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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视角不同是专业和业余之间唯一的区别
现在回到1907年10月。我买了一艘游轮，随时准备离开纽约到南海转转。我特别喜欢钓鱼，这次终于可以开着自己的游轮大钓一场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什么时候动身就什么时候动身。我在股市赚够了钱，万事俱备，可到了最后关头，玉米期货却绊住了我。
我必须解释一下，在我赚到一百万的那次钱荒之前，我也一直在芝加哥做粮食期货。我研究了很久的粮食市场，一直看跌玉米和小麦，就像我看空股市一样。我放空了一千万包小麦和一千万包玉米。
它们都开始下跌。但是，在小麦不断下跌的同时，芝加哥最大的作手之一决定轧空玉米市场，为了避嫌我们就叫他斯瑞顿吧。我已经清空了股票，随时准备开着游艇到南部去，但我突然发现期货上出了问题。我在小麦上赚了很多利润，但斯瑞顿抬高的玉米价格却让我亏大了。
我知道，玉米虽然价高，但国内的玉米产量其实是过剩的。供求法则一如既往地奏效。道路泥泞，玉米不能一时涌入市场，但是只有斯瑞顿需要玉米。我曾祈祷寒流来袭，把泥路冻住解决运输问题，让农民可以把玉米送进市场。可惜天公不作美。
就这样，我本来高高兴兴打算去钓鱼的，却被玉米上的亏损绊住了，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当然，斯瑞顿一直密切关注着空头，他认为逮住了我这个大空头，我也很明白。正如我所说，我曾经寄希望于天气，但发现好像没什么神助，天气根本就无视我的祈祷，于是我开始研究如何自食其力渡过难关。
我结清了小麦，了结了高额利润，但玉米的问题实在让我头疼。如果我能以市价平仓这一千万包玉米，虽然损失很大，我会很乐意立刻这么做。但很显然，只要我开始回补，斯瑞顿就会全力轧我。而且，我一回补，就会推高价格，这样就助他一臂之力来轧我，这和用自己的刀割自己的喉咙没什么区别。
玉米虽然很强，但我去钓鱼的渴望更强，所以我必须马上想办法脱身。我必须进行一场战略撤退，回补一千万包玉米，价格还不能抬得太高。
碰巧斯瑞顿当时还持有大宗燕麦，他几乎垄断了燕麦市场。我一直关注整个粮食市场，粮食新闻之类的市场传言，而我听说强大的阿墨尔集团对斯瑞顿不甚友好，我是说在市场方面。我本来犯愁：如果我平仓玉米，就得按斯瑞顿定的价格来。但我一听说阿墨尔集团和斯瑞顿之间的不和，马上心生一计，我可以请芝加哥的期货散户们来助阵啊。他们能帮得上忙，斯瑞顿不肯卖玉米给我，他们卖给我就行了。能平仓，剩下的就好办了。
首先，我提交了限价委托单：价格每下降美分就买入50万包玉米。当委托生效后，我给四个券商发出卖单，他们同时向市场各抛出5万包燕麦。我知道这会让燕麦急跌。我了解期货商们的想法，他们会立刻认为阿墨尔已将枪口指向斯瑞顿。当他们发现燕麦受到打压，自然会断定下一个就轮到玉米了，于是将纷纷抛出。玉米的垄断一打破，赚头可就大了。
我和芝加哥期货商们玩的这个心理战术简直天衣无缝。他们发现各地来的卖单让燕麦急跌，立刻纷纷卖出玉米。十分钟后，我就买入了600万包玉米。当他们停止抛出玉米时，我干脆以市价继续买入了400万包。价格自然再度上涨，但这一操作让我平仓整个一千万包空头时，只比最初的市价高了半分钱。而用来引诱期货散户抛出玉米而放空的20万包燕麦，回补只亏了3000块。真是性价比相当高的诱饵啊。小麦上的利润弥补了玉米上的大部分亏损，所以，我在粮食上总共仅亏了2.5万美元。后来玉米每包涨了25美分。如果当时我完全不顾价格就回补那一千万包玉米，真不知道代价会如何惨烈。毫无疑问，斯瑞顿就逮住我了，我就任他宰割了。
一个人做一件事很多年，就会形成一种习惯性的态度，和一般初学者非常不同。这种不同，将专业人士和业余选手区分开来。在投机市场，决定一个人是赚是赔的，正是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业余人士认为自己只想兼职赚点钱，所以自以为是，思考不深刻、不透彻；专业选手则只求做正确的事情，这比赚钱更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做对了事，利润会是水到渠成的。交易商应该向职业台球运动员学习，看得长远，而不是只关注眼前这一杆。一种直觉，让他们为每颗球都摆好了位置。
我听过一个故事可以很好地证明我的观点，是关于爱迪生·科马克56的。传说中的所有轶事无不让人认为，科马克是华尔街史上最能干的股商之一。他创造了一个警句：“切勿放空正在恢复元气的股票。”很多人觉得他只会做空，但他只是觉得做空时更有魅力，因为他可以充分利用人性的两大弱点——希望与恐惧。他那一代的老前辈们告诉我，其实他没有明显的个人偏好，而且他最大的几笔正是在多头市场上操作的。所以很显然，他并不偏爱空头，只是因时制宜罢了。总之，他是个完美的股商。
好像有一次，离牛市结束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已经看空后市了。著名财经作者兼评论家亚瑟·约瑟夫知道了科马克的观点。但在领涨股的刺激和媒体的乐观报道下，市场不仅强劲而且还在上涨。约瑟夫知道他这样的股商一定会好好利用利空消息，所以一天，他带着好消息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科马克先生，我有个好朋友在圣保罗公司做股票过户操作员，他刚告诉我一件事，我觉得您应该知道！”
“什么事？”科马克漫不经心地问。
为了确定科马克真的看跌，约瑟夫问：“你早就看跌后市了，对吧？”如果科马克不感兴趣，他就不会浪费宝贵的消息了。
“是啊，是什么好消息？”
“今天我去了圣保罗公司，每周我都去采集两三次新闻。朋友告诉我：‘老先生在卖出。’他的意思是威廉·洛克菲勒在抛售！我问：‘真的吗，吉米？’他回答：‘是真的，每涨个点，他就抛出1500股。我这两三天一直都在替他过户股票。’我一刻也没耽误马上就来告诉您了。”
科马克向来淡定冷静，而且，他已经习惯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疯狂地冲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各种各样的新闻、八卦、谣传、内幕和谎言，所以已经完全不相信这些了。
他只是说：“你确定自己没听错吗，约瑟夫？”
“确定吗？当然确定！我耳朵又不聋。”约瑟夫说。
“那你的朋友可靠吗？”
“绝对的！”约瑟夫断言，“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他从来没对我说过谎，他不会说谎！毋庸置疑！我知道他绝对可靠，我愿意用性命担保。我最了解他了，比你认识我这么多年对我了解得还多！”
“所以你能保证他说的是真的，是吧？”科马克又看了看约瑟夫，然后说：“好吧，你能保证。”他叫来他的券商惠勒。约瑟夫本以为会听到他下令抛出至少五万股圣保罗。洛克菲勒正在利用市场的强劲走势，倒出他的圣保罗持股，是投资股还是投机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标准石油公司里最高明的作手洛克菲勒正在出仓。普通人听到这个可靠的消息会怎么做呢？那就不用问了。
但是科马克，他那个年代最高明的空头作手，当时已经看跌后市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对他的券商说：“比利，去交易所，每涨个点就买进1500股圣保罗。”当时股价是九十多点。
约瑟夫急忙打断：“您说的不是放空？”他在华尔街也不是新手了，但他是以媒体的角度来看市场的，而媒体角度就是业余大众角度了。内线在抛，价格必然会跌，更何况这个卖家是威廉·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在抛，而科马克却吸！这怎么可能！
“不，”科马克说，“我说的是吸进！”
“难道，你不相信我？”
“不，我信。”
“那你不信我的消息？”
“我信。”
“你是看跌吧？”
“是。”
“那你在干吗？”
“那就是我吸进的原因。听我说，你要和那个可靠的朋友密切联系，只要洛克菲勒一停止这种阶梯式卖出，你就立刻通知我！懂了吗？”
“好。”约瑟夫说完就走了，他真是不太明白科马克到底在想什么，竟然吃进洛克菲勒倒出的股票。他知道科马克看跌整个股市，所以就更难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了。但约瑟夫还是去见了他那个做过户操作员的朋友，说只要洛克菲勒一抛完就通知他。约瑟夫定期去他的朋友那儿打听消息，一天两次。
一天，朋友告诉他：“老先生不卖了。”约瑟夫谢过他，带着消息直奔科马克的办公室。
科马克专心地听着，转向惠勒，问：“比利，我们有多少圣保罗？”惠勒查了一下，报告说已经积累了6万多股。
科马克一直看空后市，早在他开始买入圣保罗之前，就已经放空了一些其他铁路股和很多其他股票，他是市场上的大空头。他立刻让惠勒抛出持有的6万股圣保罗，并进一步放空。他用自己的持股作为打压整个市场的杠杆，这对他的空头操作非常有利。
圣保罗一路跌了44点，科马克来了一记绝杀，他玩得技术圆滑，故能大赚。讲这个故事，我主要想说的是科马克对交易的习惯性视角。他不经过大脑思考，就能立刻嗅到更加重要的东西，比在个股上的利润重要得多的东西。他看到天赐良机，不仅可以开始自己的大熊手笔，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适时地推市场一把。听到圣保罗的内幕，他选择吸进而不是抛出，因为他立刻看出这能给他的空头战役提供质量最上乘的弹药。
回过头来说我自己。平仓了小麦和玉米后，我开着游轮南下，在佛罗里达海域转悠，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像小时候一样无忧无虑。钓鱼真是太棒了！一切都很可爱。我不必挂念任何实情，也不自找什么麻烦。
一天，我在棕榈海滩上了岸，遇到了很多股友，还有一些生人。他们正在聊一个非常奇怪的棉花商。纽约传来消息说：珀西·托马斯57破产了。这个消息并不确凿，只是传言，人们说这位世界闻名的操盘手在棉花市场上遭遇了第二次滑铁卢。
我一直非常崇拜他。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大名，是当年谢尔登·托马斯证券交易公司倒闭的时候。当时，托马斯想轧空棉花市场，但不像他的合伙人那么高瞻远瞩，而且他还比较，在成功的边缘临阵退缩，结果功败垂成。至少当时整个华尔街都这么说。总之，他不仅没发成大招，反而成了那几年最骇人听闻的失败，到底亏了几百万，我也不记得了。公司停业了，托马斯开始单干。他一心扑在棉花上，不久便东山再起。他连本带利还清了所有债务，还多出来一百多万，而且那些债务并非法律强制必须还的。他在棉花上的东山再起，和迪肯·怀特一年还清百万债务的丰功伟绩一样令人惊叹。托马斯的勇气和智慧让我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
棕榈海滩上，每个人都在聊托马斯在3月份的棉花上的失败。相信你知道什么叫以讹传讹，传言中总会有夸大其词和添油加醋的成分，外加大量错误信息。我自己就亲耳听过一个关于我的消息被添加了许多新奇、生动的细节。消息在24小时内传回我的耳朵时，连我自己都不觉得那是在说我了。
珀西·托马斯新近的败绩，把我的心思从钓鱼拉回了棉花市场。我找来一批交易文件，仔细研读，想根据环境持个仓位。回到纽约后，我就放弃了研究市场。所有人都在看跌，纷纷抛出7月的棉花。我想那是因为社会性传染的作用：身边的人都在做某件事，所以你也会禁不住跟着做。这也许是羊群效应58的一种变体或另一种说法。总之，成百上千的交易商都认为，放空7月的棉花是明智的，是合时宜的，而且绝对保险。你不能说这种行为是鲁莽的，鲁莽这个词显得太保守。期货商们只看到市场的一个面和巨额利润，当然觉得价格会暴跌。
我当然也看到了这些，但我突然灵光一现：做空的人不会有太多时间回补的。我越研究大环境就看得越清楚，最后我决定买进7月的棉花。一操作我就迅速买进了10万包。很多人在抛空，所以我买进得很顺。当时根本没人买进，依我看，即使悬赏一百万，“无论死活，给我找到一个买进7月的棉花的人！”也肯定没人来领赏。
那时是5月下旬，大家不断抛出7月棉花，我就不断加仓，直到我把所有抛出的合约全部买进了，总共12万包。就在我买停后几天，价格开始上涨，而且涨势汹汹，一天就涨了四五十个点。
一个周六，大概是我开始操作后的第十天，价格涨势放缓。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想卖，我得自己去查证，所以我一直等到收盘前的最后十分钟。我知道这通常是空头最关注的时间，如果收盘于高位，他们就会被套牢。于是，我发出四张买单，以市价同时各买进0.5万包，价格又被推高了30点。空头们都见势想逃。市场以最高价收盘，请记得，我只是最后买进了2万包。
第二天是周日。到周一，利物浦市场按理说会高开20点，这样才能和纽约的涨势保持一致。结果利物浦高开了50点，涨势是纽约的两倍多。利物浦的上涨和我关系不大，它只说明我的推断很合理，而且我只是在沿着最小阻力方向交易。同时，我也清晰地记得这个事实：我手里有大宗棉花需要脱手。不管是迅速上涨还是缓慢上涨的市场，都无力消化数量太大的抛售。
当然，利物浦的消息让纽约的棉花价格跳涨。价格涨得越高，7月的棉花就越没人卖，我一点也没抛。总之，对空头们来说，那个星期一真可谓是刺激而悲伤的一天。虽然这样，我却看不到任何空头恐慌的迹象，没有出现大面积盲目的回补，而我手中还有14万包棉花，必须找到市场。
星期二早上我去公司，在大楼门口碰到一个朋友。他笑着对我说：“今天早上《世界报》上的消息很惊人呢。”
“什么消息？”我问。
“怎么？你没看报纸？”
“我不看《世界报》。”我说，“什么消息？”
“啊，是说你的，说你在轧空7月棉花市场。”
“我不知道这事。”我答了一句就走了。我不知道他信没信我的话，可能他觉得我很不够意思，没跟他说实话。
到办公室后，我派人拿来一份《世界报》。果然，报纸的头版上，大标题赫然写着：“拉里·利文斯顿轧空7月棉花”。
我当然立刻就明白，这篇文章一定会让市场骚乱起来。我一直在费尽心思研究到底该如何抛出我那14万包棉花，但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妙招。此时此刻，全美国正从《世界报》上或其他转载这篇文章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它甚至已经传到欧洲去了，从利物浦的价格来看，很显然，由于这则消息，市场已经疯狂了。
我当然知道纽约市场会有什么反应，也十分清楚自己该怎么做。10：00，纽约市场开盘，10：10，我的棉花全部脱手，整整14万包，一包不剩，大多成交于当天的最高价。期货商们是我的棉花的买进力量，而我只是看准天赐良机抛出。我能抓住机会完全出自本能，不然我该怎么做呢？
问题本来需要耗费极大的脑力才能解决，结果却被意外解决了。如果《世界报》没有印那篇文章，我就必须牺牲很大一部分账面利润才能抛光。抛出14万包不可能不压低价格，但《世界报》上的这则消息为我实现了一切。
至于《世界报》为什么会发表这个消息，我说不清，我也不知道。也许这位作者从棉花市场上的某个朋友那里听说了小道消息，认为自己抓到了一条独家新闻吧。我可不认识他，也从不认识《世界报》的任何记者。我自己也是那天早上9点后才知道他们登了这个消息的；而且，要不是朋友碰巧提到，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如果没有这个消息，就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让我出货。这是大宗交易的一大问题，你无法偷偷溜走。你想卖或认为该卖时，不一定总能顺利出仓。所以，能退出时赶紧退，趁市场有足够的能力吸入你倒出的货。一旦错过良机，就可能付出几百万的代价。绝对不能犹豫，一犹豫就会输。在大宗出货中，你不能指望一些小杂技，比如通过偶尔买进，试图在总体熊市中制造一些小波峰，因为这样就会拉长熊市，会让熊市越来越明显，反而会降低吸货能力。我还要告诉你的是，看准机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机会一露头就马上出手才行。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理解，我这次的幸运只是个意外。在华尔街（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地方都一样），任何人意外发了大财，都会被人怀疑他搞了鬼。而如果是意外倒大霉，人们就不会认为那是偶然，而会认为那是自私贪婪和骄傲自大的必然结果。一有暴利，人们就称其为掠夺，说什么世道乱了，不择手段反而有好报，传统和道德沦丧之类的。
空头们遭受了大量的损失，所以都很恨我，指责是我一手策划了这次行动，虽然惩罚来自他们自己的鲁莽。空头们这么说也就罢了，其他人也都这么认为。一两天后，世界上最大的棉花期货商之一碰到了我，他说：“你那招真高啊，利文斯顿。我原来还在想，你不知道得赔多少钱才能出清那么多棉花。你知道，不压低价格，市场至多能吸入五六万包。我很好奇，不知道你怎么才能抛光而不赔光账面利润呢？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确实高。”
“我啥都没做。”我非常诚恳地说。可他还是一遍遍地说：“真高啊，老弟，太高了！你不用这么谦虚！”
这笔交易后，媒体开始叫我“棉花大王”。但我说过，我可不配戴这顶王冠。不用说你也知道，在美国，没人买得起纽约《世界报》的专栏，也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左右媒体，让报纸刊登这种消息。它让我浪得虚名了。
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劝那些被人黄袍加身的人不要骄傲，也不是为了强调抓住时机的重要性。我只是想说，7月棉花那笔交易后，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我的恶名。要是没有这些报纸，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大名鼎鼎的珀西·托马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