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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的建造分为南端和北端，分界点就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工厂西门，南端为男宿舍区，北端为女宿舍区，此时已经在南北两端各建造好了二百座房屋，最多可以容纳两万名女工和两万名男工。
经过一个月的不间断招募，整个工厂此时已经有男工四万多人，不过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只有一万多人，另外还有一千多名建筑方面的师傅，当然识字的更少。
徐卫前期的一千人护卫队就是从一万多名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的青壮中选取的，其中有一半的人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读书人进入徐卫开设的工厂，并不是说清末的社会已经达到很高的识字率了，个中缘由还要从清政府废除科举开始说起。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重大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
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于是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停止各级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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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中外媒体一致夸奖，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于是乎，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此举为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但是在舆论普遍赞扬的同时，废除科举制度对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产生了异常深刻的影响。
首先，废除了科举，等于是废除了读书人阶层的精神支柱，传统的平民上升孔道被关闭了。
以前的科举考试尽管因为名额有限实际考上的并不多，但是制度的开放，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鼓励，而且这是一种低投入的教育，一本参考书可以用几十年，只要不是所谓赤贫，一般人也还可以负担，再加上大家族、公田等地方体制的支持，对贫寒子弟来说，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希望，多少是存在的。
科举制废除后，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所谓的士就没有来源了，以后的读书人，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必须出自新学堂，而新学堂除了需要花很多钱之外，还有年龄的限制。
以前百岁也能做童生，并且被看作是天下盛世的一个盛举，而新学堂基本上三十岁以上就进不来了，再后来是二十五岁、二十岁，年龄逐步往下降。
习惯了新体制的现代人是不易领会年龄限制带来的影响，但是当时个人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各种条件未能进入新的教育体制，他一生也就基本没有机会走读书上进之路了，这对当年所有怀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生阻隔。
除年龄外，废科举兴学堂之后，通过读书改变身份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
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来说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一群体。
年龄的限制、城乡的差别和贫富的差距，导致读书人群向着特定的方向转变。
士没有了，产生了很多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边缘知识分子。
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另外，对于士绅们来说，废科举以后，他们叩官无路，绅权开始抛弃皇权，于是士绅们不再关注中央，而是把目光紧紧盯住所在的当地以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害冲突日益加剧。
科举制的废除，将士绅从传统官僚队伍中剥离出来，而预备立宪，又为士绅提供了一个扩张政治势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舞台，于是全国一夜之间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资议局，这些议员们为了能够参与政事，多次进京上书，要求召开国会，但这正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贵族所不希望看到的，于是地方士绅与中央的关系更加紧张。
当然，废除科举后日子还要继续，人也还是要寻找出路，于是我们能非常明显的看到1905年以后留学海外的人数暴涨，而徐卫正好赶上了这个队伍的头班车，因为留学无异于最好的镀金，回国之后稍微运作就可以当官了。
这是对于像徐卫这样架子不菲的人才能选择的一条路，然而对于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而言，加入新军也是一个选择。
于是自1905年以后，全国的新军都招收了很大一批知识分子，当然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湖北新军也是如此。
由于这些人都是一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进入军营后很快就被提拔为低级军官，这本来应该是一件歌功颂德的事情，但是这些有文化的军官对此并不感激，反而视此为贱业，从而心中充满了对政府的不满。
总之科举的废除不仅导致士子人心的涣散，且由于损害到其具体利益，使他们生出挫折与不满心理，这必然会摧毁立宪运动的社会基础。
清末立宪本有“固结民心，保全邦本”之目的，然而废除科举却首先离散了士子之心，欲实现“朝野一气”怕也只是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科举废除与留**动，意味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诸多旧式知识分子的内心固然充满了无奈的怨恨，而新式知识分子也在感情与行动上转向立宪或者革命，形成为对政府的巨大威胁。
科举制度有很多弊病，但毕竟是广大士子读书做官的主要途径，捐官也可以入仕，但不是正途，为士子所不齿。
废科举等于绝了士子向上发展的路，这样他们就没有奔头了，只得找新的出路，而从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也要找出路，读书能干什么？
读书可以经商，更重要读书可以做官，但是自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就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包括个人出路、国家出路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
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是真心向往民主共和，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可否认也有不少人是为了参加革命后能在新政府里做官，获得权力。
所以民国成立后，士绅也好，新式知识分子也好，都争相当官去了，所以在民国以后，国民党大佬胡汉民在一次聚会中说了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意义：“如果科举不废，谁还来革命！”
历史走到徐卫这里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那些没钱留洋又考取不了公费的知识分子在一个省内何止数万人，但是一个省内的新军又能有多少，像湖北这种重镇也就一个镇一万人左右，而湖南这种不算太重要的地方只有一个混成协，而且至今都还没有开始招募士兵，于是许多衣食无着的贫困书生转投到工钱还算丰厚的徐卫的纺织厂。
知识分子与文盲最大的区别在于知识分子能够明白准确的领悟长官的指令，并且认真正确的执行下去，于是这些文化兵很快就在训练中脱衣而出，甚至有的人能够让徐卫聘请的洋教官记住他们的名字。
这些学生兵里面还有当年教会学校免费培养的一批学生，这些学上大多都是在教会学校开始收学费的时候退学的，所以学到的只是比较有限，但是有的人竟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甚至和洋教官交谈都没有问题。
这些人都是家境贫寒之人，想要出人头地只能依靠徐卫，这也正是徐卫所希望看到的，所以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徐卫经常与他的一起训练，并且在训练之余也喜欢和他们一起聊天，多接触一些他们内心的东西，同时还向他们讲述一些自己在欧洲的见闻以及欧洲的历史。
徐卫虽然在行为和态度上亲近并了解他们，但并不是像普通朋友之间的那种平等的交往，更不可能互相嘻嘻怒骂，而是以一种上位者的态度与他们相处，让自己这个同龄人在他们的心中永远保持着一种敬畏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