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月恋(2)

霍达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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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聚得太多的委屈、压抑得太久的情感,就等着向他倾诉,他终于来了!但他没有走近她,在距离两步远的地方停下了,温和地微笑着说:“不要哭,一个大学生了嘛,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这一句话,反而把谢秋思含在眼眶中的泪珠催落,这是班会的唇枪舌剑都没能做到的!她当然“不是小孩子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她需要的已不是父母的慈爱,而是更高、更深的情感;这些,似乎同学们都不能理解,也许理解她的只有楚老师!

    “楚老师,伊啦那样整我,好像我同依犯了啥格罪,”她泪眼仰望着楚雁潮,“依……侬勿会怕格,对喽?”

    楚雁潮脸上的微笑褪去了,他哪还能笑得起来啊!“这根本谈不到‘怕’还是‘不怕’,”他说,“班上开那样的会,我是不赞成的,因为‘问题’并不成其为问题,我对你和对每个同学都一样,没有什么可‘议论’的!是不是这样?谢秋思同学!”

    谢秋思愣住了。难道郑晓京所说的话就这样被证实了?“楚老师对你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她苦苦寻找的、顶着压力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楚老师从来都没有歧视过她的家庭出身,还在英语课上多次表扬她,并且对她的课外阅读提出比别人更高的要求,难道这些都和别的同学“一样”?一点儿特别之处也没有吗?楚老师的回答似乎是很肯定的:没有!

    羞涩、懊恼烧红了她的面颊,对一个少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爱情上的碰壁更难堪的了。小小的年纪,她已经两次失误:先是爱上了不值得爱的人,后是爱上了根本不爱她的人!她是自爱的,现在应该退却了,退到和别的同学“一样”。但是,后果是什么?她失去的不仅是爱情,还有人格,她将在同学们面前永远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再也抬不起头来!她不能退。父亲常说:“成功往往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父亲解放前在事业上的成功、解放后对“进步”的追求,都是这种努力的体现。那么,她自己的爱情道路就封死了吗?也许楚老师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说违心的话,不得不把心中的那扇门暂时封闭,她为什么不再撞击一下呢?把它撞开!

    “楚老师,我知道……”谢秋思不再使用上海方言,为的使自己显得更稳重、更“书生气”也就更*近楚老师的气质,但下面要说的话却又有意和他拉开了距离,“您对学生是一视同仁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也没有嫌弃……”

    楚雁潮的神经不禁被刺了一下,他避开谢秋思探究的目光,向小亭走过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标准的‘无产阶级’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谢秋思当然不知道老师此时的心清,但她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猜测:老师显然没有把她入“另册”,而且对于像郑晓京那一套盛气凌人的做法是古就算“无产阶级”也表示怀疑。这就更鼓起了她的信心,跟着他走过去,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她苦思已久的问题:“老师,您说,一个人想到爱情……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吗?”

    “爱情?”楚雁潮心里一跳,这个女孩子好勇敢,她到底面对面地把这两个字说出来了!一个统来绕去的话题,终于挑到了明处。楚雁潮不能回避,但他也只能就她提出的问题本身,按照自己的见解给以解答,“爱情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独有的东西。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就没有爱情吗?无产阶级就没有爱情吗?我在英语课上说过;革命者也会有爱情。恐怕到一万年之后,人类之间已经没有了阶级,也仍然会有爱情!”

    谢秋思脸上泛起了笑容,老师的话无疑给她那被重重绳索捆着而又试图挣扎的思想松了绑。既然爱情不受“阶级”的限制,她还怕什么?“就是嘛,爱情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想爱谁爱谁,谁也无权干涉!楚老师,您说呢?”她的眼中闪耀着青春的光彩,热切地望着她所爱恋的人。“您说呢”三个字并不是简单的发问,而是要牵动他的心,让他更主动地袒露情怀,一个女孩子总不好先说“我爱你”。

    然而很遗憾,楚雁潮自有楚雁潮的思路,并不由她牵着走。

    “爱情当然是每个人的权利,但它很神圣,决不可滥用!滥施情感,必然葬送了最纯真、最珍贵的爱情!爱情对于人,就像生命。古人很崇尚‘士为知己者死’,但也不能为一时冲动便轻易献身,那样并没有什么价值。‘知己’应该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且是双方面的、缺一不可的……”

    谢秋思炽热的心冷却了!楚老师虽然一个字也没说到对她的情感,但字字都在告诉她,在他们之间并不存在那种“神圣”的东西。谢秋思俊美的外貌和缠绵的情感都没有牵动他的心!难道他是一个无情的人吗?不,无情怎么会这样谈论爱情?也许他的心目中已经有了更理想、更完美的“知己”?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爱情,是一种信仰,”楚雁潮踏着亭边的积雪,缓缓地说,“它贮存在人最珍贵、最真诚的地方——贮存在心里,它和生命同在,和灵魂同在……”

    雪花飘飘。小亭周围的雪地上,两双脚留下两串印痕。周而复始,各人踏着自己的脚印。一男一女,谈论著一个并非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虚虚幻幻而又实实在在的神物:爱情。

    196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审核了关于楚雁潮等教师的职称确定与提升问题的报审材料。

    西语系党总支委员兼英语专业二年级班长郑晓京列席了会议。

    根据1960年颁发的有关文件有关条款:(三)高等学校教师必须接受**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历史清楚,思想作风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著作,不断提高马克思列于主义的理论水平,积极参加劳动锻炼,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品质的修养。

    (五)合于本规定第三条要求,并且具备下列各项条件的助教,根据工作需要,可提升为讲师:1。已经熟练地担任助教工作,成绩优良;2。掌握了本专业必需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知识与技能,能够独立讲授某门课程,并且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3。掌握一门外国语,能够顺利地阅读本专业的书籍会议通过了对其他教师职称的确定或提升,但对楚雁潮却展开了争论。

    多数委员认为:楚雁潮作为严教授的助教,一年来工作成绩极为突出。实际上,在严教授健康状况极差、根本不能授课的情况下,他完全独立地讲授英语课程,表现出出色的才干,并且具有很大潜力。在英语教学和对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研究、讲述中,都有独到的见解。他已经完全具备提升为讲师的条件。

    但是,这些毕竟都是第二位的,必须隶属于“合乎本规定第三条要求”的前提下。当然也没有人认为楚雁潮反对党的领导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历史清楚”这一条一旦被郑晓京十分显眼地提出来,就谁也说不清楚了。况且还有“思想作风好”,他够不够,可以讨论嘛……

    少数压倒了多数,结果楚雁潮的提升未获通过。他将继续以“助教”的身份做讲师的工作而实际上必须完全顶替严教授。

    楚雁潮本人是没有资格听会的,等他知道了这个结果,命运已经被决定了。他感到蒙受了一次无法容忍的侮辱!不是因为那一点儿和工资待遇的差别,而是“名”,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不可能不十分珍重自己的“名”。既然我没有做讲师的资格,为什么还要我独立授课?不能另请高明吗?但是,他一想到恩师严教授,满腔的怒气却又不能发作。严教授也是校务委员,虽因病未能出席,但会议的决定也“代表”了他。严教授是他最尊敬的老师,他是严教授最喜爱的学生。两年前,他毕业的时候,外文出版社点名来要,严教授犹豫再三,尽管认为外文出版社是个非常理想的去向,还是建议他留在母校,先帮老师几年,因为北大师资缺乏,严教授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他听从了老师的挽留。他知道,严教授这样做完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学生,未来的学生。他决心继承老师的风范,在教学园地上躬耕下去。他帮助老师甚至顶替老师做多少事情,都是应该的。现在,他难道能够一怒之下推掉这一切吗?

    他默默地接受了校委会的决定,没有向任何人申诉。即使申诉,也没有任何意义。他知道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12月30日,星期六。

    雪还在下。严冬总要过去的吧?1962年的春天已经遥遥在望。窗外那漫天飞舞的雪花,令人向往阳春三月那拂着窗帘、撩人思绪的柳絮。

    新月在医院里住得太久了。同室的那两位病友先后都出院了,现在只剩下她自己。她应该感谢这囚室似的病房,这里比她的西厢房温暖,整整一个冬季,她没有再被风寒侵袭,关节疼痛、胸闷气短、咳嗽等等症状渐渐消失了,抗“O”、血沉、心电图、X光……一系列的检查,她从卢大夫那儿得到的答案都是慈祥的微笑,她觉得自己在好起来。家里的亲人经常轮流来看她,她询问家里的情形,他们总说,挺好,挺好,好像家里什么事儿也没有,一切正常,她也就不必牵挂了。每个探视日,楚老师都准时到这儿来……

    今天又是探视日,她等着楚老师。

    陈淑彦却先到了,披着一身的雪,脸冻得通红。

    “嫂子,这种天气,你还来?”新月感激地说。

    “不来,我怎么放心呢?”陈淑彦放下手里的饭盒,掸着身上的雪。

    “你……又带吃的来了?”

    “趁热吃吧,姑妈特意为你炸的松肉,让我赶快送来,你瞅,还没凉呢!”陈淑彦打开饭盒盖,姑妈做的拿手好菜炸松向;黄灿灿、香喷喷,冒着热气。

    新月用筷子夹起一块松肉尝尝:“真香啊,还是家里的菜好吃!”

    陈淑彦笑笑说:“你爱吃就好!姑妈本来要给你炸黄花鱼,哪儿都买不着,所以……”

    “不要为我这么费事儿!”新月放下筷子说,“这儿又不是没饭吃,刚才的午饭就吃得挺饱,你送来这么多松肉,就只好留到晚上吃了。以后你再来,别带吃的了,见到你们,我就很高兴,感情比物质更珍贵!”

    “那我以后就多带点儿感情来!”陈淑彦笑着,坐在她旁边,“看起来呀,姑妈对你的感情,比我更深,今儿非得亲自送来,我说天儿下雪,路滑,就没让她来……”

    “那你怎么没和我哥一块儿来?”新月问。

    “你哥?”陈淑彦对这个问题有点儿措手不及,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然,她可以说:今儿不是星期六,你哥下班儿晚;也可以说:你哥最近太忙,我就多跑跑腿儿吧;或者随便说点儿别的原因,都可以。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她心里所想的。几个月来,她总觉得自己和天星之间好像隔着点儿什么,却又说不清。那天,他一夜都没着家,天明了才像个落汤鸡似的跑回来,问他上哪儿了,只说:“加班儿!”问他车呢?雨衣呢?他愣愣地说:“哦,忘了。”她又问他是不是在外头出了什么事儿,他只说:“没有。”就再也一言不发了。她暗暗地为丈夫担心,后来却也没看出有什么事儿,还是照常上班、下班、吃饭、睡觉,话却越来越少了。虽然夫妻之间没吵过嘴,没打过架,有时候甚至互相很客气,但这就够了吗?两人从没有一块儿去看过电影、逛过商店,就连到医院里来看新月,也常是各来各的,这哪儿像两口子啊?她过去所憧憬的爱情、婚姻,是这样的吗?她怀疑丈夫是个木头人、石头人,根本不懂得爱情,怎么一颗热心暖不过来他的冷肠呢?她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只看着公公婆婆好、小姑子好、家庭好,就以为一定是个美满婚姻,而这些,并不能代替丈夫,也并不等于爱情啊!……片刻之间,陈淑彦的心头翻起千头万绪,却一句都不能对新月说。新月毕竟是天星的亲妹妹,听她说这些,会怎么想呢?她不愿意给病中的新月再增添烦恼,影响病情,况且,她心里的那一团乱麻要想理出个头绪来,用语言表达清楚,也难。没法儿回答新月,她只好往别处扯了,勉强笑了笑,说:“你哥不能跟我一块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