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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村长告诉我，在村子后面的山岭半腰，有一间宽敞的竹楼，以前村子用这间竹楼储存过杂物，或者给护山的人住宿。虽然这竹楼已好久无人居住，但四周的环境不错，小屋子冬暖夏凉。
村长的大儿子，知道我打算选住在那里，就提前花了两天的时间，为我把竹楼内外清理了一遍，尤其是更换掉了很多竹楼屋顶和地板上的腐旧竹条。
我和芦雅、伊凉搬进了那间半山腰上的竹楼后，为了使自己的遁隐生活不乏生趣，我还找老村子要了山上的几亩荒地。老村长认为，我既然已经落户村子，那也就算作村集体中的一份子，因而就应该分得一份土地。所以，在他欣然答应给我那几亩荒地之后，还把我入住的竹楼前面的三亩竹林给了我。
后来，我和芦雅、伊凉一起动手，从屋前的这片竹林砍伐了很多碗口粗的青竹，将竹楼院子围上了木桩墙。每当傍晚的时候，我可以悠闲地躺在竹椅上，目光穿过篱笆门，一直望到山脚下，这片美丽祥和地彝族山村。
村长老头对我们很热情，隔三差五就上山来到竹楼看看。这老头每次过来，嘴里都会叼根儿烟袋，他倒背着手，一副很替我们满意的神态。我非常惊讶，他就像一个演员，每次和我说话，都要撑着一副壳子。我搞不懂，他为何不能放松下来，为何总是模仿电视里那些领导视察别人工作时的姿态。
这老家伙很是圆滑，他曾经给我们送来一碗他媳妇炖的鹅肉。当时他蹲在我竹楼小院子的中央，抽了几口旱烟后，对我说 “你这院子挺敞亮，空着多浪费，不如养几只家禽，或者养几头牛羊猪。这些畜生好伺候，打个结实的木桩，用绳子把它们栓牢在上面，每天上山割几筐青草，喂到年底也得两千多收入了。”
自从老村长拿了我五万五千元人民币，他似乎天天脸上挂着乐悠悠的神情，一身老骨头似乎年轻了几岁。不过，老村长的话倒是提醒了我。我和芦雅、伊凉三人，住在半山腰上的小竹楼，虽然偶尔会有上山干农活的村民路过院门，但我还是觉得生活中少了以往的生气。
我想买几只大白鹅蓄养，于是便问老村长，山村中有无集市。老村长笑了，眯缝着眼睛对我说“是不是想买禽畜啊，不用去集市，在我家买就是了。集市上的品种和价格你不熟悉，买了容易吃亏。”
看着芦雅和伊凉开心地趴在门口小竹桌上吃着老村长送来的铁锅炖鹅肉，我知道自己无法拒绝这位老村长。万一人家是好心，而我不知道领情，反而给自己以后的生活添堵。
自从在火车上领教了那位老太太的一脸鄙夷，我已经暗中留意了这些。在这里，别人想对自己好，无论自己愿意与否，似乎都要领情，不领情就会遭人记恨。哪怕自己不喜欢，甚至很讨厌，但也必须强装颜笑。不然，人与人之间就再也找不到第二种方式来作为共处的手段。
最后，我给了老村长三百元人民币，到了第二天，他的大儿子就给我送来了五只大白鹅。芦雅和伊凉都很高兴，这样一来，她们就有事可做，打发大把的空闲时间了。
自从院子里有了呃呃鹅叫，这不仅对看家护院起了一丝小小作用，芦雅也会每天第一个早起，去鹅窝里捡蛋。她俩正是长身体的阶段，我们日常饮食里除了青菜，鹅蛋就显得格外美味和营养。
除了村长送给我的这片竹林，我还可以在其他村民家的竹林里走动。当然，我不能乱动人家辛苦种植后用来卖钱的竹子，但藏在竹林子土壤下偷吃根须的竹鼠，却没少被我捕捉。
这些竹鼠，头大眼小，小短嘴和豆粒似的耳朵，使它们看上去很像松鼠。但这些野生的家伙们，个个吃得腮肥腰圆，我有几次抓到的大竹鼠比成年山兔还大，提回竹楼炖上一锅肉，既美味又营养丰富。
在我八岁之前，父亲就常给我捉山里的野味儿吃。而现在，我又能吃上这种富含胶原蛋白的美餐，接受这片山水的养育恩泽。
一切安顿下来之后，我去附近的县城给杜莫打电话，告诉他关于我们现在的邮寄地址和生活状况。杜莫果真去应聘了，他现在是一座中小城市里的大学教师，专门给学生们上外语课程。
这令我大为吃惊，杜莫这个家伙，一个名副其实的海盗，才到中国不足一周的时间，居然成了“人民教师”。我告诉杜莫，必须每周都要和我联系，而且只能用信纸交流。
我给杜莫写信时用的地址，是距离我入住的山村最近的县城。我告诉县城邮局旁边的一家肉食店的老板，每周帮我接收信件，我会定时来取信。我每次进城，都会提着两只鲜活的大竹鼠，送给肉食店老板做报酬。
据老板称，县里的各个领导们，现在对鸡鸭鱼肉乏味的很，他们只要下馆子，都会提前通知酒店老板，准备些山珍野味儿，别再一大盘子又一大盘子地摆那些饲料催肥起来的垃圾食品。县领导们现在追求绿色产业，就是在吃吃喝喝上，也不忘记温习文件精神。
我很担心杜莫这家伙，因为他一旦进了行政单位，难免不被沾染上套路，难免不与个别垃圾为伍。一旦哪天因得意忘形而惹上血光之灾，那些杀手也不会通过杜莫寻找到我。
杜莫虽然和我通信，但他并不知道我居住在哪个村子，也更不会知道我在半山腰上的小竹楼。肉食店的老板，只管帮我收信，以此换到野生竹鼠后高价卖给酒店，酒店再以更高价卖给吃喝的领导，最后只能由纳税人在这张县政府白条上签收，为几只死老鼠签单。
这些很扯淡的事儿，已经离我很遥远，就像我父辈那些事儿离我很遥远那样。我没必要去管，有心也望尘莫及，因为这是一个县城内法制和人文素养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最终还要由人民来办。我，只会拿枪杀人，杀那些总想吞噬我意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