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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文芳在怀虞松远的时候，就吃尽了他的苦头。
从怀胎四五个月开始，虞松远顽劣的本性已经显山露水。每天都有那么三两次，要在胎内上窜下跳，拳打脚踢一番。常常吓得佘文芳和佘文秀姐妹俩惊惶失措，不知道怀的会是何方妖孽，会不会自己从肚里蹦出来。
怀胎到六个多月时，一次佘文芳在自家菜园内摘豆角，突然感觉腹部被人重重捣了几拳，疼得她直哆嗦，嘴里直抽凉气，一屁股跌坐在田埂上。左右瞅瞅，周围并没人，这才反应过来，是肚子里的儿子几记重拳，直接把她放倒在地。
佘文芳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等虞松远出生后，每想起此事，就恨得不行，忍不住想狠揍他几巴掌。
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大队的食堂倒了，各家开始过自己的小日子。夜里大着肚子的母亲，被虞松远在肚内闹腾得翻江倒海，睡不着觉，苦不堪言，也愈胆颤心惊，提心吊胆。
虞新河安慰妻子说，“现在是治世，出不了妖孽。这个小王八蛋如此闹腾，我生养了这么多孩子，恐怕就这一个是来继承我衣钵的。将来要么是个经世济国的大才，要么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子。”
“混子”，是苏北方言，指那些不学无术、好吃懒做、为害乡里的混世魔王。其实在心里，虞新河已经对这个小儿充满了期待，他是怎么也不相信，凭他虞新河会生出个小混子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虞松远象还没闹腾够似的，竟然拒绝出来。母亲临盆时，他非但没有自己蹦出来，相反，却因胎位不正，导致难产，差一点要了佘文芳的命。
母亲拚了老命，才终于把这个天生顽劣的儿子给生了出来。凌晨时分，一声嘹亮的啼哭，宣告了婴儿虞松远的诞生。
用称一秤，九斤半，举家欢腾。可佘文芳却似乎用尽了平生的力气，一下子昏死了过去，整整睡了三天三夜。
据小婶佘文秀说，虞松远一生出来，头就是黑的，精神得很。接生婆将他抱给父亲虞新河看，他已经自己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盯着父亲。
虞新河恨恨地说，“孽畜，你妈是让你闹腾死了，老子一定要把你这个小王八蛋养大，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
虞松远出生后，最不同凡响的是他的大嗓门。据说宣告诞生的那一声啼哭，声音悠长凄厉，象军营里嘹亮的军号一样，全村所有人家一户不落，都听得清清楚楚。
平时，他绝不象别的孩子哪样胡乱哭闹。每天只哭闹三次，就象被开水烫着了似的，骤然而起。一般中午、晚上和夜里，各啼哭一次，非常规律。
他的哭声也很特别，声音高亢嘹亮，是所有孩子中最大的。夜啼的时候，全村人都会从睡梦中被吵醒。而且，一旦啼哭，喂奶或哄、抱都没有用。也就一会儿，哭闹完了，该睡觉就睡觉，该玩就手舞足蹈，自言自语，不亦乐乎。
虞松远与他的叔伯兄弟虞松权同岁，佘文芳生下虞松远后三个多月，佘文秀也生下了虞松权。两个婴儿放在一起，据说，只要虞松远哭了，虞松权必哭。虞松远不哭，虞松权绝不会哭，整齐划一得很。
佘文芳和佘文秀是孪生姐妹，又是妯娌。或许是亲上加亲、血脉相连，两个小儿也亲如一人。虞松远心眼多，霸道，但却极爱惜小弟。刚会说话、走路，两幼儿放一起玩，进进出出，虞松远总是拉着虞松权的小手。
地里农活忙，把他们关在家里，他们自己会玩得花样百出，很尽兴，绝对让两家大人放心。其间，佘文芳佘文秀姐妹俩只要有一个人赶回去喂奶就行了。小兄弟俩一人捧着一只奶吃，不争不抢，不够吃也绝不会打架、吵闹。
四五岁时，两人顽劣的本性就暴露无遗，开始作大孽了。通常的模式是，虞松远是个业根，虞松权只是冲锋陷阵。五岁开始，就让大人深恶痛绝。“劣迹昭彰、作恶多端”，这就是虞新河和虞新民兄弟对自己小儿子的评价。
那时候，女人上厕所都是用马桶，虞松远兄弟两人经常见到母亲和小婶撅着大腚上马桶的情景。他们玩心顿起，先从屋后的老榆树上捉了十几个洋辣子，用草棍夹着在纸上不停地摔，摔下大量的枝刺和毒毛。然后，将这些枝刺和毒毛小心地撒在佘文芳和佘文秀的马桶盖上。
当天夜里，佘文芳和佘文秀先后中招，两人都象被火烧着似的，从马桶上蹦起。屁股红肿，酸辣刺痛，坐卧不宁，异常痛苦，两家几乎一夜无眠。
幸好虞新河熟读古籍，颇通医理。他和虞新民顾不上教训两个顽童，而是半夜里爬到老榆树上抓回一小堆洋辣子，小心地用手指指腹翻开其肚皮，用其体内液体涂抹两个女人的腚上、大腿上。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恢复正常。
搞清原委后，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忍不住哈哈大笑，佘文芳、佘文秀姐妹俩则羞愤不已，恨得牙根痒痒，又哭笑不得，几乎要暴走。
恶作剧的代价是，两个同为五岁的顽童，被自己的母亲摁住一顿暴打，屁股红肿了好几天。其实，因恶作剧而被母亲拾掇，在他们的童年历史上，几乎每一天都在生，就从未停止过。
虞新河有三儿两女，大儿子虞松东已经当兵去了，大儿媳是大队妇联主任，负责全大队计划生育，已经分家另过。二儿子在上学，三儿子就是虞松远。大女儿当民办老师，后来随军到福建。小女儿比虞松远还要小四五岁，是老两口最宠爱的老巴子。
三个儿子中，虞新河最喜欢、也最让他操心的，就是这个小儿子。都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到六七岁时，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已经隐隐感觉到，顽童虞松远顽劣中已经透出丝丝不同凡响的味道。
虞松远七岁的时候，虞家村大队第六小队来了两户从苏南来的下放户，且都戴着“帽子”。早在两户人家来之前，虞新河听说两家都是从苏南来的，便让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氏老宅的地基上，给他们建房子。
“不行，坚决不行！”政治队长周昆一听，跑到虞新河家里找到虞新民，坚决表示反对。
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运动归政治队长管，给下放户建房子可是归生产队长管。于是，他反问道：“两幢房子而已，怎么就坚决不行？”
“这两户，一户是现行反革命家属，一户是‘黑五类’，都是专政对象。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的，房子建在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是要优待他们？”周昆慷慨陈词。
虞新河递给周昆一支烟，“这是两码事，房子建在哪和教育改造不搭干。他们是从我们虞氏祖先的故地来的，生活上给予一点关照，是人之常情！”
虞新河都说话了，周昆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嘴上同意了。
虞新河兄弟俩和佘文芳姐妹俩，在十里八乡威望颇高。他们成名于抗日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在灌河两岸威名赫赫，无人不晓。在虞家村，虞新河是族长，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他们德高望重，无人能挑战这种岁月积淀起来的权威。
虞氏兄弟还未见人，就出手相助这两个下放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虞氏宗族的祖籍也在苏南，他们的根也在吴中。他们对从祖先的故地苏南下放而来的下放户们，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身为豪门望族的虞氏祖先，为何要从苏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迁入蛮荒凄凉的苏北苇荡草滩上，这不是疑案而是历史真实。它源于明朝初年，那场历时一百余年的人口大迁徙，也就是明初著名的“红巾赶散”（或“红蝇赶散”）事件。
大明洪武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下旨疏散江南人口。洪武三年(公元137o年)，初定天下的朱明王朝，开始迁徙苏、松、杭、嘉 、湖诸府富绅4ooo余户，至临濠垦田。强制迁移江南富商大户14万户，到凤阳府安置。
在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明王朝又6续将江南各地的富户举家、举族迁徙到苏北各地。据史学家估计，祖籍江南的富绅大户，累计约有45万人，从吴中各地“奉旨”到苏州城西北的阊门集合，然后在官军的押送下，乘舟远行，迁徙到位于苏北的扬州府境和淮安府境安置。
这场历时百年、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史称“洪武赶散”或“红巾赶散”。
祖居苏州句容的江南望族虞氏一脉，其字辈共五十八个兄弟，正是在洪武初年这场惨绝人寰的人口大迁徙中，率全家数百口从苏州的阊门出，在官军的押解下，走水路来到当时是漫漫盐碱地和一片无边芦苇荒滩的苏北，煮盐捕鱼，插草为标，垦荒建埠，繁衍生息，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虞氏“五十八”定居苏北后，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历经明、清两朝及民国期间的大混乱，其分支又多次迁徙，到新中国成立时，苏北虞氏子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到虞松远父亲虞新河这辈时，因数十年战乱频仍，曾经高大威严的苏北虞氏宗祠，早已湮灭于战火销烟中。留在苏北祖籍的也仅剩数万人，分布在以虞家村为中心的若干自然村中。
虞松远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舅爹舅奶（苏北方言，外公外婆），更不用说享受来自他们的疼爱。父亲和小爷从来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虞松远年龄稍大后，只能从村里的老人们口中，打探得一星半点自己曾经辉煌的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