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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府，当来到翁府的时候，屋外的雨依然下着，春时多雨，即便是在京城同样也是如此，雨滴落在房顶青瓦上只发出些许清脆声响，在顺着青瓦滑下的水涟中，在翁府书房内，唐浩然却是毕恭毕敬的同翁同龢探讨着问题，从泰西各强国的时事，再到国内时局，可谓是无所不谈，而随着话题回到国内，翁同龢更是不时的点着头，偶尔更是抚须称赞，显然，唐浩然的每一句都讲到他的心坎里。
“相爷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年前的**战争，那一仗咱们败了，赔了款、割让了香港，可随后真正的败却是咱们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虎门条约》和章程，英国不仅得到了香港、赔款和五口通商权，还得到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片面的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军舰进驻通商口岸的关第，随后，美、法相继以武力进行要挟，通过谈判获得与英国一样，甚至超过英国的种种特权，泰西列强打开咱们的大门后，欧美小国闻风而至，纷纷要与咱们立约通商，结果当时咱们按照“天朝上国”、“理藩外交”的传统“一视同仁”，将给予列强除割地之外的种种特权也给了那些小国。相爷，这又是为何？”
唐浩然一口一个“相爷”只喊得翁同龢一阵心得，而此时唐浩然的这番话一说，只让身为清流的他立即看心心痛的说道。
“国朝当时不解泰西，唯恐因小国交涉至泰国各国沆瀣一气，进而有损国局！”
翁同龢的解释让唐浩然的心底暗自一嘲，真的是这样吗？不过既然对方现在是自己要寻的靠山，自然不反对，更何况，在历史上，原本这些所谓的清流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张之洞甚至就连同伊藤博文宣称中国不足为惧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之事尽毁于言官清流之手”，对于这种“无成事之能，却有败事之功”的人，还是尽量交好，最好能引以为援的好。
“打仗败了不可怕，这在沙场上败了一次，咱们枕戈待旦的还能再来一次，洋人器强，咱们购器、办厂，总能打败他们，可泰西诸国打败咱们的真正原因是根本上的落伍，但咱们中国，并非没有不比泰西强的地方，比如中国之伦常名教，数百年前既为泰西诸国提推崇，比如说，咱们的科举制度，既为当今世界第一等强国——英国所推崇……”
“哦，当真如此？”
翁同龢一听英国人推崇国朝的科举，顿时便来了兴趣，这些年，大家瞧着洋人只是又羡又惧的份，虽说自以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远优于泰西各国”，但那不过是关上门来自己说来听听罢了，现在唐浩然这么一位“通洋”之人，也这么说，岂能不让他激动。
“当然如此，数百年间，泰西各国人士对我国之科举可谓是推崇倍至，即便是咱们在多次战事中中失败，泰西学者仍对我国科举制度仍是称道不已。廉士在《中国总论》中说：“中国通过卓越的考试制度录用文官武将，这是他们制度惟一不同于古今任何一个伟大的君主国家的地方”……”
唐浩然引用洋人的称赞，让翁同龢听了心底只显得极为舒服，他不时的抚须笑着，似乎非常享受这种为洋人推崇的感觉。
“欧洲人赞赏的是咱们中国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原则：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也就是在咱们的影响下，这泰西各国纷纷开始废弃了赐官制，确立从考试中选拔文官的制度，在泰西各国中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也就是差不多一百年前，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大约是在1800年。英国有识之士早就呼吁政府效法中国科举制度，面向全体国民，开科取士。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考试。此举受到种种非难，但英国行政改革者最终获得胜利，应为这是一种卓越的选拔人才的制度。1855年，英国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直至二十年前，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
唐浩然说的这些，虽在《泰西策》中略有提到，但并没有提及其与中国科举制的关系，而此时唐浩然之所以说出这些话，却是为了自己的下面的话作铺垫。
“过去泰西之强，在于其在专注工商持以科技富强之术，而现在其引我中国之科举，文武官公断，择以专长能才治国，辅以富强之术，其国焉能不强！可反观咱们中国，虽说有名教科举之长，却不解西洋为何之强，如果早在五十年前，**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年，我中国今天恐早已重为世界头顶强国，早已重回万国来朝之盛世，又岂会有乙酉丢藩之耻？”
唐浩然口中的“乙酉藩之耻”指的是1885年因中法战争签订的《中法新约》，中国失去越南藩属的旧事。
“据子然看，”
自从唐浩然进入书房，可谓是句句说到翁同龢心里，虽说他倾向于变革维新，但是他所倾向的却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其实与现在办洋务的大臣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唐浩然的话自然是深得其赞同，于是便慢慢地说道。
“这五十来，难道咱们所办的洋务，便不值一提？”
这句话，与其说是问题，倒不如说是翁同龢想从唐浩然的口中得知李鸿章他们洋务到底办的怎么样。
“相爷，您身在朝中，于朝中之事，自然比晚辈更为清楚，敢问相爷，当今办洋务者，所求者是为何？”
“这……”
翁同龢沉吟时，唐浩然却说道。
“所为者，无外四字——“富国强兵”，敢问相爷，国朝之洋务创办三十年，富国几何？强兵几何？”
唐浩然的话声落下后，看着翁同龢说道。
“国之不富，谈何强兵？国之无银，又焉能办工厂、兴矿山，辟航线、建铁路？这些都需要银子，没有银子，如何去办？若国家有银钱，必可建铁路，练新军、操海军，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富，谈何强兵？”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身户部尚书，对此自然是体会颇深，这些年国朝的用度一日比一日大，许多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银子，他想支持张之洞办洋务，但却苦于财力不济，只能勉强维持，想倡办水师、陆师，以夺李鸿章之依持，亦苦于财力，这不论办什么事，归根到底，还是要靠银子说话，张之洞办洋务也好，操办水师、陆师也罢，若是有足够的银子，又岂会任由他李合肥猖獗至今？
“子然，那以你之见，这富国强兵，应该如何操持！”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这唐浩然早在武昌时便有“筹财之能”，自然想到求教于他。
见翁同龢如此上道，唐浩然的心知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半，于是便开口说道。
“不知相爷在看晚辈所著《日本变政考》，可曾注意日本明治维新，所事之改革中何者为重？”唐浩然的反问，让翁同龢眉头略皱，然后说道。
“明治维新所变者虽尽仿之泰西，然其所提“和魂洋才”倒与“中体西用”，有几分相似，也确有几分可取之处！”
虽说翁同龢没有回答唐浩然的问题，但唐浩然倒也没有追问，而是赞同道。
“那是自然，日人先前千百年学之我中国，其所提者为“和魂汉才”与现今之“和魂洋才”，具为学习之道，虽其所行者不过“沐猴而冠”而已，然其所提者，却依可为我国之鉴，如数十年间，持持洋务者空谈“富国强兵”却不知如何操持，这一点，日人之道，却可为借鉴！”
而他之所以会提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却是为了把其往“变法维新”上引，现在不是五年之后，没有五年之后的战败对国人的思想造成的冲击，现在谈“变法维新”似乎早了点，没有思想上的冲击，这些以保守著称的大员们，又岂会愿意行之以变法，今天翁同龢之所以会请自己过来，在某种程度上，其不是被日本变法维新所吸引，而是为日本的“尊皇攘夷”所吸引，对于他来说，他所重者不过只是那个皇上学生的权力，以及同李鸿章等人争权罢了，至于所谓的变法维新，其不过只是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重”的层次上，和这种人谈变法，自然如同对牛弹琴。现在只能另辟蹊径，从其它方面着手。
“子然，说来听听！”（天上掉馅饼的好活动，炫酷手机等你拿！关注起~點/中文网公众号（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公众号-输入qdread即可），马上参加！人人有奖，现在立刻关注qdread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