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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张学良发表了让蒋介石和阎锡山两人都喜忧参半的表示中立的通电：
夫殊途原可同归。图终贵乎慎始。在介公力任艰巨，固鞠躬尽瘁之心；在百公（阎锡山）析理毫芒，亦实事求是之意。特恐词纵详明，意难周到，每滋一时之误会，驯启众人之猜疑，或且推波助澜，酿成战祸，循环报复，未有已时。则是二公救国之愿未偿，亡国之祸先至，非二公之所及料，亦非学良之所忍言也……尤望介、百二公，融袍泽之意见，凛兵战之凶危，一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
张学良通电劝告蒋、阎息争，共同领袖群伦。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把蒋、阎同等看待，似乎隐含对蒋介石些许的不满；故蒋介石在复电时，特别声明其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蒋介石、阎锡山亦从此展开拉拢奉张的角力。
阎锡山此时也见时机已差不多了。随即于3月3日向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蒋介石本人发去辞职的江电，准备另立炉灶，要与蒋介石用武力说话了。接着又授意冯玉祥和李宗仁、宋哲武，要这些人手下的将领们再次上阵指责蒋介石。
宋哲武可不想趟这个容易让蒋介石忌恨的浑水，以自己已经是晋绥军一员，根本无需表态。而且现在他正在统一各将领反蒋思想，不便过于激烈动作为由加以拒绝。
还有就是以鹿鈡麟和宋哲元为首的西北军将领坚持冯玉祥不回陕西，就不发通电，阎锡山无奈这才“依依不舍”地放冯玉祥回陕，不过冯玉祥倒是很光棍，主动把家人留在了太原，于是冯玉祥于一九三○年三月十日由山西返回潼关。
一回到潼关，冯玉祥当晚即兴奋地召开西北军在陕高级将领开会，向大家通报情况。
对于反蒋，这些将领都同意，可对于和阎锡山联手，这些将领多数都反对，只有像庞炳勋这样的非冯玉祥嫡系的人没有表态，不过能看得出他们也适合这些将领一般心思。
对于手下将领的态度，冯玉祥是既高兴又无奈，高兴的是这些将领支持他冯玉祥反蒋是绝无二话，这说明他们都还是忠于自己的；而让他很有些无奈的是，他们又高度一致地反对和阎锡山联合。可不跟阎锡山联合反蒋，西北军无粮无饷，那什么跟蒋介石斗？
而不和阎锡山联合，自己这一番心思白费了不说，这几个月的软禁可就白做了。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休息的也好，几十年来他都没有过这几个月的舒服日子了。可这也是他冯玉祥自降身份，丢了很大的面子换来的。
自从韩复榘和石友三投蒋后，冯玉祥这几个月就反复思考原因，甚至也反省了一番，因此他这次回来对手下的这些将领们的态度大有改观，再也不会轻易的动则训斥这些将领，而是耐着性子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3月14日（寒日），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为首的原二、三、四各集团军57名将领联名向全国发出指责蒋介石的通电，历数蒋介石十大罪状，以为反蒋大战之舆论。电文如下：
“。。。。。。从此以往，殆难朝居，国民**，不能由公而成，且将由公而败；国政不能由公而治，且将由公而乱；人民不能由公而生，且将由公而死；国人纵不忍绝公，公已自绝于国人。”
“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载舟覆舟。民言可畏！为公计，诚宜责己而不责人，幡然悔悟，敝屣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化干戈为玉帛，知今是而昨非，国人追念前勋，或为公谅。但使启悬崖勒马之机，奚必蹈蹊田夺牛之罚？公犹得图盖前愆，晚节克终。倘仍一意孤行，残民以逞，徒快一时，贻笑千古，以救国始，以祸国终，非霖等所忍言，亦非公之宜出也。”
“为公解者，必将曰：继承总理，完成**，党国赋于职权，不容放弃。此姑息之说，适以误国误公，非所感知。夫北伐告成，乃国人共同努力所得，非可攘为己功。且公昔日**，则得全国之信仰，今日反**，则遭全国之唾弃。祸福由己，夫岂在人？今之痛心我公者，皆昔之感戴我公者，窃愿公之自省也。麟等罔识忌讳，窃知罪矣；抑善人能受荩言，故敢略陈固陋。国将不国矣，盍猛醒焉？等语。特电奉闻，伏维鉴察。”
随后于3月15日，鹿钟麟、商震、黄绍闳等57名将领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宋哲武为副总司令。除张学良保持沉默外，其他几人均立刻就职。
随即各部加紧调集部队，准备作战。
4月1日，在阎锡山和蒋介石电报论战近两月之际，阎锡山在其发表的就职通电中对蒋介石进行了刀兵相见前的最后一次口诛笔伐：
“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之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诘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犹复迫我以武力，助其铲除异己。”
“从之不忍，拒之则怒。几经言诤。挽救无法，故特发蒸电，偕同下野，匪特藉以救党救国救人民，并且所以救蒋氏也。终不见从，复思自身下野，促其反省。不料江（3日）通下野之电，鱼（6日）来问罪之师，匪特不能使其觉悟，反以下野而益招其来侮。”
“于是舆论鼎沸，军民坚留，环请即时组织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挞伐。犹复与军民相约，隐忍兼旬，待其省悟，倘仍执迷，再行就职。兹不得已，从党员之催促，并军民之请求，谨于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人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作威作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愿吾国人共起图之，锡山必尽全力以赴之也。阎锡山东印。”
随后，阎锡山即公布了反蒋联军各部番号：李宗仁的桂系和张发奎部为第一方面军；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为第三方面军；石友三部为第四方面军；内定东北军为第五方面军，积极争取共同讨蒋；内定四川的刘文辉为第六方面军，还为湖南的何键留了一个第七方面军的番号。
为了鼓励非直属部队的将领，也为了争相拉拢这些小杂牌，更为了赶走蒋介石后的势力争夺做准备，冯玉祥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为了拉拢孙殿英，在和孙殿英见面时，不仅任命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还大赞孙殿英的盗墓之举。这让一向因为盗墓被人诟病的孙殿英感激的涕泪横流，从此孙殿英一直很愿意别人称他的部队为西北军。
见冯玉祥抢先封官拉人，阎锡山自然也不肯落后，也任命了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
被蒋介石委任为豫陕边防军总指挥的樊钟秀，把总司令部移驻许昌后，把旧部孙世贵部编为第一军，王振部为第二军。此时，任应歧的第十二军自安徽六安拉回许昌投奔樊钟秀，樊钟秀将其编为第三军，加上焦文典的独立师，樊钟育的警卫旅，刘绍武的独立团和姚亮任教育长的干部学校学员1000多人，樊钟秀部共4万多人。
眼见樊钟秀大旗一举就拉来数万人马，冯玉祥坐不住了，亲自赶到许昌说服樊钟秀加入他的西北军。
樊钟秀在民国时期，曾经趁冯玉祥和奉军作战时摆过冯玉祥一道，两人本有怨隙，这时为了对付他们共同的敌人蒋介石，两人都很大度地捐弃前嫌，樊钟秀接受冯玉祥的任命为第八方面军总司令。
刚刚当上总司令的樊钟秀很看不起在他对面的何成浚统率的十几万杂牌军，立刻挥兵占领临颍，威逼漯河。
樊钟秀此举立刻招致何成浚的反击，派徐源泉和上官云相等三个师北上，准备进攻临颍。
随后，阎锡山以刘骥为总参谋长，在石家庄设立在司令部，并正式进行战争部署：
李宗仁的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第一方面军不到六万人，由民权出兵湖南，进趋武汉。
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配以部分晋绥军和大部杂牌军，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具体部署是：以张维玺部为第一路，由陕南出荆紫关，经内乡、鲁山进出平汉线；以孙良诚部为第二路，庞炳勋部为第三路，由陇海路进出郑州；以宋哲元部为第四路，孙连仲部为第五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青海陆续向河南进发；以万选才部为第六路，沿陇海线向开封、归德前进；将各部骑兵集中编为骑兵集团军，由郑大章指挥进出豫东、皖北，配合步兵作战；以刘郁芬为后方总司令，负责陕、甘、宁、青一切后方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