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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涯
我特别想就大学生涯这个话题多说几句，因为对于无数人而言，大学是他们人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随着大学附属学校的迅猛发展以及取得的卓越成果，大学总体来说比以往而言，更像全国性机构和精神生活中心。我不太相信来自全国各地的三万左右的学生会再次结伴涌向被誉为通向所有知识大门的牛津大学，这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人们已经不再单纯迷信牛津或剑桥大学了。毋庸置疑，大学正处于转型期。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大学建筑物的拆除和重建，新型考试体制的的设立，单身学生的新课程设立，将大学变成了学习艺术与科学的梦想学府，这一切标志着大学正处于转型期。如果放眼展望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未来，没有人能预见大学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来学校参观的老校友已经被大学的沧桑巨变弄得晕头转向了。诚然变化实在太大，这是老校友过去无法想象的。大学过去的变化速度缓慢，而如今变化又太快，不能不让我们留恋它的过去。未来即将发生更大的改变，我们无不希望大学将越变越好。
当我们谈及大学生活，话题的中心是什么才算是学术成功。人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即成功的大学生活是不是实现人生最终目的的途径，或者说成功的大学生活就是人生的最终目的。成功的大学生活意味着上一流的大学和获得高额奖学金，意味着有较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大学生活才是最好的，是值得人们追求的。对某些人来说，不管大学生活有多精彩，它只是通向未来目标的一个台阶。他们的人生努力方向是在教堂、议会或律师界谋得一职。大学生活是否成功预示着后半生能否真正成功。大学生们熟知当今社会的很多名人，这些名人充分证明早期表现出色后期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基督学院就是培养这些成功人士的摇篮。那座古老的学院培养出众多优秀的政治家，他们凭借卓越的学术能力和声望进入了平民院（注：英国国会下议院）。名牌大学学历是未来成功的敲门砖，那些想要获得荣誉的人争先恐后地想上名牌大学。竞争结果之一就是上名牌大学的门槛也更高了，人们年龄稍大一点儿才能上名牌，但他们比同龄人拥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剑桥学生过去是有可能在数学和古典文学上同时取得最高成就的，虽然人们公认剑桥的理工科在全世界数一数二。已故的人中俊杰奥尔德森男爵认为现在的考试内容范围太广，文理都考，但几乎没人能够在两个领域同时取得成功，所以进行了考试改革。现在人们经过单科系统学习就能考上牛津或剑桥，不用再两科兼顾了。很多学生常常从苏格兰到英格兰上大学。已经在爱丁堡或格拉斯哥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学生又到牛津或剑桥重新回炉念大学本科。那些稍微了解牛津的巴里奥学院、剑桥的圣彼得学院的人都能明白此举所承载的巨大意义。现如今人才济济，竞争者不但要比拼阅历，还要比拼年龄，年龄稍大一点的竞争者要为人生相对起步较晚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过，如果他们在大学的表现令人满意，他们的学术成功将确保他们永远具有竞争力。
一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教育竞争、荣誉竞争和利益竞争始于大学。其实这种竞争可以追溯到人更年轻的时候。人们怀疑教育竞争没有什么好处，不希望竞争再进一步加深、拓展，延伸到中学、小学。孩子们只要肯努力，能在公立学校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奖学金。如果在伊顿或曼彻斯特基金会奖学金名单上排到前列，就能获得高额奖学金，就能为家里省去几百英镑。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免不了会担心很多年轻人会因为过早地担心这些事情被弄得压力很大、疲惫不堪。父母肯定会受传统意识所左右的，逼着孩子努力、努力、再努力。我们还免不了疑问，上学时间早是不是比上学时间晚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获得更多的智慧。有些早熟的聪明孩子，在中、小学里非常成功，然而在大学却成为了非常普通的人。同样，在大学中表现异常出色的人，在许多情况下后半生却逐渐变成很平庸的人。在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中，有许多人算不上是大学精英，但后来也在世界这个广阔大舞台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成功人士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做的工作平常、繁复，待遇也较低。在艰苦的工作中，他们逐渐消耗掉了自己的精力。好多人能在大学囊括大公司提供的所有奖学金，但后来的人生与大学的辉煌却不能同日而语，他们不再有青春的拼搏精神和智慧热情。那些一直在学术上墨守成规的人需要一种精神上的稳定性，很难适应从未涉猎的职业，许多积极大胆的尝试最后也以失败告终。这些昔日名人们想在政界或法律界取得大学时的成就，最后却退缩到公用大办公室里，拿着毫不费力得来的工资。毕竟，大学生活仅局限于大学，或许上名牌大学并不值得人那么艳羡，不值得被那些刚刚开始人生竞赛的人顶礼膜拜。
当然，每个人的梦想不同，每个人实现梦想的途径也不尽相同。如果你特别想当主教或学院院长而且当上了，这就是巨大的成功。如果你是名可怜的学者，艰难地战胜困难获得了学院奖学金，同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心满意足地上了好大学，这也是一种成功。你的视野或许狭隘，但你的成功令你自己很满意这就足够了。由于受到个人局限，大学生们做事的时候，往往带有很强的功利心，因此稍遇挫折就会情绪低落。我们不能不说他们的想法有点低俗。我们很难和那些时时刻刻盘算着奖学金、总想着好好学习能否带给他们奖学金的年轻人产生共鸣。在牛津大学，这种事情已经太多了，在剑桥情况则更糟，因为奖学金发放标准体制更差。所有的错都在父母，是父母告诉孩子们必须把大学视为现在和未来生活的经济保障。曾经有这么一件事，父亲给两个儿子提供了可观的津贴，同时告诉他们，取得学位毕业后，他们就一分钱也拿不到了，就得自己维持生计。可以肯定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儿子疯了，另一个获得了奖学金，但身体状况极差。很自然，从那以后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糟糕。剑桥的教育体系和其他培训各行各业甚至是骑师的体系一样，达到了“完美”的境界。约翰尼安赛马场极其有名，赛马吃的每顿饭、每次休息、每次训练都有精确的安排。学生特别憎恨读书时不让吃饭仅仅因为吃饭会打断他读书。渐渐地，他会变得性格扭曲，他会非常鄙视涉猎文字或沉溺于演讲的人。他不会尽情享受任何一种精神追求，因为这些与他想获得的物质利益无关。只有高尚的精神追求才能让他不那么利欲熏心。他无情地践踏着知识生活曙光中诗一般的理想之花。最终，他获得了所谓的成功——物质成功。我们这里就不要再谈那些所谓的成功事例了吧。在那些故事里，成功是成功了，可除了悲伤失望什么也没有。成功毕业生的名字会进入大学名人录，成了被众人仰视膜拜的对象。人到了这个时候就很难再取得什么进步了，最初的那份激动和喜悦慢慢变成麻木无聊。本科生或许会羡慕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学名人，但是这些名人却常常羡慕本科生精神饱满、活力四射。年复一年，大学名人发现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少，社交圈越变越小，他们或许可以享受出门旅游和参加社团带来的快乐，仍然和母校保持密切的联系，但他们感到日子越来越无聊、越来越不快乐。那些他曾经看不上的写稿和演讲都不怎么样的人，却在大众视野中获得了名望和地位。通常，尽管名人们在大学都风光过，可他现在的境况已经让他丝毫不愿提起那段日子了。
很正常，当一个人获得了大学能够提供给他的一切后，他就会受另一种强烈的甚至有点变态的欲望驱使——想要结婚。必须承认，周围很多事促使他想结婚。他像生活在一个小王国里的国王一样统治着、生活着，所有的物质需求都得到充分满足。每一天，餐桌上都摆满了珍馐美味。他不费力气，食品室和厨房的贵重点心就会时刻为其奉上。他过着奢华而又安逸的生活，绘画、诗歌和艺术包围着他。他个性多愁善感、想象力丰富。很少有大学生不着急要结婚的。他们就像正痛苦地等着遗产分割一样，热切地盼望大学允许他们结婚。目前，这种美妙时代已经来临了，国家已经允许大学生结婚。这种创新，被一些老学究们认为是最扰乱人心的一种创新。当然，大学出现了一幕新的魅力景色，可爱的校园草坪变成了学生的妻子和女眷们的棒球场。迄今为止，只有教授或者那些在收缴学费工作中举足轻重的人才能获得这种特殊奖学金——允许结婚，学生们是想都别想了。在允许大学生结婚以前，他们迫不得已单身生活。或者由于单身或者出于其他原因，大学生们常常感到焦虑不安和失望。依我之见，所谓成功美好的大学生活最终并不比失败和犯错好哪儿去。
谈了大学生活这么多缺点之后，还要说到一种更糟糕的大学生活，这种大学生活实际上是历史的倒退。任何一个大学生都可以在某种任何程度上证明这是一种学术倒退。对很多人来说，大学时期是场严峻的考验，由于迷惘无知，学生能自我毁灭性地寻找毫无价值的邪恶东西。他们会在酒店或糖果店无限制地赊账，毫无限制地满足任何自我放纵的有毒思想，而他们的自我防御和自省能力，通常是微不足道的，毫不起作用。大学导师那个常常被描绘成监督学生规规矩矩地成长、努力督导学生守法向善的人，在真正的大学生活中几乎照不着面。在校生一般都是由门卫或校警照顾。人一旦有学坏的倾向，滑向地狱是极其简单、可能的事。一般社会或家庭对学生会产生较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局限于牛津和剑桥大学校园内，学生走到校园之外就不受其影响了。事实上，如果学生生活一旦出现堕落，就能很快熟悉大城市的恶习，堕落得更快。这种大学生活无须赘述，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写过了。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令人伤心的话题了。每个家族连祖祖辈辈、七大姑八大姨全算上，根本算不出到底有多少害群之马。尽管牛津的信贷制度有其自身的优点，它还是应该为学生的堕落负主要责任。有时候，穷学生一时拿不出钱来买生活必需品，没有必需品就没法读完大学，信贷制度确实帮了不少忙。据说，因为本科生有最高信贷额度限制，商人又有像警犬一样敏锐的商业嗅觉，相对而言，牛津和剑桥学子欠债的人少，只有少数坏账。学校里有很多替人打官司的、给人做代理的和替人收账的，学生的一切偷偷摸摸的行为也都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不见得非要诉诸法律不可。然而，我们怀疑，信贷制度本身就是大学生堕落这一社会悲剧的根本原因。大学信贷制度十分愚蠢，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浪费现象。大学生活一旦扭曲，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回到正轨，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在诚实劳作的朋友帮助下重新找回原来的位置。学生一旦偏离大学生活目标，就会完全堕落，那情形就好像台球记分员没了比赛或马车车夫失去了前进方向一样。
可以想象，很多在大学里名誉很高的学生，很可能在将来也会赢得很多名誉。在大学他们已经占据了优越地位，可以很好地发展。他们起点高、进步快，并且具备参与未来竞争的最好武器——名牌大学文凭。他们在大学已经得到了很多，满怀希望地走出校门，全力以赴争取得到更多的东西。一身才学，还有能够获得更多荣誉的机会，确实是件令人开心的事，这一切也促使他们更加努力进取。理论上说，他们将来在职场获得成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我没有任何想贬低奖学金获得者的意思。我们必须特别牢记，奥瑞埃尔奖学金向全世界学生开放是牛津学院最辉煌的时刻，对牛津大学来说也是辉煌时刻。竞争如此激烈，压力如此沉重，学生们往往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忘记了大学生活并不是实现未来美好生活的唯一机会。任何一种大学生活，无论表面上有多成功，还是有欠缺、不完美的，不能说明学生具备所有社会竞争优势。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荣耀在于他们不仅培养学者，而且培养绅士和普通人。每个人都在学校接受同样的知识教育，有很多方法可以看他是否是个笨蛋。如果你没希望出现在优等生名簿，那你就是个笨蛋，这是学校评判学生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在大学时代交朋友、锻炼性格，使我们在后半生处于不败之地。我不想就这个话题谈更多。内心修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并且还在学习的人，可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物质成功。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他都能保持十分平和的心态。他确实发现了人生观的黄金分割点，过上了一种即使称不上辉煌的，但也至少可称作是快乐和有益的大学生活。
人们常常议论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各有什么优点，而且完全能达成共识。但他们根本不能说服牛津和剑桥学子相信对方的学校比自己的母校更好，就像浪漫骑士虽然心里认为只有自己的情人才是举世无双的美人，但口头上还装模作样地声称准备考虑让其他更有魅力的女人竞争美丽女神的桂冠。其实大家都清楚，这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争论争论没什么不可以，说说牛津、剑桥孰优孰劣也没什么不可以，但如果明明知道争论的结果不止一个还要争论，那就是不真不诚。通常争论都会以非常老套的论断结束：辩论者是对的，但可以建议他们采取稍稍中庸也就是稍稍偏左或偏右的观点，不要那么固执己见、认死理，因为一切事情都不可以一概而论，这样我们下次才好再次辩论。像已故的莫里斯先生这样的出色人才不多，他在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都读过书，最有可能给我们提供不带任何偏见的正确的判断。即便如此，哪怕是最富理性的人也难逃个人思想倾向的影响，坚决地做出理性判断。诚然，仔细想想争论的全过程，个人由于出身的大学不同，很难做出公正的判断。就我自己而言，我承认没有能力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我个人能力有限，不敢希望自己能解决大问题，但可以比较令人满意地解决一些小问题。事实上，我们应该争论的不是牛津和剑桥哪所大学更好、哪所大学更具有优势的问题，而是哪所大学更适合学生本人的问题。遗憾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在上大学之前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不应该仅仅是因为你的父亲或叔叔曾经就读于那所大学，或因为你所喜欢的校友在那儿念书，所以你也去那儿。经常有朋友告诉牛津的学生，他本应该去剑桥大学读书的，或是剑桥学生承认根据自己所学，有理由相信牛津应该更适合自己。在选择大学，或更重要的选择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多方咨询、仔细考虑。
早期的大学生都如父母所愿、如社会所愿选择了一条非常安全的传统路线。一些著名的中小学校和著名的大学之间存在合法的历史联系。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有很多伟大的政治家都曾在这两所学校读过书。如果你不一定非得上大学不可，就要像祷告时说的那句“我有责任”那样，公正地思考这件人生大事，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上大学。从你所受的教育性质出发，从你的个性出发考虑这个问题，到底上不上大学。比如说你具有数学天赋，认为数学能力会带给你名誉和好处，那很明显，剑桥更适合你，而牛津就不行。毫无疑问，牛津也有数学精英名人录。不过，牛津的数学和剑桥不可同日而语。你的数学才华在牛津可能是一流，并且和剑桥数学第一名的学生一样优秀，但你几乎不可能达到剑桥数学家所能达到的荣誉和高度。光讨论数学家的问题并不难懂，而当我们更深入讨论的时候，困难就大了。大学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革，学术突飞猛进。学生毕业几年后，就发现自己很难充满自信地谈自己的学术成就了。牛津的公开考试使那些一直处于不败之地的学术精英分成了三六九等，我们对此深表同情。这是牛津学术腐败的结果。与此同时，公开考试制度刺激了学术向更高层次发展，要求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古代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同源文化。公开考试导致的第一种结果是，大多数公立学校的学生将其注意力锁定在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上。但是我们现在也能时时感受到，第二次统考最为重要，并且具有更大的实质性价值。那些完全投身于语言研究的人第一次考试还行，第二次考试就很难获得什么高分了。值得关注的是，在牛津你根本不用写一行希腊语或拉丁语诗歌，就能在文学学士学位的第一次考试中取得古典文学高分。但在剑桥，你若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连二等生都评不上。老话说得好，剑桥擅长数学，牛津擅长古典文学。还有一种说法，说牛津学生的知识彻底、精准。在这方面剑桥也不逊色，但永远也不会超过牛津。不过有理由相信，英格兰的文学奖学金绝大多数发放给了剑桥大学的文学荣誉学士，而不是牛津的优等生。事实确实如此，如果你拥有与生俱来的写希腊抑扬格诗或拉丁挽歌的天赋，或对克拉底鲁诗篇有不寻常的鉴赏力，你就会在剑桥大学的文学学士荣誉学位考试中大展身手。但是，又有牛津派声称，牛津正在向一个新的高度挺进，这个高度是剑桥遥不可及、想都不敢想的。牛津以学生语言知识深厚、彻底为荣，关注学生普通学科以及心理学的学习。可以说，牛津在这方面已经远超剑桥。原来声名显赫的剑桥辩论教学法和数学测验，现在已经被完全废弃了，但却被牛津完全复制。在剑桥，除了神学，学生们不再讨论、推理和辩论什么。牛津的期末考试却采用了这种方法。古代的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观问题，古代的哲学家提出了伦理学和形而上学问题。这些知识并不烦琐也不空洞。牛津学生学会了亚里士多德的推理法，同时也学会了其他新的推理法，既熟读了《威斯敏斯特》又熟读了康德（注：1798—1857，法国哲学家，以实证主义创始人闻名。他还使社会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和米尔（注：1806—1873，英国哲学家及经济学家，尤以其对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阐释而闻名）的论著。因此，就在牛津坚持为其高质量的课程提供更高奖学金的同时，牛津致力于鼓励开放思想、创新研究，培养历史和哲学精神，锻炼培养无上的精神力量，不特别要求学生有多强的记忆力或多高的艺术悟性。通过这种方式，原来的剑桥辩论教学法成为牛津的一种持久力量。这种力量没有在校园消失，反而日益兴盛，并传播到整个社会。牛津从未停止过辩论，自由地讨论所有新思想。人们最近常说：任何一个牛津激烈辩论的题目，几个月内所有英国人都会辩论。值得注意的是，《论改革》一书也是主要由牛津人执笔，只有很少一部分出自剑桥人之手，这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很可能，在牛津思想的指导下，会有更多持不同观点的人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并且更容易地出版。毫无疑问，剑桥的许多学者对思想辩论有浓厚的兴趣，但辩论教学法未纳入大学教学体制中，而在牛津二者已融为一体。牛津特有的学院——法律学院和现代史学院——在培养历史探究精神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且使牛津与现代教育的迫切需要相结合。显而易见的是，基督教堂学院在历史方面的建树更为突出，胜过其他任何学院。剑桥为我们培养校长，而牛津则为我们培养政治家，这么说并不为过。剑桥也有其自身优势，它培养学生工作要有系统性，要准确、要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剑桥的学生获得的荣誉也很多。但是就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教育理念而言，就真正的教育和高等院校的发展而言，就人文科学这个词表达的真正意义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荣誉当之无愧属于牛津。
我们比较了牛津和剑桥的不同细节，并非没有考虑二者各自的总体价值。牛津的大一新生必须租房在校外居住，到后来才能入住校园内的宿舍。相反，剑桥的大一新生一开始就住学院宿舍，之后才能在外租房。剑桥人说话平实，而牛津人在语言方面则略显庄重。剑桥名人总体上都很矜持，而牛津名人则很坦率、很容易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剑桥的读书人嘴上总挂着个令人讨厌的话题（那些年轻人和知识爱好者这么说很不适合）就是念什么书划算、能挣钱、能有好前程。牛津人也知道，但牛津人却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风靡的程度。我们喜欢牛津将所有学生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办法，这比分等级的剑桥体制好，很大度，还能减少竞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缺点。金斯利先生也许对牛津有些许敌意，坚持认为剑桥对女士最有骑士风度，而牛津则缺少骑士风度。金斯利先生到底是根据什么事实得出这个结论的我不知道，但我很感兴趣，不过我没找到任何这方面的事实证据。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他的说法对剑桥非常有利。在剑桥，你所遇到的所有学生都是真正学习的人，而在牛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学生是真正学习的。因为在牛津，除了荣誉学位课程，所有的大学课程对那些智力平平的人要求都不高，都不难学，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应该在学校里干点儿什么。至于谈到比较实际的费用问题，粗略算的话，牛津导师的花销要比剑桥导师的花销多三分之一，牛津大学的费用要比剑桥大学的费用高三分之一。在某些项目上，牛津是二者中费用比较少的，比如房间比较好，但价格比较低。但总体来说，牛津花销更大。通常，你到剑桥去挣钱，到牛津去花钱比较划算。当然还有人会讨论两校的景致。剑桥大学的后花园美得无与伦比，小剑河曲曲弯弯地穿过拱门、园林和草坪，在古老建筑的掩映下宁静悠长。牛津的任何一个小教堂都不及国王学院教堂（注：剑桥的一个学院，徐志摩曾在这里读书）宏伟。然而，牛津的风景，因其大量的宏伟建筑物，穿梭于其中的河流、花园，完美地诠释了华兹华斯所说的无法抵抗的美。牛津城规模更大、更宏伟，并且周围乡村也有很多的宜人名胜。如果我们继续考察名人校友录，那么两校可谓棋逢对手，不相上下。培根和牛顿、米尔顿和杰里米·泰勒给剑桥带来了独特的神圣的想象。
任何比较都不可能有确切的结论，因为两校没有共性。你或许可以轻易地判断哪所大学是最适合你，却很难判断哪所大学是最好的。如果英格兰只有一所大学，那么它的大学体系肯定有缺点。两所大学风格不同，彼此可以互补，并为不同性格、不同境遇的人提供教育，这样才能构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心思最为缜密且准确的观察员泰恩先生，在他的著作《英国文学史》中，对牛津的描述同样也适用于剑桥：“我们永远信任且永远不会丢弃的真理就是：大学赋予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这些智慧兵不血刃地完成了革命；在没有摧毁一切的情况下，改善了一切。修剪残枝，却没有砍倒树干，将树保留了下来。我们才能独一无二地享受着现在的辉煌，享受着过去的荣耀。”
但是，现在可怜的学者们并不关心牛津和剑桥的发展，我们已经猜到他们会这样。我们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各种层次、各种级别的都有，但乡村学校却失去了它们最好的老师，捐助学校最好的老师都去了大学。我们希望能迎来英国的黄金学术年，前途光明的年轻人不会因为没钱上不起大学。目前，穷人更愿意念剑桥。在剑桥，尽管学校不太富裕，但是每个学院都很阔绰；牛津大学本身很富裕，但下属的学院却没有剑桥的学院那么有钱。如果罗杰斯先生计算正确的话，不久牛津大学将会非常有钱，并且会将大量资金用于教育。在剑桥，很多人在求学期间通过获得学院津贴得到了经济资助。事实上，学院每年公正地分发大量津贴，帮助贫苦学生。任何有能力、有造诣的人都可以通过公立奖学金在牛津或剑桥大学读书。除了这些人，还有许多拥有远大抱负的人，要是没有公立学校资金支持、熟练技工给他们当陪练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希望在大学竞赛中胜出。许多牛津最好的学生仅获得了非常低的职位。教会急需大量从事牧师职业的年轻人。对于这些学生而言，能获得奖学金资助学业，有机会实现人生升官发财的理想是最重要的，自己的个性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倒是其次。在这方面，基布尔学院特别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弥补了大学体系的不足。因为它不仅满足了那些想从事神职的人，而且也满足了那些想全方位提高精神生活的人。可以说这些学生失去了和本校其他学生交往的优势，专注于神学研究。当然这种损失不单单是他们这一方的。如果我们大学中懒散、奢侈的那些人能够更好地生活，从事更好的行业，具有更活跃的理解力的话，那就更好。在牛津受到的损失或许是明智的损失，因为你获得了补偿，就是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克己为人的好思想、高瞻远瞩的能力和纯真高尚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会使你拥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我们期待着我国的大学有更大的发展。管理这么庞大的学校，我们希望校董们积极关注、鼓励学生培养正直、勤奋和虔诚的精神，而不仅仅是关注于他们的考试成绩。我们相信大学将会恰当地展示、恰当地培养国家最好的青年知识分子。我们有大量的教授、图书馆、博物馆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剑桥和牛津没有理由不拥有和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那样多的医学研究院，这么希望并不过分，那些从事神职的人应该按照波林原则学习进步，学会一技之长，并且在医学院取得既能够为心灵疗伤也能为肉体治病的医生资格。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人念了大学，但没有好好利用所学，没有感到上大学实际是人生的转折点，也没有感到应用所学知识惠及国人同胞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事。只有那些真正肩负神命、手握知识钥匙的人，才既改造提高了自我，也改造提高了别人。
当你第一次凝视身边学院的庄严轮廓，踏上了牛津的宽路（注：牛津的街道名）来到百合花盛开的彻韦尔，来到举世无双的莫德林学院的尖塔下。当你刚刚在庄严的教堂里做完礼拜；刚刚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图书馆读完书；刚刚在报告厅聆听完现代思想大师和学术大师的报告；刚刚参加完激烈的学术辩论；刚刚提升了个人品位，结交了新朋友；刚刚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多美好的记忆和联想，你就会把大学生活当成人生重要的阶段，当成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一想起自己的母校，就忍不住为自己青年时期的锡安（注：犹太人居住地，象征理想、和谐的国度；有乌托邦或世外桃源的含义）祈祷，祝愿她永远祥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