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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仍然很热闹，孙权扩充了地盘，刘备后来居上，把曹操扔在了一边。这段时间曹操一直待在北方，其中自建安十四年（209）底到建安十五年（210）春天他都在老家谯县，一向负责留守邺县的曹丕这次罕见地随父亲在外，留守的是他的弟弟曹植。
建安十五年（210）3月，曹操返回邺县。
这一年汉献帝刘协已经29岁了，来许县也有十多年了。十多年前，曹操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打出天子的旗帜，吸引天下才俊来效命，同时以天子的名义征讨对手。的确，曹操在这些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不说别的，官渡之战能打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子在自己这边，掌握了天子就左右了民意，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奉天子”也罢，“挟天子”也罢，曹操坐收了太多的红利，这是他取得目前事业成就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正如当初袁绍不愿意接受献帝所怀有的顾虑那样，这件事有利也有害，随着曹操势力的进一步扩大，有利的地方正在弱化，有害之处却在不断增加。
献帝快30岁了，要不要还政于他，从朝廷到民间再到对手，很多人都在关注着。官渡之战时正值献帝的弱冠之年，按照民间的看法他也成人了，那时就应还政给他，但大战在即，强敌环顾，这又不可能，对此大部分人也能理解。但又过了这么多年，形势已经不那么严峻了，献帝的年龄在一天天增长，还不还政？对曹操来说这个压力不断增大。
让曹操把权力交出来，这又是不可能的，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刘协敢干、曹操愿意，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跟着领导奔事业，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无论领导还是部属，保守和退却形同自杀。
这是一种无解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一天天加剧着，种种迹象表明，对曹操做法不满的人也一天天增多，他们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有的因为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了不理解，有的则别有用心。
献帝成了曹操面对的一个头疼问题，他干脆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最后一次见献帝还是几年前南征张绣前，以后即使路过许县附近也都匆匆而过，他不想再见到这个人，有什么事需要办理都交给荀彧处理，孔融被杀后交给荀彧办的事也越来越少，大部分都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御史中丞被称为“副丞相”，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在许县的朝官首领，地位超过了荀彧。
以献帝名义做的，也就是任命重要官员、册封爵位这些事，日常的军政大权都出于邺县的丞相府，保守分子们也会拿这个攻击曹操，过去有“五大不在边”的说法，丞相属“五大”之一，带兵已经破了例，长期在外不归更于法度不容，在他们看来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起，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即使情况特殊也应该给个说法。
曹操不管这些，他让梁习、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物力继续大规模营建邺县，摆出了一副长期在外的架势。
曹操和献帝的尴尬关系到建安十五年（210）冬天有所打破，主动示好的是献帝，他突然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
曹操此时是武平侯，这个爵位是十五年前献帝下诏所封，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曹操的这个县侯食邑为1万户。十五年来在曹操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有的一再增加食邑，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在目前的爵制里，除刘姓以外的人臣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再增加只能增食邑数，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增加食邑是正常的。
献帝下诏，在曹操原有武平县1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增加阳夏县、柘县和苦县三个县各1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使曹操的总食邑数达到了4万户。新增的这三个县也都属于陈国，与武平县相邻，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介于太康、柘城、鹿邑等几个县之间，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
食邑上了万户就是所谓的万户侯，在汉代这基本上是人臣的极致，4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这项殊荣曹操却不打算接受，这说明献帝此次下诏增封纯属自己的想法，事先没有与曹操沟通过。
曹操是个看中实际的人，对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的事当然不会做，曹操让人拟一份上表进行推辞。
这不是什么难事，田畴为让封刚刚上过好几道表，拿来抄抄也就行了，如果觉得不够严肃，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
但曹操对这道上表很重视，秘书们拿着拟好的草稿请他审阅，他看了直摇头，上面写的都是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不符合他的心意，他决定换个写法。
论写诗，在那时很少有人能超过曹操。诗不仅是语言的艺术，诗言志，诗更是一种情怀，是见识和气度，在这些方面再有才气的文人也难以超越曹操。在写文章方面曹操也不逊色，很多军令、书信都由他亲自动笔，所以这一次他干脆自己写了。
曹操重新写了一道辞封的奏表，奏表发出后，他觉得还不够，又根据奏表的内容发布了一道军令，这就是《让县自明本志令》，在曹操现存的文章里这篇算最长的了，但读起来一点儿都不觉得枯燥，如果耐心地去读、去品味，可以走进曹操的内心。
在这篇文章里，曹操回顾了自己奋斗的历史，边叙边议，有点像口述自传，把参加工作、当国相、参军、起兵反董卓、消灭袁绍等群雄这些事一一道来，曹操想利用让封这件事向外部表达自己对权力的看法。这个“外部”既包括献帝及其拥护者，也包括本阵营的将士、文臣，还有孙权、刘备这些对手以及天下所有百姓，也就是说，曹操这篇文章的倾诉对象是天下所有人。
曹操想对所有人说，他自己并不贪慕权贵，但他又不能让权，因为情不由己。放弃了兵权自己和家人都会受到谋害，国家也将有被颠覆的危险，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曹操没有说一堆大话，而是用常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把道理阐述清楚。
这篇文章打消了一部分人对曹操的疑虑，对那些成见已深的政治对手，也是一次有力的回击。鲁迅评价说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认为曹操写文章胆子很大，文章很通脱，做文章时没有顾忌，想写便写出来，只可惜流传下来的太少。
当然，也不全是头疼的事。
建安十五年（210）冬天，铜雀台竣工了，这是一座高台式建筑，位于邺县城内，与城墙连为一体，在重修邺县城时大概已经做了专门规划，在其西南角借着城墙修了一座单独的高台，仅台基就高出了城墙很多，有10丈，加上台上的5层楼阁，整个高度达到了27丈，约合今天的63米。
邺县即今河北省临漳县，属邯郸市，虽然不算特别知名的大县，但要找一座20层高的大楼也不是什么难事。但在1800年前，3层以上的建筑都很少见到，20层是一个让人震撼和恐怖的高度。
关于铜雀台名称的由来有一个传说，说曹操有一次梦见一道金光，飞向某处就不见了，曹操醒来即命人在该处挖掘，结果发现了一只铜雀，曹操不知何兆，荀攸认为昔日舜的母亲梦见玉雀入怀而生下了舜，今得铜雀是吉祥之兆。曹操很高兴，于是修建了这座铜雀台，但这个传说在史书中并无记载。
还有的认为铜雀台修成后，屋宇之上有一只1.5丈高的铜雀展翅欲飞，神态逼真，故命名为铜雀台。但据史料记载，铜雀台初成时并无铜雀，曹操以丞相的身份筑高台已有违制嫌疑，而弄一个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铜雀，更容易引起议论。铜雀即使有，也是在曹操称魏王之后了。
还有的认为，铜雀台建成之初其实名为“铜爵台”，因其像一只爵而得名，但这也没有根据。铜雀台究竟因何得名，这仍然需要探究。但这座新建筑绝对是一个创举，它不仅是邺县的新地标，而且其高度、体量以及重要性都足以盖过当时天下的任何一座新建筑。
铜雀台的高度令其他建筑无法企及，体量也十分硕大，它既不是一根细高的烟筒，也不是一座岗楼，而是人工堆起的一座小山，因为在它上面居然能建起100多间房屋，按5层计算每层至少也有20多间，相当宽敞。
这还不是这项超级工程的全部，铜雀台建成后，在它的前后还各建了一座姊妹台，称金虎台、冰井台，中间有复道相通，合称“铜雀三台”。邺县只是一座县城，去过宛平和平遥就会有大致的概念，古代的县城其实没多大，站在制高点上往往就能把全城一览无余。铜雀台无疑是邺县的制高点，在上面可以轻松地尽观全城，向四面眺望的话，西边的太行山、脚下的漳河水以及附近数十里内的村庄道路等也全部尽收眼底。
而城中的百姓也会发现，几乎就在他们的头顶突然出现了一座庞大建筑，离得近的话，可以看到上面的人，隐隐听到上面传来的乐音；如果离得远，到了晚上也可以看到上面灯火闪闪，宛如“天上的街市”。
这是一个天才的创意，一个建筑史上的大手笔，公孙瓒的易京和董卓的郿坞在它面前都相形见绌。当然，要修建这么庞大的建筑，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对一向主张节俭的曹操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
有人认为曹操修建此台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实力，是一项“形象工程”；有人认为修建此台的目的是提供一个饮宴聚会之所，是一座“高级会所”；有人甚至认为曹操之所以不惜代价修建了这三座高台，是为了征服江东后把大乔、小乔这两位传说中的美女接来在此享乐，是曹操的“私人花园”。
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不是没有依据就是不合常理。曹操修建这三座高台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提高邺县的防御能力。曹操北征乌桓路过易水河畔时参观过公孙瓒留下的易京，从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台”这种建筑形式在秦汉时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在火药没有普遍使用、攻城技术还很原始的情况下，高大的城堡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冷兵器时代攻城最大的障碍是高度，公孙瓒的易京虽然最后倒了，但它曾经抵御敌人数年之久。在华北平原，骑兵的攻击速度极快，邺县周边缺少险隘，如果有人发起突袭，城防不坚固很容易就被攻破，而修建起高台可以延缓敌人的进攻，为驰援和反击赢得时间。
曹操以铜雀三台为依托修建了铜雀园，东面连着丞相府，再往东是大批的官署和府宅，那里是重要文臣武将们在邺县城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一旦邺县被突袭，一些重要的人可以迅速登台，在上面固守待援。铜雀三台的建成，巩固了邺县作为曹操大本营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