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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之？信？仰
站在伦敦的市中心，站在成千上万拥挤的伦敦人中间，就好像浏览世界上最大金融交易中心的传奇故事。“世界是上帝的，完完全全是上帝的。他的影响力波及全世界，无处不在。”伦敦的确也配得上这样的传奇故事。伦敦的商人大都是皇族贵胄，伦敦的商人都是世上值得尊敬的人。这些鼓舞人心的词语都是赞美伦敦的生意人的。人们认为陆地和海洋的所有物产、森林和矿藏、凡是北极圈和南极圈内的所有物产都是上帝的。上帝大度地把所有物产布施给人们使用，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和奇迹，增进人们的友情。上帝甚至分赐给人们各种各样的高级物质财富和机器。好像早期的伦敦商人更能理解这一点，深藏于心并落实到行动上。你买我卖，我卖你买，将心比心的思想从来没变过。我站在伦敦桥上，回首看着这个城市，巍峨的天主教堂圆顶和街道、房屋融为一体。细看城市并不广阔，天主教堂圆顶周围耸立着无数房屋的尖顶。想着天主教堂的历史，想着其他教堂的历史，想着普通公司的历史，想着市政慈善机构的历史，就能理解基督商人自由、淡薄的个性，就能理解像格雷欣（注：1519—1579，英国金融家。皇家证券交易所的创建人，以其格雷欣法则而闻名）和格雷欣一样的商人们的情怀。我想到了富有的巴兹莱，他忠于上帝、忠于大卫；我还想到了阿劳那，他慷慨地帮助了国王。我们了解到伦敦历史上曾出现过令人遗憾的地方保护主义。安闲的人们满足于温饱，但我们也奇怪为什么有人会发疯似的想发财。我们对桑顿和亨利·霍尔的记忆犹新，也为信仰基督教的英国还有很多基督商人而欣慰。
商人是庄严、高贵的，他们举手投足从容潇洒、社会关系众多，无不显示他们的身份。看看凡·戴克（注：1599—1641，比利时弗拉芒族画家，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查理一世及其皇族的许多著名画像都是由凡·戴克创作的，他的画像那种轻松高贵的风格，影响了英国肖像画将近一百五十年。他还创作了许多圣经故事和神话题材的作品，并且改革了水彩画和蚀刻版画的技法）和提香（注：意大利画家，他把鲜明的色彩和背景的混合使用带入了威尼斯画派。他的作品包括1518年圣坛背壁装饰画《圣母升天》）笔下所画的阿姆斯特丹（注：荷兰法定首都和最大城市，位于国家西部艾塞尔湖的一个入口处，经过内河航道与北海相连。阿姆斯特丹有重要的股票交易所，而且是主要的钻石切割业中心）的市长和威尼斯的商人吧。他们就像是真正的政治家和基督徒，预见到了共和制度会给更多的人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幅画卷：威尼斯商人刚刚从东印度公司运来大包货物，从苏里南（注：在拉丁美州）运来香料盒，现在正在和商业伙伴们谈着市场行情，穿着美丽飘逸衣服的东方外国人在市场上漫步，一会儿又高谈阔论起战争、和平和政府。他们在一个灯火辉煌、四面环海的大理石宫殿里欣赏着精美的艺术品、聆听着美妙的音乐、享受着丰盛的晚宴。荷兰商人具有经商天才，他们的经商天才和冒险天才是相辅相成的。他们英勇献身真理，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因此，我特别喜欢徜徉在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水道上和伦敦安静的大街上。我知道如果有必要，这些普通的商人同样能经受困难、拿起武器。以前，当祖国面临危险时，他们慷慨解囊，自愿为祖国投入战斗。他们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人一样热衷科学、文学和艺术，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心中都怀着对上帝的爱，将对金钱的爱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基督的名义做很多善事，将爱播撒给别人。
著名的宗教事务部长瑞弗·威廉·阿瑟写了一本书叫《成功商人》。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是关于布里斯托尔（注：英格兰西南部一城市，位于伦敦西部。十二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的威廉·巴吉特先生的传记。他是位著名的基督徒，个性中带有纯粹的商人特征，既会赚钱，又能广施阴德。这本书让我想起比尼博士的那本著名小册子。“人能在获取和给予两个世界都做到完美无缺吗？”严肃地说，可以肯定地回答这个疑问。就我而言，我本能地反对这种提问方式。我不想细说原因。如果读者跟我的想法一样，就会很快理解原因。巴吉特先生是在两个世界都做到完美无缺的人，他确实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完美无缺。读他的传记能了解到，他很懂经营之道。有些商品他按成本价出售，有些商品甚至低于成本价出售，就是想让顾客喜欢他的店，认为他的所有商品都是最便宜的。这种做法有点儿不够君子。他当小商人当了很多年，到了后半生，生意才越做越大，成了大商人。为满足顾客的要求，他表现出不同寻常甚至有些不健康的工作热情。我认为平凡的工作一定要以平凡的方式去做，非比寻常的努力要留到特殊场合再用。他精力特别充沛，如果他的雇员在工作中缺乏同样的激情，他就会立刻用眼神和言辞责备他们。用他的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就是：“成功商人的生活节奏太快，他精力充沛，能克服一切困难。但他很快就明白自己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好了，不能过于投入，否则最终会毁了自己毁了别人。”我相信很多商人都想在两个世界都做到完美无缺。巴吉特先生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别人，除非他能弥补他时不时强加在别人身上的压力，这是成功商人的弱点。阿瑟先生也许把《成功商人》改为《基督商人》就更好了。巴吉特先生为人高贵、悲天悯人，是基督商人的典范。
商人和零售小贩之间是有区别的。古代希腊人非常讨厌零售商人，甚至鄙视、憎恶零售商人。拿破仑带有强烈的异教情绪，说英国是店主国家，喜欢恃强凌弱。据说拿破仑分不清什么是商人、什么是店主。但细想这个问题，也许商人和店主的区别本来就不大。有了零售业才有了自由发展的商业，所以说零售业可耻太不应该了。休斯先生说朗伯斯（注：伦敦南部地区，伦敦坎特伯雷大主教宫邸）地区的商人大都欺骗顾客。那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大意是这样的：在纽英顿一个区就有多达一百名商人因为缺斤少两、短寸少尺被罚款。上帝最讨厌做生意不老实了，做生意没有基督精神，就不能成为基督商人。真正的商人会仔细称重、测量甚至多给顾客一些的。长途旅行的水手喝了掺假的橙汁把身体都搞坏了，这是商人还是零售小贩干的呢？店主用伪劣食品伤害了在克里米亚（注：乌克兰欧洲部分南部的一个行政区和半岛，位于黑海和亚速海沿岸）勇敢作战的战士们；骗子用假腌肉骗了远征的探险家们，他们正和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一起冒最后一次生命危险。掺假是英国商业最可憎的地方。有个真正的基督徒跟我说他不做买卖了，因为不骗人根本活不下去。不过，做生意可以耐心点儿、老实点儿，也能赚到钱。我相信只要有上帝关照，只要有上帝的指引人生就足够了。零售商受到的利益诱惑要比商人大十倍。这种诱惑无休无止、花样翻新。伟大的人能为上帝和别人坚守正直。即便生意再卑贱，也要道德高尚、诚实守信像个基督商人。
下面就讲讲几个基督商人的故事吧。我们这里讲的是广义上的基督商人。至于平庸卑贱的商人还是让其他作家去说吧。所有人都熟悉《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注：狄更斯的小说）中切利布兄弟的伟大人格。我慢慢理解了书中描绘的那个曼彻斯特公司。当然斯科特先生在苏格兰城市里遇到了很多像贝利·尼科尔·贾维那样的人。我这里还想再举十八世纪的三个基督商人的例子。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都能写满一章，我只能简短截说，读者如果要想了解更多的东西就看他们的传记吧。
乔纳斯·汉韦是位慈善家，在他的后半生他广为人们熟知和赞赏。他一生从商经历辉煌壮观，虽说险象环生，但人们因为他的成功忽略了他当初的冒险。斯迈尔斯先生在《自助》一书中叙述了他的一些故事，不过没有充分地从基督商人的角度来描绘。汉韦从事的是俄罗斯贸易。他勇敢地通过伏尔加河（注：俄罗斯欧洲部分一条河流，源于莫斯科西北部瓦尔代山，长约三千七百零一公里，大致向东流再向南注入里海。它是欧洲最长的河流和俄罗斯主要商业水道。）和里海（注：世界最大的咸水湖）建立了波斯贸易。他的马车里放了一件奇怪的画。画上的人波斯人打扮，暴风雨中在险滩登陆了。他平静、闲适地拄着宝剑。画的背景是一艘被巨浪掀翻的船，前景是枚家族徽章，靠着大树，徽章上写着：“永不绝望。”这幅画讲的是他在里海的遭遇，所有旅行经历无不充满魔幻色彩。在圣彼得堡（注：沙皇时代俄国首都）赚了一笔钱后，他决定退休，回国安度晚年。汉韦总是怀有一种高贵的职业心。人们为他歌功颂德，称颂他作出的有用贡献，他获得了广泛尊敬，充分享受着来之不易的清闲。他的传记作家写得挺有意思：“他特别愿意享受一起吃饭的快乐，席间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很愉快。”如果欢笑变得吵闹，他也会离席而去，据说他曾说过：“我的同伴们兴奋过度了，我并不高兴。为了让我自己愉快点儿，我离开了他们。”他开始了无休无止、规模空前的慈善活动，也许只有沙夫茨伯里勋爵的慈善活动能和他相媲美。他从事的每一项慈善活动都有宗教目的、慈善目的和公德心。他的努力使伦敦铺上了新路、有了路灯。他还是第一个带伞出门的英国人，别人刚开始还觉得特别奇怪，后来带伞出门成了绅士的习惯。他的努力和大度主要贡献给了慈善事业和宗教事业。现在我们仍然需要汉韦！他曾经到最贫穷、最肮脏的教区视察，到囚犯工厂的住处视察，记录下伦敦及附近所有囚犯工厂的管理情况。他付出极大的努力成功地记录了伦敦穷教区婴儿的死亡率。他建立了船员寡妇协会和从良妓女收容所。他第一个关心英国和非洲黑人的利益、扫烟囱男孩的利益，并积极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了他们的待遇，建立了主日学校。在他的全盛期，他建立了无数此类的慈善机构。在晚年他作为一名基督商人从事了很多慈善工作。即便在他弥留之际，病痛已经无药可医，他仍然是那么开朗。人们记下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基督”。
乔纳斯·汉韦死的时候，乔舒亚·沃森还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他刚从专门为商人子女设立的学校毕业。在学校里他学了记账、兑换钱币和外语，并到他父亲的账房实习过。他父亲是坎翠湖政治家的儿子，在塔山贩过酒，后来又在民星街十六号干过。乔舒亚刚开始是他父亲的得力帮手，后来成了他的生意伙伴。当父亲退休后，别人找他在马克街的同类店里当合伙人。他通过和政府合作挣了一笔钱，退休了。很遗憾他的传记虽然写得非常精彩，但作者没能给出足够的细节描绘他的从商生涯。传记的每一页都是精彩华章。沃森先生是个严格的教士，坦白地说，他勤俭克己并有点儿宗派倾向。他和最高宗教官员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在很多方面他都有点像艾萨克·沃尔顿，两个人都同样热爱英国国教，和主教们关系密切，做生意诚实，为人简单善良。1825年经济大萧条爆发，乔舒亚·沃森受到了严厉的冲击，后来再也没有缓过劲儿来。沃森自己没觉得怎么样，可人们知道他遭受经济损失就会间接伤害到他大量捐赠的慈善事业。坎特伯雷大主教召见他时，声音颤抖、泪光盈盈，看看是否能为他做点儿什么。“法官，”坎特伯雷大主教有一次对巴伦·帕克先生说，“我爱我的儿子也不过如此。”伦敦主教布鲁姆菲尔德给乔舒亚写信，说他银行里的钱乔舒亚可以随便用，可以无限透支。乔舒亚·沃森当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好意。我们也许会嫉妒基督商人为何能受到这般礼遇。毫无疑问，是乔舒亚·沃森热情地帮助主教、赞助宗教事业换来的善待。有一次他给杜汉姆主教写信：“教会愿意公平分配我捐赠的钱，但是不知道这么一大笔收入该怎么花。我们向上帝保证，我们没有违反基督徒的精神，一五一十地将财产分配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所有的人。”他说的是实话，“我们仍然支持那些宣称教会收入应平均分配的人。”我们承认还有很多例外，怀疑捐赠分配的真实情况和沃森说的仍然有出入。在万·米尔德特（德拉姆兼任主教的大公）案子里，沃森说的话很权威、很中肯。我们不得不说说万·米尔德特的事。沃森很早就认识他，当沃森到德拉姆的时候，万·米尔德特就和他住在民星街，后来两个朋友又一起住在西敏寺的大乔治街。万·米尔德特是个穷困、热情的学生，他之所以过得不好，财政上有很大困难，是因为他不得不重修祖上留下的别墅。乔舒亚·沃森和其他几个朋友把债务都承担下来，万·米尔德特为此写了封十分感人的信：“这种感觉很痛苦，有时我觉得自己都无法承受了。因为有了这些高贵的朋友，我有了快乐。当初由于经济无法独立造成的伤痛很难平复。没有钱我又不得不靠朋友们的帮助。我现在是有薪水可拿的神职人员，这是好事，但又是件尴尬的事。每挣一分钱就有一分钱的心理负担。尽管那么多的朋友帮助我，我还是个贫穷的人。”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这个可怜、奋斗不止的教士最后成为议会最富有的高级教士，成了德拉姆大学最富有的高级教士。成千上万的私人慈善机构都得到了他的慷慨馈赠。万·米尔德特进一步验证了乔舒亚·沃森的理论：受助于人的人，有一天一定会施助于人。布鲁姆菲尔德主教也是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布鲁姆菲尔德主教在为乔舒亚·沃森的慈善机构——教士孤儿学校——捐赠的时候说，他对学校事业非常关心，并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到这儿来上学。我们不用费力就能找到很多乐善好施、慈悲心肠的人们，像芒克主教，任何褒奖他的话都不为过。他死后留下了二十五万英镑，都是他的职务所得，无可否认他是名真正的基督商人。
布鲁姆菲尔德主教在沃森死的时候说：“我用崇敬描绘我对乔舒亚·沃森先生的感情。他是我了解的最佳基督商人。他拥有用上帝赋予基督徒的一切才能，竭尽所能提高上帝在教堂的尊严，这点在世界上弥足珍贵。”毫无疑问，正是这位商人自由、博大的社会关系，为基督徒增添了荣耀，使沃森多年以来成为宗教协会的顶梁柱。他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经常回顾以前做生意的日子。“他经常顺道，”一位亲戚说，“在他去伦敦的路上拜访我们。那天他还领我们看了他在民星街的房子。现在那所房子已经是商店了，他过去用过的帐篷和桌椅现在都没变。我们过去和他一起做生意还能得红利。那天国王学院主教给医学院的学生发奖学金我们陪他去观礼，伦敦和理茨菲德各教堂主教、R。 H。英格利斯爵士和格拉德斯通先生都在场。我叔叔坐在格拉德斯通先生旁边，和他聊了很多。”他在帕克街的家中总有很多盛大的聚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到会的神职人员了，相信读者们能理解。“除了他的朋友帕克和理查森，有正式职业的与会人员有大法官亭达尔，令人尊敬的法官伯顿，法官帕特森、科尔里奇和威廉·佩奇·伍德爵士，还有医学院的赫伯顿夫妇，巴恩斯比·库珀，托马斯·沃森博士，还有位基督慈善家——医术高超的内科大夫托马斯·托德。聚会的大门也为科学界的著名人士敞开，像威维尔博士、塞奇威克教授、地理学家查尔斯·莱尔。当华兹华斯和骚塞到伦敦的时候，他们也常去那儿聚会。到会的还有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弗朗西斯·常垂爵士、洛、科普利·菲尔丁和乔治·罗布森。”他为人善良、富有人格魅力使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朋友，而这些人本有可能因为身份和财富无缘聚在一起。乔舒亚·沃森高寿而终，后来基本上是退休状态。他的宗教思想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个孩子，直至升入天国。“在他升入天国之前，可以这么说，他让上帝很欣喜。”
12月5号在雷堂斯顿又一位杰出的基督商人去世了，我们从后来出版的《记忆》选了几篇有趣的文章纪念他。威廉·科顿在伦敦享有最高声誉。他做生意头脑机敏，比做生意的本事更大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基督徒般的宽宏大量的心。他出生于十口之家，家庭环境使他不能从事圣职，进了胡达特公司做生意，后来还成了公司的主要合作人。他工作勤勉，对工程学有种天分，还是詹姆斯·瓦特的朋友。他还认识汽船之父。他参观了我们的大工业化城市，看看机器织布机是怎样织出厚实的海军用帆布的。他废除了伦敦东部令人讨厌的薪水发放体制，从此机械师不必只能在星期六的晚上才能根据收税官的订单拿钱了，每星期四就能拿到周薪。我们了解到：
1821年哈曼先生首次当选为英格兰银行行长。这个位置他一干就是四十五年，去年3月因为健康状况不能再参加竞选才退休。凭借聪明才智、对金融原理的真正了解、敏锐的洞察力和同事及下属的鼎力支持，他在英格兰银行锐意改革。1843到1845年是他最劳碌的两年，那时他还出任地方长官。就在那时，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制定了现行的银行宪章。罗伯特·皮尔爵士认为威廉·科顿是位头脑清晰、诚实的顾问。他有主见，从不为任何个人谋利，从不计较个人付出多寡。为了能让银行宪章顺利通过，威廉·科顿经常出席平民院的议会，这样罗伯特·皮尔爵士有任何疑难都可以随时向他咨询。罗伯特·皮尔爵士还会常常在半夜派到华伍德他的住所向他咨询。罗伯特·皮尔爵士非常喜欢威廉的个性，认为他个性深沉忠诚，因此最后由他来代表银行同议会进行谈判。不过他的突然离世让罗伯特·皮尔爵士万分难过。他的银行同事们连续三届选他当地方长官，希望他能凭借他的好运气有始有终把银行宪章工作做好，这种荣耀空前绝后。在任期间他爱好机械的天分得以充分发挥。当时极有必要重新测量全国的金币，有些金币因为使用过久已经变轻了，他认为用自动机械秤会更精确，他亲自设计制造，广泛推行使用自动秤，不但速度极快而且精确度也高，性能稳定实用。直到现在，银行、造币厂和地方财政部门还在用，而且样子没变，还是当初威廉设计的那样。自动机械秤在1851年的英国博览会上展出，获得了广泛关注。我们现在仍有充分理由声称它匠心独具、完美无缺。自动机械秤能给金币称重并根据轻重分送到不同的重量单位，好像会思考一样。人们理所应当把这部机器命名为“地方官”。
科顿的光辉成就还远不止这些。他到伦敦医院积极投身于具有实际意义的基督工作中去。伦敦的圣·托马斯医院、盖斯医院和国王医院都得到过他的热情帮助。宗教和学校也是如此。他和乔舒亚·沃森还是很多大宗教协会，如福音传播协会、基督知识传播协会和国家宗教协会的最大资助人。作为国家大面积土地的拥有者，他还是地方官和地方议会主席。他第一次踏入商界就立志将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虔诚的公益事业，他信守了诺言，上帝也保佑了他。他赚了很多钱，自称拥有很多钱。“他并不为他一辈子的成就感到欣喜若狂，而是遗憾他没有做得更多。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善举和无尽的乐善好施，只虔诚地信仰上帝。他活到八十岁，和他父亲一样高寿。
这些基督教商人都有几点共同之处。首先，每个人工作都非常勤奋，都取得了成功。其次，每个人在积累了一笔财富后都非常聪明地适时退休了。他们有知识，懂得享受，懂得在被上帝召回天国之前要好好休息一下。再有，他们感化了社会，提高了社会的道德水准。他们尊崇上帝因为上帝赐福给他们。最后，每个人都将精力和财富赐给了其他人并奉献给了上帝。他们每个人都天资卓绝——积极热情、聪明敏锐，能窥一斑以知全豹，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他们能够完整地看待永生，而不是单独地看待短暂的今生今世。他们不会为一时的利益得失所左右，时刻注意为子女和朋友做出榜样。洁身自好，爱惜名誉，最后任由上帝对他们的行为做出评判。他们明白人生得失，人获得了整个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是多么可悲啊！获得了财富，他们才懂得智慧比红宝石更加可贵。他们热切地寻找真善美，并终于找到这颗无价之宝。和这颗最珍贵、最恒久的珠宝相比，世上一切财富都如同渣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