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反清时机

羽落凡心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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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朝廷清廷最激烈的一场权力斗争,却是以一种表面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肃顺和慈禧双方都有礼有节。

    两宫太后的回京队伍,由胜保亲自率大军护送,从热河启程后不久便遭遇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无法前行,两宫太后无奈,只好于峡谷中寻找避雨歇脚的地方,衣食与住宿也没有提前安排,她们几乎成了落汤鸡。

    此时,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队伍也因为下雨,行进迟缓,落后她们大约有十英里。

    慈禧此时依然不忘礼节,以两宫的名义,派了几个人返回梓宫歇脚处,询问咸丰皇帝灵柩是否安妥。

    怡亲王、肃顺及诸位赞襄大臣回复称:“灵柩已经安全抵达第一个休息地。”

    接到消息,慈禧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千金赏予搬运者,以示对他们辛劳的肯定和赞赏。

    怡亲王载垣又犹豫不决了,对肃顺说:“本王看慈禧没什么异常,要不取消行动,等我们回京后再看她的表现吧,大行皇帝刚逝,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授人以柄?况且皇太后是无辜的。本王看胜保会坏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肃顺虽清楚,只要慈禧太后活着,自己的危险便会时刻增加,便劝说怡亲王载垣。

    怡亲王载垣没有说话,他仍然不忘职责及大清礼仪,派人回奏两宫太后,感谢她们对咸丰皇帝遗体的担忧挂念。

    慈禧也回复怡亲王载垣,赞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就这样,在一路的生死较量中,两方始终保持以礼相待。

    两宫的太后队伍到了古北口。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位于密云区东北部,距离京城约二百四十里,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这里就是肃顺打算除掉两宫太后的地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纪泽。

    曾纪泽对肃顺说过,杀慈禧最好的时机,是在咸丰皇帝死后,当时可以立即伪造要慈禧陪葬的诏书。但是肃顺的心不够狠,也没说服怡亲王载垣。

    在古北口杀两宫太后,嫁祸捻贼,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决定。此时,两宫太后有胜保的大军护卫,小股的捻贼根本靠近不了两宫的轿子。

    天已经快黑了,荣禄离开了送葬队伍,带上自己的一小队人马,快马加鞭赶去古北口营救太后,并在她们到达古北口前赶上来了。

    曾纪泽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之间。

    这个抉择对曾纪泽来说,并不揪心,他在等父亲曾国藩的决定。

    而曾国藩的决定,要比曾纪泽揪心得多,他面对的选择,是要不要反清。

    曾纪泽在湘军拿下安庆之后,就跟曾国藩写了一封带暗语的密信,说1861年底,是湘军反清的最佳时机。曾纪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转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但曾纪泽还是要试试,他劝曾国藩先反清,占据江南,和大清王朝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

    当时确实存在着改朝换代的机会,咸丰死后,以肃顺为首的朝臣势力、以恭亲王为首的帝胤势力、以慈禧为首的帝后势力互相倾轧,不能形成对外的合力。此时,湘军如果造反,确实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曾纪泽为什么选择带兵北上勤王的原因,他要保持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的平衡。

    当时咸丰驾崩、幼帝即位,京城里的人心比较浮动。这种时候举旗造反,民众不会对清朝绝对忠诚。而江南大营覆灭,僧格林沁、胜保率领的八旗兵也兵败八里桥,清朝的正规部队遭受了重创,湘军起义是有可能会成功。

    曾纪泽不认为曾国藩反清应该在攻陷江宁后,举兵北上。他觉得湘军最好的举义时间,只能是攻陷安庆后的这段时间。当时湘军将领对曾国藩的推戴,几乎全部发生在1861年前后,而在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后,反而没人提反清的事了。

    为什么湘军不能等攻克江宁后再起义胜呢?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1865年,她罢免恭亲王奕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之职,恭亲王毫不敢反抗。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慈禧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势。这时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老百姓对清廷的信心,也有所恢复。这个时候的清朝,不太容易被推翻。而且当时洋人也比较认可清廷。而且1865年,曾国藩对于湘军的统摄能力已经下降了许多。

    反而是攻克安庆后不久,胡林翼病逝,这时候曾国藩成了名义上的湘军的唯一统帅。此时的曾国藩,对于除了刘长佑、刘坤一一系湘军以外的各路湘军,都有着比较强的统摄能力。左宗棠羽翼未丰,也听曾国藩指挥。

    然而,从1862年淮军建立到1864年湘军攻克江宁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李鸿章都自立门户。如果曾国藩在攻克江宁后造反,左宗棠、李鸿章很可能不会跟从,甚至会帮助清廷消灭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真正能够控制的部队,只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及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以这点实力争衡天下,无异于蚍蜉撼树。

    而且,等到1865年,曾家嫡系部队的战斗力会下降许多。吉字营攻克安庆时,只有一万多人,基本上都是精兵。但之后为了迅速攻克江宁,盲目扩招到五万,士兵的平均战斗力下滑。这时候的吉字营,已经没有了刚开始时的那种冲劲,都指望着攻克江宁抢掠一番,然后回湖南老家过好日子,战斗力早已不能和攻克安庆后的那段时间相比。靠这样的军队争夺天下,是不行的。在1865年,曾国荃对曾国藩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精锐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

    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时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

    这一番话,是无奈的事实,叫曾国荃无话可说。而且,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增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慈禧对湘军早有防备。

    反不反清,1861年底,曾国藩也不是没考虑过。安庆破城不久的一天晚上,曾国荃率湘军高级将领30余人突然求见曾国藩。见面后,所有将领齐刷刷跪倒,一言不发。须知,在当时,劝进是成则王侯、败则诛九族的举动,这无言胜有言的场景只能靠曾国藩慢慢体味其中的奥义。见大哥面无表情,按捺不住的曾国荃递上一张纸条。打开纸条,映入曾国藩眼帘的赫然是“东南半壁无主,涤公岂无意乎”两行字。

    见此,曾国藩大喝一声:取纸笔!纸笔到后,曾氏挥毫疾书,完后把笔一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才趋至书案前,见曾写了14个大字:“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这幅集句联上联出自苏轼的诗,下联出自王安石的诗,在这里,曾国藩明确向众将表示:我崇尚清高、淡雅的圣贤,称王称帝,成就一方霸业并不是我终身的追求。

    其实,早在安庆劝进之前,李元度、左宗棠、彭玉麟、王闿运等众多湘军将领和社会名流都对曾国藩有过或明或暗的示意。湘军攻克安庆后,曾的幕僚李元度撰成一联呈给他,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审慎的记载,虽不便明记,但大概应指此事。不久,左宗棠又托湘军二号人物胡林翼为曾送来一联,其联为“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看后,立即将“似”字改为“未”字,以表明心迹。

    曾国藩的脑袋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作为饱受儒家传统文化浸染的理学大家,“名份”观念是曾氏内心无法迈过的一个坎。整日标榜“忠孝”,却一朝谋反作乱,这无异于自己狠狠抽了自己一记耳光,对于视名节如生命的曾氏而言,天下人尤其是天下士人的骂声会把自己“淹没”。况且,按照曾国藩推崇的老庄之道,“花未开全月未圆”方是人生最佳状态,自己能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走到位极人臣的高位,“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已经不是什么好兆头了。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不敢越雷池,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曾国藩也有自己的野心。

    曾国藩心想,湘军要想起义成功,必须首先处理好和太平军之间的关系。如果湘军能和太平军达成谅解,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实现联合的话,推翻清朝易如反掌。如果湘军能够稳住太平军,虽然不联合但也不相互攻击,则湘军北伐推翻清朝的可能性是有的。如果湘军完全不能和太平军改善关系,则难以两边作战,推翻清朝。

    曾国藩和洪秀全不共戴天,他是不大可能向洪秀全那种落地秀才妥协的。所以,第三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前两者。

    湘军要想北上推翻清朝,还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军饷的问题。关于湘军军饷,我在下一章中将会详细叙述。大家会看到,军饷的筹集是多么的困难。

    就攻陷安庆前后这个时间段来说,曾国藩所能依仗的军饷来源其实只有湖南一省。但即便是湖南,也因为石达开的两次袭扰,经济受到重创,能够提供给湘军的军饷不会太多。

    湖北在胡林翼逝世后,成了官文的天下。湘军要造反的话,他不但不会帮助,反而会成为镇压湘军的急先锋。江西官场与曾国藩关系一直很僵,所以不可能为造反的湘军提供军饷。安徽刚刚经历大的战乱,根本没有可能提供军饷。至于其他省,更不会提供军饷。

    没有军饷,湘军不可能打胜仗,这是曾国藩最担心的问题。

    曾国藩觉得攻克安庆前后虽然存在着造反成功的时机,但并不成熟。强行去做可能没有好结果,舍生取义固然可嘉,但自己必须活着。只有活着,才能为家族、为民族做出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曾国藩给曾纪泽送去回信,说国内动乱频仍,列强环伺中华,内忧外患之中,不想再度置民于水火,不想让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

    曾纪泽看到曾国藩的回信,曾国藩的态度,在他的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他已经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骑在一匹高大的黄马上,双腿一夹紧马肚子,带人往古北口方向疾驰而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