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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张家·
大家闺秀，世纪典范
叔祖母的气韵是无声的教案
历史深处，合肥张家，于民国岁月给人们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张家九如巷里，走出了四朵姐妹花，各个优秀，带着张家的风雅，成为一个时代的闺秀典范。
她们的独特，成就了张氏家族的不凡，也让人们对这个家庭产生了浓厚的好奇。究竟是怎样的家庭教育，造就了这四色风采，使得她们个个都出落得优雅大方又才华横溢？
在四姐妹中，比较特殊的是张充和。张充和出生于上海，因为充和的母亲陆英拉扯四个孩子过于疲惫，叔婆识修很心疼，便把最小的充和过继来自己照顾。所以充和在八个月大时，就被叔祖母抱回了合肥。
虽然离开了母亲，但张充和得到了叔祖母更多的爱护和教养，这也使得她在幼年时就吸收了两大家族的门风和传承。
在张充和的幼年教育中，叔祖母是至关重要的角色。叔祖母是一位平和从容的修行者，法名“识修”，出身于官宦世家，她的伯父是李鸿章。识修在孩子众多的家庭中排行老四，因为父亲重视教育，从小读了不少书，出落得知书达理，大家闺秀的模样。成年后奉父母之命，嫁到了合肥张家。识修的丈夫是张树声的次子张华轸，即张充和父亲的二叔。
这桩旧式婚姻是否如父母期望般美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识修在这场媒妁之言的婚姻里，归于寻常，毫无怨言，和大多女子一样，被如水的岁月打磨，变得温和、沉默……
时光渐行渐远，面对它的残忍，有时候我们却只能妥协。当识修唯一的女儿和外孙都相继离世后，识修逐渐看破尘世，生活的重心转向一心一意的修行，除了虔诚的信仰之外，她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过继回来的孙女充和身上。
在教育子女时，人们常常会吸收上一辈的经验。曾经，识修的父亲李蕴章就给她请不同门类的家庭教师，识修博学、知书达理、富有同情心、温和优雅，且不拘泥于旧俗，很大一部分便得益于此。
识修很明白其中的道理，便将父辈们的教育习惯沿袭下来，她为张充和请的私塾老师，都是有些知名度的良师。但是，对于名师是否可以胜任良师之名，识修并非盲从，她不会完全听信外界的声音，而是有着自己清晰的考核标准。
在识修教育观念中，没有学不会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所以学生的成绩，自然便成了考核老师的标准。每隔一段时间，识修都会亲自考查充和的学习情况，如果结果令她满意，那么充和此时的先生显然是合格的。与当今时代一些打骂孩子不听从教诲的父母相较，识修无疑是开明而智慧的。
识修对充和的幼年教学效果在张充和以后的成长中也得到了验证。
充和不到六岁，就能将《千字文》和《三字经》倒背如流。早上8点到下午5点，她都和先生一起在书房里度过。还是个小孩子的充和，却已能心如素简，淡静从容，这样的心性，很多是从叔祖母的平和与静默中耳濡目染学来的。
读书之外的时光，她是和叔祖母一同生活度过的。她熟悉叔祖母清简而有规律的生活。充和每天晚上8点就寝，次日早上3点起床，在用人为她梳洗的时间里，她会轻声背诵钟爱的诗词或是佛经。这样清简的生活习惯，为充和养成了好习惯，也更助于她养成好的心性。
快节奏的时代里，人们在白天里匆匆奔走，回到家中仍难以放慢步伐。可人们常常熬夜，生活规律混乱，焦躁不安的父母，难以教养出一个温润如玉的孩子。
有人会质疑，识修如此平和，是因为同是个修佛之人，不必理会俗世。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个修佛之人，她仍是身在世俗中，有一些俗世杂务必须处理，但是秉承这样一副好心性，她所有的杂事也处理得很好。家中的家业庞杂，识修雇用了许多仆人来帮忙管理。她还请了一位大管家，负责大体事务，起草信函文稿，他每天都会到大宅向识修汇报事务，其中的具体名目，识修并不太在乎。她很清楚，水至清则无鱼。她懂得，却从不说破。如此行事，倒是有种无为而治的气韵。
在充和的印象里，叔祖母平和而温暖，从来不急不躁，做事情也很有条理。有时候叔祖母会读书写字，充和就会在一旁静静地崇拜地看着。在她的眼中，叔祖母是如此地静默而高雅，而这种静默言行的影响，要胜过千言万语苦口婆心的教育。
宁静的气韵于无声之中便从充和充满好奇的眼眸中流淌到她的心底。从小被书香环绕，也让她对此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她愿意像叔祖母一样，做一个静默高贵的读书人。所以，很小的时候，她就学会在书海和墨山里寻找一丝带着古老香气的快乐。
都说环境造就一个人的性格，而所谓环境，不过是点滴时光里的一言一行。再多的大道理，都难以代替这种影响。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才是最好的教案。
可以说，叔祖母对充和古典式的学识教育，也让她受益终身。余英时曾言，充和之所以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的境界，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诗、文，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上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只有极少数世家——所谓‘书香门第’——才能给子女提供这种古典式的训练。”
充和有过许多位先生，在张家时间最久的是来自山东的朱谟钦先生，师生一起度过了五年时光。五年间，她学了《左传》《史记》《汉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她的学习是主动的，完全不需要外人严苛的驱逐。纵使是短暂的课下时光，她也不爱到处嬉戏玩耍，更愿意在书阁上，把所有时光倾注在这读书时光里。而充和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教育，皆是因为她有一位好叔祖母。
叔祖母对于张充和点点滴滴的教育，为她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壤。张充和后来的文字练达、简单、洞察世事，又不失温情，则是这位优雅温和的叔祖母在她的灵魂深处为她积蓄的力量。她的性格里的高雅和平和，同样是来自于叔祖母的影响。
所以，当父母在期待孩子成长并成才时，该做的是以点滴生活中的言行启发，是成长氛围的搭建，是给予充分尊重的教育……点滴交融，在时光里累积发酵，才能开启孩子的智慧，让孩子盛放一段精彩人生。
在张充和的记忆里，幼年是温暖而有味的。叔祖母给予她的不仅仅是来自长辈的教导，还有终日待在一起的温情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依赖。四岁那年，家里来了宾客，每每问起这个小不点儿说：“你是谁生的？”张充和总是答一声：“祖母。”这样的回答总是惹得他们大笑，但在年幼的张充和心里却觉得莫名其妙，觉得他们这样不甚尊重的笑声不可理解，还在心里反问道，难道这世间的人都不是祖母所生？难道他们都是天上落下来的不成？其实，此时的张充和并不晓得除了叔祖母以外还有什么亲人。
知识的传授、言谈举止的培养，请一两个名师辅导一下，也许能朝着我们期望和看好的方向去延展，但长辈与孩子之间感情的建立和维护，却无人可效力，非亲力亲为不可。
在张充和温暖的记忆里，有鲜花盛开的花园，有叔祖母在拐杖上刻画的年轮，有和祖母一同坐在下面看书的葡萄架，有骗过先生的法眼偷偷出来捡梧桐子的窃喜，还有叔祖母识破她小心机的慧眼……这一切在她当时看来习惯而自然，正如她自己所说，“在当时并不感觉到有味或是温暖”，然而，这却是她终生难以忘怀的情结，即使现在“和那时同样的在不知不觉中的有味和温暖，又何尝会感觉到那时的有味和温暖呢”。
叔祖母爱护她甚于爱自己。当她收到陆英（即张充和的母亲）去世的电报时，自小被过继于人、与母亲感情不深的张充和尚且酝酿着汹涌的感伤，而叔祖母的眼泪却早已决堤，伤痛难以言表。
叔祖母把年幼的充和搂在怀里，眼泪不住地流着，带着颤抖的音调说：“乖乖，你从此要做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了。”叔祖母含着泪告诉充和母亲是个好媳妇，此时的张充和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世界上除了叔祖母以外还有一个同样疼爱她的亲人，那就是她的母亲。
尽管叔祖母给予张充和的爱足以让她的童年五彩斑斓到令人艳羡，但叔祖母终究年纪大了，生命的规律不会因为人们的不甘和心疼而例外一次，张充和在无忧无虑中走到了与叔祖母终日厮守的日子尽头。
但是，叔祖母的充满爱意的谆谆训导、优雅淡然的言传身教却伴随了张充和一生，她在灵魂深处安放着一颗时刻怀念叔祖母的心，即使长大了、年长了，耳畔还时常能听见叔祖母的声音说：“孩子，丛草处多毒虫不要去！”
叔祖母离世后，张充和返回到父亲身边生活。虽然此前也经常回家小住，但这一次却与以往大为不同。家中的兄弟姐妹们对她回来都十分欢迎，尤其是三位姐姐更是喜不自已。二姐张允和后来在《曲终人不散》里这样回忆道：“小四妹神得很，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张充和在叔祖母那里学来了扎实的古文底子和令三个姐姐自叹不如的书法，但三个姐姐同样也有她所不及的学问，那就是新学。当时父母除了给她们念学古典文学，还特意请了新学老师教授她们，因此她们除了念那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外，还念王孟鸾老师教给她们的那些白话文。
平时并未生活在一起的四姐妹，团圆相聚时难免需要花些时日去磨合。然而，对于她们而言，能让几个小姑娘快速打成一片的秘诀，除了血缘的作用以外，便是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了。而对于张充和而言，此前与叔祖母的相处中已经学到了不少李氏家庭的风范，此番回到家中，便是真正继承张家家风的开始了。
与她一样，三位姐姐们也自小开始读书识字，父母亲用心的培养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回报，而张家所独有的教育方法和培养模式也掀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出现在了张充和的面前，并影响到了她之后的学习和生活。
至于张家的教育家风到底有何与众不同，这还得从张充和既熟悉又陌生的父亲母亲讲起。
古诗书里的风雅种子
张家是合肥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从曾祖父张树声那一辈开始，家族就闻名于世。当时合肥民谣《十杯酒》中就有这样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到了张家四姐妹时，家族虽然几经搬迁，但声望依旧不减，是典型的大家族，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每天光吃饭的人数就达到四十几个。
张家的读书风气是很浓厚的，这一点远近闻名。在当时很多大家族尚未意识到用人们的文化水平的重要性时，张家便刮起了一阵“全员学习”的风潮，从主人自己开始，到膝下的儿女，再到周边的亲友、奴仆，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这场文化学习中。母亲陆英鼓励所有保姆都跟着认字读书，而且方法还很独特。
张家自制了文字小块，上面是一些常用字，每天早上保姆们给陆英梳头的时候就可以借着摆在梳妆台上的文字方块学认字，头梳完了字也认完了。
姐妹们的保姆们会相互比试，看谁学得好，孩子们都当起了小先生，暗自给自己的保姆开小灶。如此风气成效是可见的，保姆们素日里除了聊聊家务事、干干自己分内的活以外，还会三五成群地聊下诗书、写写字，虽然不求甚解，但也的确有人受益于此，更厉害的竟可以自己写家书了。所谓“有教无类”大抵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父亲张冀牗嗜书如命的个性在家中更是人尽皆知。大姐元和对于父亲爱书的故事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她说，当年在上海时，父亲最喜欢到四马路去买书，而且买书不是一家买完便罢休，是沿着马路边的书店一家一家买下去。第一家看完的书有时会丢在第二家书店，第二家书店的书看着看着便走到了第三家书店，所以，每次出门买书，父亲的后面都跟着几个男仆，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把书扛回来，而是跟着父亲一家一家地捡书。
那时的官宦人家大都知道书是个好东西，也极力要求子孙多读书、读好书，日后能光耀门楣，然而饱暖思淫欲，大多数缙绅富户的小辈们会因为生活过于安逸而缺乏节制，甚至沾染上不良的习气。张先生则不然，虽然他出身名门，“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家中最大的便利和优越条件便是让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能像张先生这样始终行君子之道，并且“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张家殷厚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为张冀牖收藏图书带来了可能。书商们尤其是苏州的书商几乎都与张家打过交道，每逢新书一到，书商们就捆起来送至张府。张冀牖来者不拒、多多益善，所以书商们十分看中这位“财神爷”的品位，每次张先生行至书店，他们都会全程陪着。
除了书籍，张冀牖对报刊也爱不释手，比如《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等，他都收集起来读了不少。因为藏书甚多，故而家里留存了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对现代出版的书籍，无论是各类名著还是一般的文艺作品，张冀牖都买进收藏。当“五四”以后那些宣扬新思想的书籍，比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其他新流派的著述尚被人观望浏览时，张冀牖已经把它们一本不落地收入囊中，并将它们视为精神上最富有营养的作品。
如此藏书在苏州城里声名远播，一时成了苏州城里数一数二的藏书家。家里的书一多，如何放置便成了问题。张冀牖命人做了许多高及天花板的书架，专门放置在两间很大的房间里，书架被书填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而这也在无形中成了孩子们，尤其是四姐妹陶冶情趣、获得滋养的智慧海洋。
张家对孩子们读书从来不做限制，任何古书、新书一概任其翻阅。当白胡子的老儒振振有词地强调礼教时，张家的姑娘们却早已在父亲的书架上翻看了《红楼梦》《牡丹亭》《西厢记》；当别人家的小公子们开始在家仆的簇拥下进私塾读起四书五经的时候，张家年幼的小姐们却已经在古文先生的熏陶下开始吟诗作对了。
张家的书房一共有四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冬夏两季各换一次，被孩子们称为“冬宫”“夏宫”，有趣得很。
父母很重视孩子们古文底子的培养，除了文字上孩子们受教颇丰，另外一个培养出她们风雅绝尘气质的源泉，便是旷世绝伦、如梦如幻的昆曲艺术。娉娉婷婷四百多年的文化，至情至性、摄人心魄的唱腔，精调细刻、美颜动人的扮相……昆曲已从最初的表演升华为音律的艺术。
张家四姐妹从小便跟着父母听戏，这一听就听了七八十年。虽然她们最初仅仅是出于好玩、有趣的目的而加入其中，但慢慢大了以后才发现，原来之前熟悉到能背诵的文字竟然可以唱出来。
张冀牖本人就很喜欢昆曲，年轻时还专门对曲谱进行了一番研究；陆英也很中意，所以孩子们自小便接触到这门艺术。在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时，一家人经常去听戏的地方是苏州养由巷的全浙会馆。张家还专门请了老师在书房里教授四姐妹识谱认曲。这其中大姐元和学得最认真，后来还拜了名师习身段、学唱腔，深得名家的传授。
后来四姐妹都深深爱上了这门艺术，她们经常兴致勃勃地扮演各种角色，青蛇、柳梦梅、春香……其中两个还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姐张元和与昆曲名伶顾传玠结为伉俪，与此同时，事业和人生也皆因昆曲而起；小妹张充和随丈夫赴美后在耶鲁大学的艺术学院教授书法和昆曲，是宣传昆曲的身体力行者。
正是这些古文、昆曲给张家四姐妹的生命烙下了风雅的印记，这些风雅成了她们崇尚向往的精神境界，成了她们一生的陪伴，无论她们长大成人，还是成家立业，甚至于后来各奔东西，这些早已播种在内心深处的风雅种子都根植于心，在岁月的浇灌下成长为参天大树，成就了四姐妹令人敬佩的素养和与众不同的魅力。
这些风雅的底蕴和家族风气与张家父母亲专心致志的培养有关。除了为她们提供专门的教育方式以外，张家父母在生活上的悉心教导也同样大有裨益。
现代人教育孩子多走上程式化的道路，即规规矩矩地遵守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路子。这样的好处是规范、有章可循，也让孩子们能平等地接受无差异的教育，虽然利大于弊，但关于孩子教化的有些问题却因为这些程序被忽略了，这就是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从踏入幼儿园开始，父母就开始无法与孩子朝夕相处，因此与孩子的相处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如何在短暂而有限的时光里把家族里优秀的精神底色传递下去？如何让前一辈人继承下来的良好风气延续下去？这些问题其实十分考验父母的能力和水平。
在二姑娘张允和的记忆里，她所学到的古典故事和诗书情节有不少便是父亲在不经意间传授的。张冀牖很喜欢篦头，而且尤其喜欢女儿们给他篦头。然而，玩心十足的小姑娘们都不喜欢干这事，每次都极不情愿地站在父亲后面篦头，有时还会用梳子戳父亲，边戳还边念念有词：“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这时，父亲应和着说：“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女儿便顺势扔了梳子，对此，父亲见状并不真的生气，把头发理好后问道：“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每到这时，张冀牖就会开始讲起故事，这些故事就有不少是他在那些书里学到的四书五经的故事，比如郑玄注释四书五经时家里尽是诗婢、书婢，还有丫头们之乎者也等等。后来的张允和文采飞扬，名声极高，有人说看她的文字“有风骨，有神韵，情致浓烈，富有生活情趣和哲理；既有女性作者之细腻，又透出一种阳刚气”，这一点或许是自小跟着父亲母亲混在诗书斋里才得来的。
等到张允和这辈人长大了，也试着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但是“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张允和也尝试着给五岁的重孙小安迪讲述那些动听的故事，但他却人在加拿大，尽管小安迪的年纪正好是听故事学知识的年纪，但每次祖孙相见，连玩耍的时间都不够，又哪里来的时间可以慢慢地讲故事给他听呢？
只“忙”这一个字就把问题点得透彻了。忙着生计，为柴米油盐奔走，现在的我们有多少人能安静下来给孩子聊聊天、讲讲故事？而社会环境以及生存中的压力又给这辈已成长为中流砥柱的年轻的父母多少照顾家庭的时间和机会？物质文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为之付出的精神和压力也成倍增加，是悲是喜难以说清。
张家孩子多，大家年纪相仿，孩子们一同学习、一同玩耍，童年快乐而充实。母亲陆英对孩子们的学习设置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模式。张充和从叔祖母处回归大家庭后，陆英就给孩子们派起了任务，因为二姐允和比小四妹充和大了四岁，因此二姐给小四妹当起了小先生，大姐元和教大弟宗和，三妹兆和教二弟寅和。领了任务的三位“小先生”对此很是喜欢，教得十分起劲儿。看似简单的安排，实则是一个教学相长、培养感情的良机。
现在我们几乎很难实现这种教育方式，因为每家每户大都只有一个孩子，即便是有第二个孩子也存在年纪相差太远的问题。然而，孩子们之间相互教学的方式却是大有好处的。
孩子以教带学，很多时候比整天埋头伏案要有效得多。他们既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又能将这些东西转而教授出来，不仅理解深刻生动了，言谈间自信和语言能力也跟着培养了出来，一举几得，实在是好得很。
在张家姐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影响和培育影响极大。他们不仅仅给予女儿们宝贵的生命，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在她们的心中种下了风雅的种子，让她们在笔墨纸砚里、在丹青画卷中得到了最高雅的浸润；又在昆山腔调里、在水袖婀娜中体会到了最古朴雅致的境界。
虽然张家姐妹在古典文化方面受教深厚，但时下新兴的入时的文化却一样被父亲搬进了她们的课堂，比如白话文、芭蕾、体育……父亲如此安排别无他意，一来本身自己就是个喜欢新鲜事物的人；二来是想以此来培养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丰富的学习中形成多彩的个性和爱好。
尊重天性 用好天性
张家四姐妹虽然同父同母所生，但却长成了“两黑两白”的肤色，不仅如此，各自的性格上也各有不同：大姐文静端庄，二姐是出了名的“淘气大王”，三妹忠厚怕羞，小四妹与叔祖母生活在一起，始终规规矩矩。
四姐妹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他绕开了那些花花草草的字眼，起了四个“带两条腿”的字当名字。有人说是因为知道女孩始终留不住，最后肯定会跟人“跑”了，所以才选了这几个字，这样的说法过于封建、有失偏颇。在孩子们心中并不是这么理解的，在她们看来，父亲之所以给她们各自安了“两条腿”，却是给了张家姐妹们最大限度地可以自由发展兴趣和爱好的绝好机会。张冀牖用心的启蒙和教育让孩子们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他并不愿意让孩子们如同那个时代那些被禁锢的女子一般将自己的一切断送在封建礼教里，而是希望她们学好知识、用好知识，用自己那双健康有力的双腿迈向社会，这也许才是父亲最真实、最高远的寄托。
张冀牖对孩子们从来都是持开明宽容的态度，对于她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如此。孩提时代的张家四姐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尤其是在苏州寿宁弄的那段日子里，更是让孩子们快乐不已。
苏州的小园里，四个小姑娘正在水边学着古人的样子吟诗作对，不时还有人拿着砚台照着王義之的临池洗砚浣洗起来。书房后面种着几株芭蕉，春雨绵绵时听雨打芭蕉，更听书声琅琅。书房前两株亭亭玉立的玉兰犹如她们一样成长着，紫的那株开出的花充满魅惑，白色那株花朵晶莹剔透，一深一浅就像她们的性格一样亦动亦静，也如同她们的学识中西合璧般相互映衬。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姐妹们并不能做到心无旁骛地老实待在课桌前，虽然身在书房，却心系窗外那两株枣树和杏树。不为它即将落叶瑟瑟，也不为它被雨打风吹，只牵挂着那些树上熟透的枣子和杏子何时落地。终于等来期待己久的啪啦的落地声，任凭先生讲得如何精彩，也不管书中文字何等精妙，心早已跑出书房捡果子去了。
多么悠哉的时光啊！也许当时她们并没有觉出什么特别，但当时那份轻松快乐的心境，在若干年后回忆起来的确觉得珍贵。所谓父母，在孩子年幼时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是十分有用的，因为这段记忆将伴着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轻视不得。
有人也许会说，并不是所有父母都能像张家一样富裕充足，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环境和与众不同的经历。对于这样的理解，虽然表面上看受某些客观条件所限，但深入探讨却可以发现，这句话偏颇得很。
给予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与物质丰富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尽管物质丰富可以让实现的方式更加便捷一些，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父母有无这样的心思，愿不愿意做这方面的投入。带着你的孩子去太阳初上的海边，给他读读巴金的《海上日出》；在黄昏的梯田边带他触摸沉甸甸的稻穗，告诉他“水稻之父”是谁；带他去广场看一起与旭日同升的升旗仪式，唱国歌给他听，并且告诉他国歌的来历；在星光璀璨下陪他一起幻想宇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陪他进入梦乡……这些陪伴，都会成为他童年里珍惜的体验，成为他人生宝贵的回忆。
所以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用心的陪伴。除此之外，家庭的温馨和睦对于孩子性格的形成和培育同样至关重要。
张氏夫妇二人感情很好，张冀牖性子好，从来不大声打骂下人，仅有的一次教训手下聚赌也只是敲了敲脑门儿以示警醒。母亲陆英十分能干，对下面的人也从来不苛刻责备。夫妻二人各有一个书房，但父亲的书房有一排大大的落地玻璃窗，父母亲可以隔窗相望。这样的布局既给了他们各自活动的空间，又可以随时沟通，尊重并联系着，确实好得很。
女儿们曾在父母的书房外见到他们隔窗谈话，眉目间流露出暖暖的爱意，母亲在书桌的铜镇尺上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或许便是他们双宿双飞的夙愿。只可惜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望着她苍白但依旧美丽的脸庞不忍离去。但是，伉俪情深却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学着父母的样子，女儿们各自的爱情也如同父母一样坚定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张家四姐妹对父母的感情很深，直到后来父母都去世时，凝聚成一句真挚的话：“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不仅让人潸然泪下，足见两代人感情之深。
张冀牖本人不仅酷爱读书，而且对许多新鲜事物也是兴致勃勃。比如新学、照相机等。对于孩子的培养也不拘泥于文学素养、昆曲艺术，对于西学也毫无顾忌地引进张家大院，并且让最疼爱的几个女儿们接触和学习这些新东西。
张冀牖专门在家给孩子们请了两个文字先生，一个教文言文，一个教白话文。再大一些，他便为孩子们请来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这位女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悉，她的身影曾在叶先生的《三叶集》中出现过。吴先生拓展了张家姐妹另一片知识的领域，她教她们音乐、舞蹈，还教算学，至此，孩子们接受到了比当时其他的学生们更为全面的教育。
女孩子天生妩媚，对算学不怎么感兴趣，但对舞蹈却很喜欢，还央求着家里给她们每个置办一套练功衣和软底鞋，穿上后俨然一副舞者的模样。舞蹈技艺如何尚不知晓，但小姑娘们却不胜欢欣，随即摆出了造型忙照了张相片。照片冲洗出来了，姐妹们欣喜地取过照片细细看起来，突然，三妹妹觉得自己照得太不雅了，于是直呼“丑死了、丑死了”，然后一个快手，二姐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把照片上自己的那张脸抠下来了。多年后，当姐妹们回忆起来时，大家都乐不可支。
在寿宁弄里，张家的孩子们过着“上午读书，下午唱戏”的日子，孩子们虽然课业不少，时不时还要应付老师检查诗文，但是，从心底讲，她们从来不觉得读书是件苦差事。快乐地去学习远比任何苦心说教要有用得多。反观我们现在的教学，有时会让孩子们产生抵触和排斥的情绪，有些父母将这种心态归咎于孩子不求上进。然而，孩子们本就天性活泼、充满好奇，过分枯燥和单调的教授自然会挫伤他们的天性，随后也就抵触起来了。可见，有时孩子们厌学并不是厌倦接受新知识，而是新知识传授的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因此，如何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如何寓教于乐，还真是一件值得大人们思考的事情。
张氏家族对于孩子的天性并无任何限制和强制，就像女孩们对舞蹈感兴趣一样，男孩子们对父亲置办的二十几台照相机爱不释手，对当时十分罕见的留声机、家庭小型放映机更是好奇心十足。对此，父亲允许孩子们随便玩，从不因为担心孩子们会破坏而将新奇的东西束之高阁。孩子们从中获得了很多探索的体验，并且成长得更加快乐和充足。想来，这也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只是男孩女孩各有所爱，尊重并引导之，如是而已。
张家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是不入章法的。她们所用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老师们筛选出来编辑，然后由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用钢板蜡纸刻出来的。张冀牖对教育一事极有责任感。也许是父辈为官的经历让他有很多顿悟，又或许是当时世态炎凉让他无意仕途，所以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办学，甚至倾其所有为之付出，因此有人称其为“忏悔的贵族”。
张冀牖最开始办的是幼儿园，并希望顺序建起小学、中学和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景，除了他不醉心于仕途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孩子们在他营造的诗书的海洋和知识的宝藏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但张冀牖并不满足于此，他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们能接触到新思想，进而接受新的生活，学着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摆脱那些吃人的、腐朽的道德观念的束缚，如同他的女儿们一样成为身心健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
虽然张冀牖的愿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坚持下来的也只有乐益女中这间学校，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却极受好评。余心正先生曾在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写道：“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然后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了什么？为的是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还是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唯其如此，方能我行我素、独立自主。但是，他又绝非嗜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的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非常多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
如此办学，张冀牖的四个女儿们自然是加入其中。与其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如说是父亲探索教育的好帮手。乐益女中的校园里有四十几个校舍，还有一个操场，接近我们现代的教学环境，相比当时流行的私塾，乐益女中的确是开了先河。
张家四姐妹虽然在寿宁弄过着愉快的读书生活，但毕竟接触的人和事物都十分有限。因此，当她们来到乐益女中，与更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们一块学习的时候，就如同鱼儿由江河入海一般，从一块“小乐土”进入了“大乐土”，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在这里，她们虽然照样学诗词古文，但也学习数学和英语，她们在这里头一回认识了外国文学还有不少其他的新知识。张冀牖所请的老师并非泛泛之辈，大都是些思想先进、学问造诣高的文人学者。孩子们，尤其是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孩子们，在张校长的经营下能进入乐益女中学习这些知识，让人不由得对张冀牖心生敬佩！
乐益女中不仅学问教得好，文体活动也很丰富，四姐妹在这里既学了知识，又展示了非凡的才华，从这个角度讲，乐益女中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办学这一层面，而是孩子们展示自己最初才华的舞台，也是她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才华在细枝末节里发酵
张家姐妹自在家就喜欢玩在一起，扮各种角色玩着。上了乐益女中，学校中各式各样的活动更是对她们的胃口。乐益女中是苏州最早兴剪短发的学校，每次校际运动会，乐益女中一群短发朝气的女学生们列队出场，都会是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在体育上，张家的三小姐兆和可是出了名的运动健将，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不过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的50米短跑最后一名的成绩却让她多少有些遗憾。
三妹兆和很活跃，但也经常闹出些不失可爱的捧腹之事。平日里看上去十分活泼的她会突然间萌生诗情画意在月光下舞蹈，室友们闹笑不已时她竟能呼呼地睡过去……后来的兆和变得文静少言，相比之下，这样的她就显得十分有趣了。
学校里有不少社团组织，话剧的、戏剧的、作诗的，四姐妹都乐滋滋地加入其中。若干年后，张允和对当时在学校里的活动依然记忆犹新。那时的学校经常会有一些文艺会演，作为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姐妹们每次都会登台唱起扣人心弦的《游园》。但每次都是这样的表演让她们渐渐有些乏味了，所以她们渐渐地对话剧产生了兴趣。继《游园》以后，张家姐妹们又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英文的《一磅肉》，还有《风尘三侠》，其中大姐元和饰演红拂，三妹兆和饰演李靖，演出效果同样是掌声雷动。别看三妹兆和一副羞答答的样子，她还有一样爱好，就是出演滑稽戏，每次上台前都把自己的脸画得乱七八糟的，甚至还自称是“万能博士”“天外来客”，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们去郊游远足，张家姐妹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还经常赋诗作文，虽寥寥数字，却才华尽显。
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
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
——兆和
高山枕大川，俯视意茫然。
沧海还如客，凌波谁是仙。
江山欣一览，帷读笑三年。
击楫情怀壮，临风好着鞭。
（后四句经先生改过）
——允和
两首短诗，字字推敲定夺，或感慨或豪情壮志，情怀中思绪飞扬，眼前之景、心中之情跃然纸上，气派中情怀不减，气度丝毫不输男儿，如不细问，竟不知出自女子之手。女儿家家写出如此文采的确不虚得才女之名。
中学如此，大学更是如此。大姐张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时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当时的大夏有“四大天王”之说，张元和因为品貌出众、多才多艺，格外引人注目，并封为大夏的“皇后”。此时的张家四姐妹少女初长成，端庄秀丽，文质彬彬，许多男子大为倾慕，追求者众多，连沈从文、周有光、卞之琳这些文人墨客都位列其中。叶圣陶曾经这样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姐妹从来在学问和各种活动上都是巾帼不让须眉。学校里有的活动，男子能参加的，姐妹们也照做不误。比如张允和夺得讲演第一名一事便是如此。在张允和刚入光华大学之前，学校已经举办了多次演讲比赛。当时有个姓赵的男同学因为发音标准、讲演出众几乎每次都能拿下桂冠。张允和来到光华时便参加了许多活动，这样的活动自然不会错过。她鼓起勇气写了一篇名叫《如今》的演讲稿。时值与周有光恋爱着，于是张允和便向他取了经。
张允和自小就语出惊人，她的文章极好，曾经有先生怕她的好文被人“抢”了，于是便给锁了起来。她的文字充满朝气和向往，而且从不做闺中怨妇之类的感伤。她认为落花时节在很多小女孩看来，是秋风扫落叶、满目萧瑟的景致，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些景致的背后加上哀愁的情愫，但是，张允和反倒认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高气爽的天气暂且不说，硕果累累、谷穗沉甸甸的收获更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更应该是青年们奋发读书的好时节。所谓“伤春悲秋”那是足不出户的怨妇们的专利，作为“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加上家庭风气的影响，张允和丝毫没有借景哀伤的想法。
上台讲演的《如今》带着浓重的哲学思维，大概内容讲的便是如何珍惜当下的时光，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之类。演讲一事讲究讲和演，两者须相得益彰才能授人以智、感人以情，赵同学的《铁》一如既往地好，因此，最后的结果便让人充满好奇。张允和怀惴着紧张而期待的心情听着校长宣布由他和哲学家李石岑先生最后定夺的结果。当第三名、第二名都花落别家时，她开始有些失望，毕竟要超越一个常胜将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宣布第一名时校长卖了个关子，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最终，“张允和”三个字从他口中说出，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这就是张家的姑娘们的胆识和魄力。论文，功底深厚、文采飞扬，既能写出气势恢宏的篇章，又能倾吐情感丰富的文字；论武，能在长跑比赛中拔得头筹，名声在外；唱起来，昆腔信手拈来、扮相唯美生动，男角女角都能演；讲起来，声情并茂、感人至深，连卫冕之王的男子都甘拜下风。这样的女子，用“才思敏捷”“才华横溢”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光华大学，张允和受教颇多，其中还有一件关于学习的方式方法让她终身受益。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从不给学生们出题目要求做文章，他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给出一句话或者一篇不长的短文，让学生们对它进行注解。看似十分简单的作业，但却要费尽脑力思考。比如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无非寥寥几字，但要参透它真正的意思、领悟其中的精髓，则需要学生们去查阅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模式充分地发散孩子们的思维去探索，让学生在探索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我们现代人经常喜欢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抵便是这个意思了。
作为现代人，有时会感觉这辈人的才华过于局限，虽然生活丰富了、物质充盈了许多，但好像大家或多或少都减弱了那颗静下心来研究学问的心，也没了时刻扩充自身知识的动力和心思。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价值导向固然影响不小，但个人对自身才华的追求和雕琢也减弱了不少。
此外，鼓励孩子们多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对孩子才情的培养和素质的全面提升是极有利的。张家四姐妹之所以声名远扬，除了她们出众的才华以外，她们活跃在各大场合的身影则是她们声名远播的另一重要原因。虽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但才华却有所不同，如果无法适时地展示出来，便会失去它原有的光华，最终黯然失色。
张家四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疼爱，格外出众，张家的家风影响着张家的每一个孩子。
长子宗和的老实厚道在张家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但学习上确是绝对的“学霸”，考学时上了东吴大学成绩已算得上优秀，但却心存不甘，于是第二年重整旗鼓，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
二弟寅和诗写得很好，聪慧过人，读完光华大学后赴日本留学。
三弟定和很有个性，人也细致，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
四弟宇和是张家唯一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农学、植物学研究深入。
五弟寰和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乐益女中当校长。
最小的弟弟宁和受三哥定和的影响喜爱音乐，后来到法国跟一位有名的指挥家学习指挥，成为当时国际青年交响乐队中唯一的中国人。回国后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
如此一辈人，几乎都是才华出众之人。这样人才济济的一家子，张家的家风如何，显而易见。这个家族里的孩子们，创新性地在自己的家庭创造了一条情感的纽带，时至今日，依然如期与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人相见，这个纽带就是家庭刊物《水》。
1995年10月28日，在《水》的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出版时，张允和是复刊的“始作俑者”，当时已近九十高龄的她开玩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小刊物的最老编辑”。《水》是张氏家庭中自己的一份刊物，那是四姐妹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于苏州九如巷里组成的“水社”社刊。《水》的文章均出自四姐妹之手，还有家里的兄弟们，后来连沈从文、周有光这些“外人”也鼎力协助。
这份刊物里写的都是家庭琐事，不拘一格，不限题材，散文、小说、诗歌、杂文等皆可刊登。“有文章、有诗词、有书法、有图画，还有蜡染。这是家庭里的小玩意儿”。孩子们自己选材、撰稿、刊印，家长们不仅不插手其中，还把学校的印刷设置借予他们。当张家的孩子陆续从中学上到了大学，《水》始终没有停刊，即使有一年，因为战争，举家搬往到上海避难，仍旧照常出版。
之所以起名为《水》，沈从文曾这样说过：“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硬，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如今的《水》仍然在流淌着，从纸质到网络，从文人墨客到普通读者，从一个家族内的小文学刊到社会文化焦点，这一份被称为“流动的斯文”的刊物不知不觉中走过了七八十个年头。张允和复刊之际感慨道：“一泓清水浸润了近七十年的岁月，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永存一个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甜清纯。”
这份情怀有继承、有创新，当年张家的先人张树声精心修复了沧浪亭，张冀牖带着孩子们“守着九如巷的老井”，而今这一辈却用这份《水》滋养着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如水一般斯文的人们。
张家四姐妹已相继离世，当年的风采和芳华已成为记忆，沈从文曾将这种消逝称为“残酷的自然规律”，但她们身上所具有的风韵、气度却让她们成为民国时期夺目的“姐妹花”，而从她们身上透露出来的家风家教，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争相传颂的美好财富。今天我们在此回忆这些美好，不仅仅是将这些已尘封的历史讲述出来，更是想将风采背后的家风家教展示出来，毕竟斯人已逝，但精神可长存，这是我们后来人幸运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