挖之字壕?让将士拿牙啃?
这边的战事不快点结束,罗刹人难道不会和准噶尔接洽吗?准噶尔一旦在西北配合,国朝就要面临两线作战的危险,到时候又怎么办?
战争在开始打之前,就要先想到怎么结束。
如果只是个将军的格局眼界,你说的很对,既体恤士兵,又能以正兵破敌。但放在一国之君眼里,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是有用的废话,朕必须要在明年结束对罗刹的战争,更主要是要让蒙古看到大顺已雷霆之力快速击败了罗刹国,所以你那办法不能用。
至于你说的什么等到日后再打,更是无稽之谈。就以前明为例,不要说叫门的英宗,就是建文帝,那是朱元璋所期盼的吗?谁能预料身后的事?谁又能保证日后辽东人口滋生的时候一定是个明君在位?
把刘钰“批判”了一番后,又在批复的最后写道:“待你归来,入上舍而选龙禁,常在朕身前,朕当常开导开导你才是。”
看上去批判的话挺多的,实际上李淦对于刘钰还是很满意的。
整体的语气,也更像是一个对后辈有所期待的大人对小孩说的话。
奏折上,潜入罗刹城堡、侦查发现有日本人和船、猜测探险家要去测绘黑龙江下游到日本地图、准备从永宁寺回来后半途劫杀抢夺地图等一段内容,李淦还画了一个好大的圈,批了四个字:勇且智,善。
这封奏折远远高出了李淦的期待。
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又不是公侯家袭爵的嫡长子,怎么可能真的要求他从全局去考虑事情?不过是怕过多夸奖而至骄傲罢了。
详实的图画、攻取棱堡战术的详解、沿途考察的部落心态等等这些。虽然字不咋地、文笔也差得远,但言之有物,这一点就难能可贵。
这封奏折送到京城后,李淦还和几个京城中的老将们探讨了一下,都觉得刘钰说的办法很好用,确实得了西洋铳台攻防体系的精髓。
只是对于刘钰所说的“如果不按这个办法、又不长期围困,而选择强攻的话,五百人的棱堡得做出两三千人牺牲的准备”这番话,众人并不全然相信,觉得有些危言耸听。
太宗李过在荆襄之战时曾说过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社会实践中来。
这话这些年已成为了这些年尊陈亮、叶适的浙东学派重新构建心学、解构“致良知”的重要支柱。
此时用在战事上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和西洋人打过仗,更没有攻取过西洋人的棱堡。
堡这东西,他们不是没见过。
西南土司也有堡,但打起来只要架好炮轰一阵就能攻下。
按他们所想,有了大炮之后,堡还有意义吗?
这罗刹人的堡虽然修的似乎却是合于天道,但未必就真的这么难攻吧?
五百人的堡,硬攻要死个两三千人,这可能吗?
明末时候,天主教徒韩霖倒是写过一本介绍棱堡的《守圉全书》,明朝也在雄县修了几个棱堡。
问题是大顺记忆中,在雄县根本也没怎么打过仗。
没打就降了,这棱堡也就根本留不下深刻的记忆,最多也就是个长得奇怪一点的堡垒,好像也就那么回事。
之后大顺虽然对天主教传教士很宽容,写书的韩霖也早早投顺做了“礼政府从事”,还翻译过《如何克制七宗罪》,力图站在儒家的角度上融合天主教七宗罪和存天理、灭人欲;还写过《圣徒信证》认为儒、释解决了“我是谁”、“我要干什么”这两个问题,如果融合天主教就可以解决最终的“我要到哪里去”,并且认为儒家一直没解决“我要到哪里去”的问题。
此人一度成为大顺朝内的西法党领袖人物,可谓人不微言不轻。
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张霖的这本《守圉全书》并没有泛起太大的浪花。
张霖写这本书时的外部环境,是后金拥有当时东亚最强的炮兵、明军野战打不过后金,所以一些人琢磨着怎么修更好的堡垒。
现在的环境……后金已经被犁庭扫穴了,东亚最强的炮兵就在京城里;旁边的对手全是弱鸡,大顺处在攻势;最大的敌人是准噶尔,缩在西北,大炮也不多,没有逼到大顺在边境修棱堡的地步;需要压制的东蒙古诸部,连铁锅都得买,修防炮的棱堡那是有钱没处花了;徐光启所预言的将来大患西洋人,从海上来的话,水师固然打不过,但只要有一支野战部队不被西洋人登陆切断漕运,那也不用担心。
这种环境,棱堡防守的学问,怎么可能流传?
一门学问是否广为流传,有时候要看是否被需要。
总的来说,大顺对棱堡的了解,就是听说过、没见过、更没有用几十年战争和十几万具尸体得出来的实践经验。
只不过刘钰的奏折上写的过于详细,完全站在守卫的一方破解了一下攻城一方可能用的种种手段。
看起来又非常有道理。
这就让李淦不得不谨慎。
他对刘钰的西学水平是相当认可的,不只是戴进贤说刘钰学的不错,便是后来刘钰写的《西洋诸国略考》也让李淦觉得刘钰不是那种顺嘴胡诌的人。
出于这种考虑,李淦决定先尝试着攻一攻罗刹在黑龙江上游的城堡。
顺利的话,后续攻取,就让蒙古贵族来阵前参观大顺军威;不顺的话……那就再议。
围绕着这个整体目的,朝中做出的战略规划也很明确。
借助吉林造船厂的江船转运后勤补给,大军逆流而上,攻下罗刹人在嫩江的唯一一座城堡。
经由呼伦贝尔草原攻下罗刹人在黑龙江上游的城堡,切断罗刹人对黑龙江下游的控制,将罗刹人的军事力量分割。
占据黑龙江上游的城堡后,伐木造船准备,分兵顺江而下沿途扫荡几座罗刹堡垒。
主力在继续西进,在罗刹国派兵支援之前,拿下斡难河和石勒喀河的所有堡垒,立刻和罗刹和谈。
齐国公接洽的使团,也带了三千多人的精锐。扯皮扯到扯不下去的时候,就翻脸。
在那边不要攻城,而是借由蒙古部落的支持,威胁罗刹人在贝加尔湖一线的城堡,让其不敢分兵支援东线。
和谈的底线是放弃黑龙江北岸,但西边要拿到石勒喀河和斡难河,尤其是斡难河这个特殊意义的河流必须拿到手。
用后世的版图来看,就是得到了乌苏里江以东、库页岛、黑龙江入海口,再加上黑龙江西部向西扩展出一部分,拿到石勒喀河和斡难河,将蒙古从北边半包围住。
以黑龙江上游作为统治下游流域的基础,以斡难河作为蒙古归顺的法理,以石勒喀河作为威胁贝加尔湖南部的前出基地、攻可以前出贝加尔湖切断罗刹东西的联系、守可以监视喀尔喀蒙古。
代价是放弃黑龙江以北所有的宣称权,在北线融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承认俄国是帝国、承认俄国的帝位、保持通商贸易和大黄茶叶交易,与俄国交流不采用朝贡体系。
从始至终,大顺朝廷对这一仗的定位就很清晰——就是为了蒙古打的。
刘钰一路向东进行的勘察、绘图,一半作为己方的法理,另一半则只是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即便一部分只是筹码,也依旧很重要。
刘钰的第二封奏折送到的时候,皇帝已经到了吉林造船厂。
嫩江前线的部队也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第一战皇帝并不准备亲临前线,而是要看看前线打成什么样,那棱堡体系到底有没有刘钰说的那么可怕。
打开了第二封奏折,看了几眼,李淦脸上露出了笑容。
刘钰不但找到了永宁寺碑,拓下了文本,甚至还收服了许多部落,一些部落首领跟着他回来朝贡。
自明宣德年后,已经断贡三百年。如今再度朝贡,实乃盛事。
这件事,李淦觉得刘钰做的相当不错,有些水平。
看起来刘钰打仗也是个好手,永宁寺一战,己方没死一人,砍杀罗刹人百余名。虽然有取巧的成分,但也看得出刘钰还是可以的。
后面又说到抢劫了罗刹的探险队,劫持了几名西洋人,还抢到了一些地图,更是让李淦称赞。
这件事第一封奏折上有所提及,说是发现了个日本人、也发现罗刹在江上造船,所以怀疑罗刹人会顺江而下。既然是探险考察,肯定会有地图,这对国朝加强边疆的掌控和了解大有裨益。
当时李淦就觉得刘钰脑子很好用,却没想到刘钰真的把这件事办成了。送来的奏折里,还夹着十几张已经简单翻译过的地图,罗刹人在贝加尔湖附近的堡垒都有明确的标注,这正是眼下急需的。
可心里夸着夸着,味儿就变了。
等看到最后的时候,李淦忍不住骂了一句。
“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