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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发生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正面对决——白江村海战，对日本而言，有着无法磨灭的积极意义，这场战事虽然以日本败北而宣告结束，但日本也从中认识到了自己与当时的唐朝所存在着的巨大差距，使其收敛了自身的傲气与野心，以谦卑的姿态全方位地向灿烂光辉的中华文明学习。而经此一战，唐朝不仅给了日本以深刻的教训，也愈加巩固了在东亚文化圈的宗主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没有输家。
公元645年6月12日，皇极天皇准备在板盖宫大殿接见来自朝鲜半岛的使者，按照以往天皇接见外国使者的惯例，把持朝政的大贵族苏我入鹿必会到场。苏我氏自苏我稻目以来，擅权专政近百年，飞扬跋扈，铲除异己，僭越皇权，横霸于世，而苏我入鹿，更是为人暴虐，甚至逼迫圣德太子的儿子山背大兄皇子自刎。传说在山背大兄皇子死去的那一刻，天降祥云，光彩夺目，而当苏我入鹿抬头仰望时，天空却突然变成了黑色。
苏我入鹿的倒行逆施引来了皇室成员和朝臣们的强烈不满，以皇极天皇长子中大兄皇子和贵族中臣镰足为首的革新派决定除掉苏我入鹿。两人决定在皇极天皇接见外使时，刺杀苏我入鹿。中臣镰足向中大兄皇子推荐了佐伯连子麻吕为刺客。
当天，就在皇极天皇接受外使献上的礼物时，中臣镰足命佐伯连子麻吕动手，但没想到，平时刚毅勇敢的佐伯连子麻吕此刻却胆怯起来，迟迟没有动手。就在这时，中大兄皇子拔出自己的剑刺伤了苏我入鹿，佐伯连子麻吕这才壮起胆来，一剑刺入苏我入鹿的喉咙，割下了他的首级。而后用草席裹尸，弃于荒野。苏我入鹿被成功诛杀后，中大兄皇子很快分化瓦解了苏我氏的军队，苏我入鹿的父亲苏我虾夷也自焚而亡，苏我氏一族从此一蹶不振，走向没落。
在消灭苏我氏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大兄皇子，并没有遵从皇极天皇的意思继承皇位，而是听从了中臣镰足的意见，推举自己的舅舅轻皇子继承皇位。公元645年6月14日，轻皇子登基，是为孝德天皇。孝德天皇即位后，建立了日本最早的年号“大化”，开始了以中大兄皇子为主导的革新，史称“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完善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日本从奴隶制走向了封建社会。就在日本社会快速向前发展的同时，在不远处的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正在为消灭对方、统一半岛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公元655年，高句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支持自己的唐王朝求援。唐高宗遣使调解无果，于是先后派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将领率兵出击高句丽，企图牵制其兵力以减轻对新罗的压力。此举仍旧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百济不断支援高句丽，持续向新罗发起进攻。
公元660年，新罗王再次向唐朝求援，唐高宗遂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水陆大军10万余人，从成山渡海向百济发起进攻。百济军屯守熊津口进行抵抗，但在唐军南北夹击之下，很快溃败，随后唐军与新罗兵合一处，向百济都城泗沘进军，10天不到，便灭了百济国。
百济国被灭之后，原百济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众据守周留城，抗击唐军。10月，福信派遣使臣到日本，要求迎回在日本为人质的扶余丰王子，并向日本求援，以图复国。为了恢复并扩大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中大兄皇子同意了百济遗臣的请求，并于公元12月将都城从内地的飞鸟迁至沿海的难波城。公元661年1月，监国的中大兄皇子在与百济隔海相望的盘濑设置了行宫。次年，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公元663年6月，中大兄皇子命令上毛野稚子率领2.7万人向新罗发起进攻，夺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的联系。不久，由孙仁师率领的7000名唐朝援军渡海到达熊津，与刘仁轨会师，唐军军势因此大振。经诸将商议之后，制定了进攻周留的计划——刘仁愿和孙仁师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军从陆路进攻；刘仁轨、杜爽则率领唐水军与新罗水军由熊津江入白村江口，溯江而上，从水上进攻。
8月17日，唐新联军从陆路三面围攻周留城，城外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于是又向日本求援，中大兄皇子派庐原君臣领军万余越海而来，准备自白村江口登陆。当时，唐新联军虽已从三面包围了周留城，但建在白村江河口上游左岸山地上周留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山峻溪隘，易守难攻。百济只要能确保周留至白村江一线安全畅通，就能得到日本从海上的支援，从而据险固守。因此，白村江成为维系周留存亡的生命线，也是百济得以复国的希望所在，两军都誓在必争。
公元663年8月27日，唐朝水军与日本水军在海上遭遇。从当时双方的军力来看，大唐水军7000余人，战船170艘；日本水军有万余人，战船1000多艘。虽然日军人多、船多，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远胜于日军。
中日两军首次接战的结果，据《旧唐书．刘仁轨传》的记载，“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初战失利后，日军并没有撤军，而是于第二天联合百济军又再次向大唐水军发起进攻，结果“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朴市田来津仰天而誓，切齿而嗔杀数十人，于焉战死”。
白村江海战失利后，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筑了四道防线。尤其是在九州的太宰府建的“水城”规模最大。所谓“水城”实际上是一座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除了在军事上采取守势之外，667年，中大兄皇子还将都城迁往了近江大津宫。
日本在白村江海战中虽然遭受了惨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它与唐朝的交往，而唐朝也没有因为日本原先支持百济国而对它疏远，相反，两国的关系在海战之后变得更为密切。公元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唐朝都城长安，祝贺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与此同时，日本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文化上积极汲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使得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自省与危机意识，仿佛一直伴随着日本民族。白村江海战，于日本而言，不单单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同时还是一场反思的战争，毕竟胜败仅在一时，但背后实力的较量却是无比漫长的。战争失利的日本人看清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放下一时的成败，转而向内壮大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