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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夫塔说的是在粉碎反革命暴乱的时候，那时图夫塔和保尔被编到了同一个小组里，有一天，他们一同被派去一位教授家里执行搜查的任务。保尔居然认识教授的女儿。他们的谈话被图夫塔偷听到了。教授的女儿问保尔：“柯察金同志，我真的难以置信，难道真的就是你要带人来我们家里搜查？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我实在是太伤心了。你原先好像是对我们的家庭知根知底的啊。”保尔对她的发问，平静地回答说如果在他们家里不能发现任何可疑分子的话，他们小组的成员就会主动离开的。图夫塔就抓住保尔的这句话做了文章，他要求保尔解释清楚，他与这位资产阶级小姐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勾勾搭搭的？
保尔·柯察金的表现一贯都是很好的。他这天非常不容易地控制住了自己冲动的激愤情绪。他是这样对图夫塔说的：“伙伴们，坦白说，如果是你们中的哪一位说我与资产阶级的分子勾勾搭搭，那我肯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会觉得十分委屈。但是现在幸好是图夫塔故意污蔑我，既然他存心要恶意中伤，我在乎也没有意义而且完全没有必要。图夫塔往往是在我与大家都在为革命事业忙碌准备的时候，不仅不和大家一起干，反而还像条疯狗一样乱咬人，简直是惟恐天下不乱。他究竟是在搞什么，没有人明白。当然，我还是有必要要向大家解释一下那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些话当然不是对图夫塔说的，因为没有必要，而是对我的朋友说的。我曾经在1920年，在那位教授的家里寄居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互相熟识了。我可以担保那真的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我知道我以前也犯过一些政治错误，我也一直都牢牢地记在心里，虽然以前从没有任何一位同志与我算这笔老帐。今天图夫塔在这里以此来攻击我，他是错误的，我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要你们让我到了工地上，我就有可能为自己证明这一点。”
保尔的话被大家打断了，他们示意他可以不用再往下说了，大家都相信他是清白的。图夫塔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保尔也被批准去博亚尔卡了。我很想在保尔动身前往博亚尔卡之前再与他好好地见一次面。
交通专科学校里，各个年级的班长都在把他们的同学们召集起来，一同去开大会。说话声将学校两层的大楼搞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常，这时，保尔的袖子被人拉了一下。
一个小伙子与他打了声招呼：“你好，保夫鲁沙，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这个小伙子头上戴着学校的制服帽，有好大一绺波浪似的卷发从帽子底下钻了出来。他的目光看起来相当严肃。
他是保尔的同龄兼同乡，叫阿廖沙。阿廖沙的哥哥与阿尔焦姆是同事，他同样也是在机车库里做钳工的工作。阿廖沙能够上学读书完全是靠全家人节衣缩食来为他凑钱的。阿廖沙本身也在读书时做着兼职，他先是从技校的高级班毕业，然后又到这个交通专科学校来深造。
会议是在一个宽绰的大教室里召开的。当时为了要争取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一直争论着，开到了深夜。一年级，阿廖沙任班长，他们那班的民主气氛相当浓厚；还有个达尼洛夫，一个长着一双充满幻想眼睛的小伙子，他是机械系一年级的班长。在这两个班级里，赞成票占了主流。所以第二天早上，学校团支部决定同意派四十名学生到那儿去协助修筑铁路。
火车上最后几箱工具终于到位了，乘务员做好了全部准备工作。天阴阴的，一直在不停地下着雨。
丽达的皮夹克因被雨淋湿了显出一股透亮的光泽。那皮夹克上的雨珠一粒粒地如小玻璃珠似的往下掉。
她今天是为了送人才来的。她把托卡列夫的手握得紧紧的，声音压得低低的，说：
“同志，祝你们成功。”
托卡列夫灰白眉毛底下的眼睛，望着她，放射出一股慈祥的目光。
他随口抱怨了一句：“对，他们就是存心要给我们找麻烦。”可他其实是一直都顺着自己的思路在说。“你们在这儿也要多留心些，仔细点做事，不要给别人留下什么把柄。记住，姑娘，一旦有谁想从中作梗，你们就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这帮人办事情总是能拖就拖，不讲效率，哦，小姑娘，我真的得走了。”
托卡列夫下意识地又将他的短外衣紧了一下。丽达在他临上车的一刻，装作不经意地随口问了他一声：
“保尔这次为什么不与你们同去呢？我今天好像没有在那群小伙子中见到他的身影。”
托卡列夫答道：“昨天，他先和技术员们乘检道车一块儿走了，他这次得为我们打前站呢。”
远远地，扎尔基和杜巴瓦顺着站台匆匆地向托卡列夫这边走过来了，安娜和他们走在一起。她身上穿的是一件短外套，她还用她那纤细的手指夹了支烟，烟倒是早熄了。
这三个人渐渐地走近了，丽达望着他们，又问了托卡列夫一个问题。
“保尔跟着你学习得好吗？”
托卡列夫显然对这事表现得非常诧异，他好像是吃了一大惊：
“怎么，他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学习吗？他还一直在我面前提到你呢，夸你教得好。”
丽达听了老人的话，觉得真的是难以置信。
“可是，难道这是真的吗，托卡列夫同志？是保尔他自己对我说，他跟我学了之后，还得时常到你那儿去补课。”
托卡列夫听了以后忍不住大笑起来。
“是保尔说常找我给他补课？……可是我根本就没怎么见他上门来。”
就在这时，汽笛声传来了。已经在车厢里的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大喊：
“乌斯季诺维奇同志，你就让托卡列夫同志上车来吧。你老拖着他说话可不行，我们没有他的指导就什么事也干不了！”
本来他还想再说些话的，可是当这位捷克人一看到扎尔基、杜巴瓦、安娜走了过来，他就闭嘴不说了。安娜那双明亮而又活泼的眼睛吸引着他，但当他看到她对杜巴瓦流露出惜别的微笑时，他的心里突然感到了一阵苦涩。他于是非常慌忙地离开了车窗。
秋雨一直在不停地下着，不时扑打在路人的脸上。在空中缓缓飘动的是一团团灰色的乌云，听说那叫积雨云。到了秋天这个季节，大片大片的树叶开始飘落，好多树叶落得光秃秃的。那棵老榆树就是一副愁苦模样，它身披褐色的苔藓，全身皱皱巴巴的。老榆树繁盛时的风光已经不在，全随无情的秋风吹拂而逝去了，那些秃顶的树，现在看来是那么的无精打采。
在林木之中，孤孤单单地立着的是一座小车站。从车站的石砌货运站台开始修了一条路基，这条新修路基的末端一直延伸到了森林的深处。有一群一群的人站在路基的两旁，显得十分热闹。
人们的靴子底下粘了许多泥巴，所以走起路来嘎吱嘎吱地作响，听起来十分令人讨厌。人们在路基的两旁挥汗如雨地干着，他们挖土挖得非常费劲。铁锹发出的嚓嚓声十分沉闷，有时铁锹砸在石头上发出一种刺耳的当当声。
雨点就好像在筛子的筛选后淅淅沥沥地由天上落了下来，任冰凉的雨水一滴滴地淌进人们的衣服里去。人们的劳动成果也被雨水冲走了，好多像稠粥一样的泥浆在雨水的冲刷下由路基上向泥流流泻。
虽然衣服在雨水的侵袭下变得又重又凉，但人们的工作热情一直十分高涨，大家每天总是要干到天黑了才休息。在建设者的辛勤劳动下，路基也越修越长，它在一天天地向森林深处延伸而去。
有一座非常破烂的石头建筑物的空架子，孤单地立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人们搬走了所有能拆装、卸下、砸坏的东西。于是，最终门窗变成了小小的洞眼，炉门也渐渐成了黑黑的窟窿，破旧的桁架和椽子从房顶的破洞里露了出来。
未受到损坏的倒是足有四个大房间的大片水泥地，每天有四百多个人躺在那上面睡觉，他们穿的都是那种沾满了泥浆的湿衣服。人们将衣服在门口拧干，门前淌的都是一股股脏水。恶劣的雨天和泥泞的土地使他们忍不住抱怨、咒骂起来。他们的话听起来甚至很粗野。人们在水泥地上铺了一层薄薄的干草，大家一个挨着一个地睡，借助体温相互取暖。衣服虽然开始冒汽了，但却从来都没有干透过。他们用麻袋来遮挡窗洞，但雨水仍然渗过麻袋，滴落在地上。屋顶上仅剩的铁皮被密集如榴霰弹般的雨点无情地叩打着。
厨房是由破旧的板棚盖的。大家每天早上都在这儿喝茶吃早饭，然后就立刻赶去工地干活儿。他们中午吃的是最简单的素扁豆汤和一磅半黑得像木炭一样的面包。
城里能供给的伙食也只能是这样的了。
波托什金是这儿的工程师，他是个老头儿，长得瘦高瘦高的，坚毅的脸上还有两道深深的皱纹。而那个生得矮矮壮壮，脸很粗糙，鼻子长得非常肥厚的人则是技术员瓦库连科。他们两人一同住在火车站站长的家里。
在霍利亚瓦家的小屋子里，还多住了个托卡列夫。霍利亚瓦是一名在车站从事肃反工作的人员。他的两条短腿，很有特点，好动如水银一般。
虽然不断有困难产生，但工程队的筑路勇士们都是毫不畏惧地以坚强超人的毅力拼命坚持着，苦干着。
路基一天天修长了，一直延伸在森林的深处。
不过，工程队里还是有九个人开了小差，后来，又有五个人顶不住溜走了。
筑路工程队在工作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发生在工程开工后的第二个星期中。一天晚上，面包并没有如以往一样由火车从城里送来。
托卡列夫也是被杜巴瓦叫醒告知这件事的。
托卡列夫现在是工程队的党组织书记了，他也犯了愁。他的两条毛茸茸的腿垂在地板上，手重重地挠着胳肢窝，苦思冥想着。
“他们终于开始捣乱了！”他一边低语，一边匆匆忙忙地穿好了衣服。
这时，一个圆球滚进屋子里来了，仔细一瞧，那是霍利亚瓦。
托卡列夫立刻关照他：“快去打电话给特勤处，就说我们有急事儿。”接着，他又仔细交待了杜巴瓦几句：“面包还没有运到这件事，你可要顶住，不论谁问起，你都不能说，这是绝对不可以泄露出去的。”
霍利瓦尔与电话接线员好说歹说一直磨了半个小时，简直耗尽了他所有的耐性，这才拨通了朱赫来的电话，顺便提一句，朱赫来现在已经是特勤处副处长了。就在刚才霍利亚瓦差点儿与接线员争吵起来的时候，托卡列夫气得直咬牙跺脚。
“你说什么？面包竟然还没有运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放心，这事儿我会马上去查的，到底是谁干的蠢事。”朱赫来在听筒那边听到这个消息后，显然已经暴跳如雷了。
托卡列夫也是非常恼火：“那么你说，我明天应该让大家吃什么来填肚子呢？”
那边先是一阵沉默，这显然说明朱赫来也正在考虑现在应该如何来补救。半天，朱赫来才回答说：“你放心，我们一定连夜把面包送到你们那里去，保证不会让大家饿着。我让利特克开车去送，会快些，而且利特克认得那条路。我一定让他在天亮之前送到。”
事实确实如朱赫来所承诺的，第二天，天刚朦朦亮的时候，火车站里就来了一辆浑身都沾满了泥浆的汽车。那上面堆着一袋袋的面包。司机就是利特克，他从车上爬下来，一副非常疲惫的样子。这也难怪，他毕竟一整夜没睡觉了，他看起来脸色很差，苍白苍白的。
随着修筑铁路工作的进行，各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矛盾也日趋白炽化。铁路管理局的通知刚刚下达，他们的通知说是修筑铁路用的枕木已经用完了，他们再也找不到多余的车辆将东西运来，所以，他们一下子无法将铁轨和火车头送到工地来。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有好些火车头需要好好地修理一番。眼看着第一批筑路人员被派去的期限快到了，可是第二批筑路工人却还没有着落，他们不可能再硬将第一批工人留下来埋头苦干直到找到第二批筑路工人为止。
一群积极分子紧急地聚在旧板棚里，条件十分简陋，他们只能围坐在一盏旧油灯旁讨论商量，一直谈到很晚。
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维切克在第二天早上就早早地离开了工地，他们的任务是去修理火车头和运送铁轨，另外，还有六个人跟着他们去。原来曾当过面包师的克拉维切克这次要去供应部门任监督员，剩下的八个人都要到普夏——沃基察去。
这天还是不断地在下雨，丝毫也没有要停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