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斡 旋(求收藏、推荐)

南海里的鱼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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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青不在说什么,一个人,不能包揽所有的事情,给别人留下充分的空间和发挥的余地,主干已经确立,细节问题,就让这中常委们发挥作用吧。

    这些中常委委员们,都非常积极的抢着发言,也许是为了弥补刚才的过错,在宋美龄面前极力表现,力图挽回刚才的不利影响,绞尽脑汁,纷纷献计献策,只有何应钦木无表情的一言不发,宋美龄大度的仔细倾听,表现出了民国第一夫人应有的气度。

    中常委会议最后决定,放弃武力讨伐的议案,派特使和张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由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及其他二十七位中常委,组成西安事变决策委员会,中常委授权,全权行使解救蒋委员长的职责,并负责具体事宜,一切以保证蒋委员长的生命安全为第一位。

    何应钦被排斥在决策委员会之外,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叫阵的资本,中常委会议一败涂地,狼子野心也被曝光,军政部长指挥不动西北剿总的部队,手头又没有可用之兵,真的是孤家寡人,情形凄惨。

    中常委会议形成决策之后,西安事变决策委员会加紧行动,决定派出第一位特使,飞赴西安,和张杨进行面对面的实际接触,看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和条件,再做定夺。

    澳大利亚籍人唐纳德,被选作特使的最佳人选,这位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记者,一生的事业,都在中国,曾赞助过中国的辛亥革命,后来又成为北京北洋政府的客卿,曾受张作霖之邀,做张作霖父子的谋士,参与谋划国际事务。

    与当时的少帅张学良私交甚密,张学良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得益于唐纳德的不倦教诲,后来,张少帅东北易帜,唐纳德进入南京国民政府,参与国民政府机枢,作为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也是蒋委员长的好友,私交甚厚。

    有此人作为特使,最合适不过,电告张学良之后,张学良也表示非常欢迎唐纳德来到西安,共同商讨西安事变妥善解决的办法。

    旋即,唐纳德以南京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的身份,飞抵西安,受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隆重欢迎,唐纳德带来了南京国府征询张杨条件的提案,并告知张杨,中常委已经成立一个专门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委员会,并提供了委员会人员名单。

    为了能有今天的结果,南京和西安方面,能够坐下来谈从唐纳德只言片语中,可以想象得出,当然中常委会议上的险恶局势,张杨二位心里对秦老十分感激,玉石俱焚的局面,谁也不想看到,尽管两人已经做好了开打的准备。

    唐纳德提出要面见蒋委员长,张杨爽快的答应了,并由张学良亲自陪同前往。

    唐纳德见到蒋委员长之后,奉上一封蒋夫人亲笔书信,信中有一句话:“眼下南京是戏中有戏,不乏借刀杀人者,”蒋委员长看完夫人的信后,默然不语,静坐良久。

    以他的精明,不难猜得出是那个在上蹿下跳,幸灾乐祸,急不可耐,那个希望他死于张杨之手,而夫人信中所提,秦汉青力挽狂澜,救局势于将倾,始得有今日谈判之局面,蒋委员长极为动容。

    当初他竭力请求秦汉青出任政府官员,委以高官重任,都被他拒绝了,没想到关键时候这位国民党元老出手竟然是这样犀利。

    最关键的时候,没有想到,是秦汉青直接挽救了自己的生命,蒋委员长颇为感慨,造化弄人。

    谈判的大门即以开启,一切都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自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

    密切关注西安事变的中共领导人,更是做了最积极的准备,把陕北的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准备会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一同抗击三十万国民政府军。

    而在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即致电中共,请国民政府派出代表团,赶赴西安,共同研究西安事变善后处理办法,商讨抗日救亡大计。

    善于用势和谋势的中共领导人,立即敏锐的看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使中共由非法转为合法,由地下转到地上的最佳契机,可以公开的提出“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

    由此而打出一切为了抗战,组成统一战线这面大旗,公开造势,争取民意,赢得人心,中共和陕北红军,可以以正当的理由,走向前台,走进国民的视野。

    以中共的政治成熟度和政治战斗力,落下一粒种子,就可以成长为参天大树,落下一片种子,就可以覆盖整座山川,历史的机遇,为被视为匪的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红军,有机会走到政治舞台,并且担任主角。

    随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国大西北的古老城市西安,临潼骊山脚下华清池畔,张杨的一声枪响,机遇的大门,为中共轰然洞开,从此再也无法关闭,并最终得到了江山。

    对于派代表团去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组成联合阵线,国民政府内部并无异议,但是,对于如何处置被拘押的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内部,却分成了两种截然不停的意见。

    一种意见,蒋系中华民国的实际领导人,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一旦失去了蒋这个重量级人物,各个派系,必然会为争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权而骤起纷争。

    内战一起,国家变得四分五裂,受损的只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只能是便宜了日本人,别的不说,新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远在四川的刘湘,都有这个实力都有这种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可能。

    另一种意见是,把蒋交给人民公审,判处其死刑,十年内战,他老蒋杀了多少中共党员,杀了多少红军战士和他们的亲属,蒋某人的双手,沾满了国民政府人的鲜血,在座的哪一位,不是和他有着血海深仇。

    现在,机会来了,蒋介石落在和我们有着良好关系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手里,何况,蒋介石一死,国民党的势力,就会分崩离析,更有利于红军摆脱目前的局面。

    而中共和周恩来,却站在更高的角度和视野来考虑问题,目前,我们的主要敌人,已经不说蒋介石和他手下的军队,而是充满亡我中华之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

    蒋介石一死,国民党四分五裂,国民政府和国民政府红军,势必难以独力抵抗日本侵略军,中国只能陷入灭亡的地步,到时候,日本侵略者全力对付国民政府和党的军队,红军只有最终覆亡的命运。

    由衷的敬佩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他们能放下个人和党派恩怨,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胸怀和智慧,的确当时任何一个政党所无法匹敌的。

    中共领导人中共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女士,就是被蒋委员长的手下杀害的,用伟人后来的话说:“岂敢以个人恩怨,而损害国家与民族大义!”

    十二月十七日,苏联国民政府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中共,考虑到蒋介石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领导人,希望中共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利弊,放蒋回南京,中共复电,决定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内部关于放蒋和杀蒋的争论,戛然而止,形成统一意见,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有条件放蒋。

    遂以时任中共国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红军总参谋长的周恩来,率领叶剑英、秦邦宪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协助张杨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有了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的中共参加,且以各种能力均超绝的周恩来担纲此重任,西安事变,随即走上了快速解决的道路,并最终达成各方都较为满意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