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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人民一致要求，准许聂鲁达回国！政府收到了请愿书。请愿者们宣告：聂鲁达有权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不多，但却都是权威人士，足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签名者按名字字母顺序排列如下：小说家爱德华多·巴里奥斯；基督教民主党领袖爱德华多·弗雷；就在不久后的9月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卡洛斯·伊瓦涅斯；教授兼作家欧亨尼奥·冈萨雷斯；拉丁美洲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恩西纳；激进派政治家马西亚尔·莫拉。
官方报纸立即发表文章，通篇谩骂，气急败坏地为魏地拉政府辩护，对鲁聂达进行攻击。此文作者甚至不敢署真名，用了个极不合适的化名“历史学家”。他竟然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发动了呼吁让它的党派领袖聂鲁达回国的攻势。”说什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聂鲁达都领着一份不断增加的津贴，那是从被国际苏维埃压迫的工人口袋里榨取的，因此他得以过着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
他们攻击诗人，说他不仅犯有诽谤中伤共和国的罪，而且还犯了重婚罪：“他的第一个妻子，一位荷兰公民，被他遗弃在爪哇。”
魏地拉亲自派人把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从荷兰接到智利。当然，用的是国库的钱，还为她请了律师。对智利复杂的政局一无所知的玛丽亚落入了圈套，她不知所措，成了任人摆弄的木偶。
这支政府组织的“十字军十字军，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部发动侵略性战争，前后8次，历时200年（11—13世纪）。东侵的参加者都在外衣上缝有红十字作为标记，因而被称为十字军。远征队”之所以这么语无伦次地胡编乱造，正是因为他们感到非常孤立。跟在他们战旗后的只有一家报纸，给他们助威的议员也寥寥无几。
人民在盼望着，等待着聂鲁达返回祖国，人民的意愿是不可抗拒的。
聂鲁达准备回归，他乘船返航。1952年7月27日，他发表公开讲话：“听从我的人民的召唤，我将返回祖国。8月中旬我会到达智利。”“我们智利人有许多事情要做。”他不指名地回答了那个“历史学家”的挑衅：“我将以生命捍卫智利的荣誉。”
聂鲁达就要回国了！必须保护他，不能让警察捉住他。而最好的保护办法，莫过于依靠群众。圣地亚哥的墙上出现了大标语：“不许碰聂鲁达！”
一天上午，圣地亚哥最大的考波利坎剧院里正开大会。在主席台上发言的智利共产党领导人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1916—2008），智利作家，政治活动家，智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接到一个同志送来的字条。他面对7000名与会者一字一顿地念道：“巴勃罗·聂鲁达今天下午两点到达塞里略斯机场。我们要全体出动去机场接他，以防警察寻衅闹事。”人们像听到了号令，涌出会场，群情激昂，一个不落地向机场进发，去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
但是，聂鲁达不在机场！是不是被哪个国家的独裁者劫持了？南美是一个遍布独裁统治的大陆。还是他到了智利，但被警察逮捕了？尽管靠了各种进步力量3年零几个月的努力，对聂鲁达的逮捕令已经撤销，但魏地拉之流历来是不讲信誉的。
人们向诗人可能经过的各个地方打了许多个电话，询问诗人的下落。那时打长途电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人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不在意大利，去瑞士了。”电话打到日内瓦：“是的，他到过这儿，但是已经去法国了。”他在哪儿？人们最初的担心和疑虑也是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人们在为自己的诗人担忧。最后，终于弄清楚了，诗人是在蒙得维的亚，大家这才放心。
8月12日，聂鲁达终于回到了智利。有3位智利议员陪他走下飞机。他们3人组成了迎接委员会，负责从国外接诗人回国。他们在蒙得维的亚从“恺撒号”船上把诗人接上岸。他们既负责接送，也负责保卫，以防独裁者可能采取的任何报复行动。
等在机场的人们一看到聂鲁达，就唱起了庄严的智利国歌，一束又一束鲜花送到诗人手上，一位老工人却向他献上一束干枯的花。那天，第一次听说聂鲁达要到达时，她就是举着这束当时正盛开的鲜花和挤满塞里略斯机场的人们一起等候诗人的，但没有等到。今天，她终于把这束花献给了诗人。
第二天，在布尔内斯广场为聂鲁达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诗人在演说中，号召面临大选而分成派别的智利人民为祖国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奋斗。
一股欢快的人流涌向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那儿有两个警察“把门”，他们把停在诗人家门口的汽车执照号码一一记录下来。警察和聂鲁达似乎有一种解不开的“缘分”。
诗人几乎是一下飞机就投入了萨尔瓦多·阿连德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智利政治家。1970—1973年间任智利总统。任职期间采取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措施，并为促成中智建交和推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反帝事业，做出了积极努力。1973年9月，智利军人发动政变，阿连德以身殉职。——人民阵线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竞选活动中。他和矿工们的第一次重逢是在洛达矿区，这是双方都盼望已久的。诗人向煤矿工人讲述了他的流亡生活。“大海是辽阔的，大地是宽广的，但我却来回走了两趟。”他感谢矿工们，感谢智利人民：“我能够回来，全靠的是我的人民，而不是政府的任何恩赐。”的确如此。
当《埃尔西利西》杂志记者采访诗人时，他特别指出，国内的斗争不能只局限于竞选。当然，在竞选中，他支持阿连德。但是这场战役只是长远斗争的一个阶段。他说：“我是一个遵守纪律的智利共产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因为，他所以能够重返祖国，是党和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而这斗争，从他被迫离开祖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他强调说，在斗争中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和聂鲁达同乘“恺撒号”航船回美洲的马蒂尔德，不久也从她上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乘飞机回到圣地亚哥。她住在一处朋友帮助找的、她称之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房子里。那时正值冬天，街上是光秃秃的树，屋里是没热气的炉子、摇曳的烛光……来自碧海蓝天、阳光明朗、鲜花遍地的卡普里的马蒂尔德不禁自问：“我为什么要回这儿来？”
就在这时，这个“为什么”就进了门，聂鲁达喊着：“我的巴多哈巴多哈，乡下女孩。聂鲁达给马蒂尔德起的名字。，你在哪儿？”他们紧紧拥抱。满心委屈的马蒂尔德忍不住冲口而出：“为什么要回到这个破地方来？”
听到这话，诗人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他在屋里踱来踱去，把马蒂尔德从罗马买回的一顶非常漂亮的帽子扔到地上，踩了又踩。他怒气冲冲地说：“这个破地方就是你的祖国！你必须留在这儿，尽管这儿又穷又苦，你得学会爱它。这就是生活。活着，就不能回避丑恶和困难。”
马蒂尔德从没见诗人发过这么大火，她的眼泪涌上眼眶，这是诗人不能忍受的。他立刻平静下来：“请原谅，我太粗暴了。我应该体谅你，你在国外待得太久了。而人们常把祖国理想化，可现实却是另一个样。但是，我们要在这儿生活下去，因为生活已经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
在《回首话沧桑》中，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的情况，写得非常简略。诗人写道：“……这几年发生的事，我将不在回忆录里做详尽记述，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几乎都在智利，既没有发生新奇事情，也没有遇到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惊险事件。”然后，他扼要地列举了几件值得一提的要事。
就从这个简要的“大事年表”中也足以看出诗人这几年非常忙碌，过得并不一般。1952年8月一回到智利，他就走访了国内很多地方。接着，组织了美洲大陆文化大会。然后是与来自各大洲的朋友们庆祝他的50岁生日；创办并主编《智利报》；出访欧洲，访问苏联、中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任智利作家协会主席；向智利大学捐赠藏书并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获斯大林和平奖；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儿被拘留了一天半；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举行诗歌朗诵会……而他的重要诗集：《元素颂》《新元素颂》和《颂歌第三集》就在这几年先后出版。
这几年，诗人过得十分充实，有些事情不仅是“值得一提”，而且是值得详细记述的。
聂鲁达很善于对事物做总体规划，通盘考虑。他想到要举行一个美洲知识界大会。他联络了3位在美洲文化界声誉卓著的人做发起人，他们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1861—1957），哥伦比亚文艺评论家，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华金·加西亚·蒙赫华金·加西亚·蒙赫（1881—1958），哥斯达黎加作家。。
一封简洁但富有号召力的倡议书不久就发送到美洲各国。倡议书中写道，世界正处于动荡不安和痛苦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作家、艺术家、科学文化工作者，即所有的脑力劳动者，对改善人类状况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我们不能举行一次会议，把大家联合起来，为使美洲更美好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我们应该把意见和观点摆到桌面上，进行商讨、交流。这样的会议不仅对本大陆知识界，而且对美洲大陆的全体人民都极为有益。
从加拿大到阿根廷，包括智利在内，响应倡议的人越来越多。比如巴西，在倡议书上签名的就有：享有盛名的诗人维尼休斯·德·莫莱斯维尼休斯·德·莫莱斯（1913—1980），巴西诗人。他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之一。，著名小说家若热·亚马多。亚马多还专程去圣地亚哥，参加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作。
美洲大陆文化大会于1953年3月末至4月初在圣地亚哥召开。尽管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拖延签证，甚至威胁要下禁开令。但是最终，大会不但如期召开，而且开得非常成功。在智利召开的文化会议，没有哪一次能这么成功，能有这么多美洲文化名人到会。可以说全美洲的杰出人士都聚会在圣地亚哥，整个城市沉浸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之中。
聂鲁达在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从美国民主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谈起。这位被卢文·达里奥称为“白胡子的美国佬教长”的伟大诗人在1881年就说过：“看来似乎奇怪，一个民族的最高检验竟是自己所生产的诗歌。”惠特曼是这样解释的：“一个国家，只有当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体现在创造性的诗歌中，它的完整性与成就伟大的标志才显示出来。”
由此诗人谈到了《漫歌集》的创作契机，详细讲述了在他的诗中，隐晦艰深与明快晓畅的斗争。他指出，美洲这块土地上的诗人，是为一个成长中的大陆写作的。拉丁美洲人刚刚开始学习各种技艺，熟悉各种行业，准确地说，是在恢复它们。因为征服者毁灭了一切：老一辈的采石人，泥瓦匠、制陶工早已荡然无存，拉美文化乃至文明由此出现了“断裂”。因此，一切都不得不从头开始，从认字母开始。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可以说，严格意义上的读者尚未诞生。美洲诗人面临的任务是促进他们的诞生。因此，诗歌就应该写得通俗易懂，明快朴实。
诗人讲述了发生在一个欧洲国家的关于他的诗的争论。在《伐木者醒来吧》一诗中有这么几句：
我只愿意生在那里：
依傍着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着从南极吹来的风，
倾听着刚刚购置的钟的奏鸣。
这最后一句，在欧洲人的耳朵听来有点儿奇怪，译者不知该怎么理解这句话，由此引起了一场争论。这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诗人对此做了解释。诗中写的是他度过童年时代的智利南部，那里曾是阿劳科人与西班牙征服者血战的战场。在20世纪初，它是一片刚开垦的处女地。拓荒者们目睹了第一头牛、第一片麦子在那儿诞生。在这块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钟，也是刚刚买来的。该诗的译者曾就近向西班牙人请教，期望他们能解开谜底。但这对西班牙人也是一道难题：在西班牙，钟的购置已有几个世纪之久。诗人说：“我们就是为正购置钟的人民而写作的。在没有文字，不懂印刷之前，诗歌就存在于这片土地上。诗歌就像面包，无论对谁：认字还是不认字的，它都不可或缺。”
诗人宣告，他的诗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致力于发现美洲。而发现它正是为了使它复苏，为此，就必须使用朴实的语言，因为美洲是简朴纯真的。
诗人坦率而诚恳地述说了他的切身体验：他是好不容易才从隐晦走向明快的。因为，文学界推崇的是晦涩艰深。出于阶级偏见，明快浅白被视为粗俗，被当成是没文化，而隐晦曲折却被当成是博学的体现。文学上对离经叛道和非现实主义的盲目崇拜就是这么产生的，这岂不是有点儿“数典忘祖”了吗？
他为朴实明快辩护，对这种方式极为赞赏。因为诗歌应该面向人民大众，让他们能看得懂，听得明白。他的主张和他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他正在写新的作品：《元素颂》，接着是《新元素颂》，《颂歌第三集》。这些作品以朴实、简洁的语言歌颂了普通劳动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说过：“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奖
聂鲁达返航又出航，他离不开辽阔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这次大会，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会，隔着一条血染的壕沟，那就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会议厅走廊里不时响起男子汉之间响亮的亲吻声，那是和老战友重逢的作家们在相互热烈问候。他们是战胜了死亡的胜利者。苏联作家们正是以这种典型的俄国传统方式迎接了聂鲁达。虽然远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他们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最初认识诗人是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硝烟中。在“绝不后退一步”的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战中，诗人曾和他们生死与共。而在废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们肩并肩，以建设大军的“一支歌，再一支歌，还一支歌”，代替了“机关枪子弹的嘘声”（《伐木者醒来吧》）。
聂鲁达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他谈的是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作家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
诗人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总是旗帜鲜明。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就是他的心声，他授权南方出版社发行了他的诗集《政治诗》。
1953年12月，聂鲁达获斯大林和平奖，他非常高兴。因为，这无疑是与刚颁布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鲜明对比。谁不知道获奖的马歇尔将军曾在中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正是国防部长？！
两年前，聂鲁达曾和爱伦堡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到中国，向宋庆龄女士颁发斯大林和平奖。现在，爱伦堡又赴圣地亚哥完成新的颁奖使命。
但进智利却大不易，甚至可以说，是难于登安第斯山。一年前，就是因为智利政府不许入境，爱伦堡等苏联作家就没能出席圣地亚哥的美洲大陆文化大会。这次，他们总算到了圣地亚哥，但也是费了不知多少周折，才被放行。
智利警察千方百计地阻拦爱伦堡入境。在机场，他们没收了他在飞机上消遣用的拼图游戏板，硬说那里有传递秘密指示的密码。爱伦堡是个养花种树迷，他到处搜罗奇花异草。为了备忘，他在一张小纸上记着：要找点儿智利南美杉种子带回去。警察搜到了这张纸片，如获至宝；这可是企图鼓动阿劳科人闹事儿的铁证。这些不学无术的家伙，把南美杉：“araucarias和智利土著印第安人阿劳科：araucanos混为一谈。这些自以为高明的警察还特地请了一个“专家”，徒劳无益地把爱伦堡带的一本他译的俄文版聂鲁达诗集再译成西班牙语。不知他们究竟想从中找到什么？！这些警察如此“推理”，不知依据哪家逻辑。就是推理大师福尔摩斯对此恐怕也只能是“莫名其妙”。这一切让爱伦堡真是哭笑不得，他简直是重新落到了沙俄时代，在基辅监狱被警察审讯。
由于政府当局从中作梗，没有一个剧场肯为颁奖提供场地。最后，颁奖仪式只能在萨沃依宾馆举行。出席仪式的除了爱伦堡和他的妻子柳芭，还有中国著名诗人艾青、萧三。智利国家文学奖获得者费尔南多·桑蒂万主持了仪式。这样一个和平奖的颁发，却让智利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如临大敌，公开设了警戒线，派警察把宾馆围了个严实。因此，颁奖仪式本身就成了一次保卫和平的战斗。
爱伦堡在颁奖演说中，愤怒地谴责了法西斯主义，同时，满怀深情地赞扬了聂鲁达。而聂鲁达则把这位和平使者在智利的遭遇与战争狂们受到的礼遇做了尖锐对比。那些鼓吹战争的政客们在这儿总是受到官方的隆重欢迎，被敬若上宾。决没有人去没收他们手中的小玩意儿，去追究写在纸片上的植物名称，更不会把他们的译诗再译回原文。在智利，“战争”与“和平”真是泾渭分明。
爱伦堡夫妇就下榻在聂鲁达在洛斯金多斯的家“米却肯”。这是一所用石头和锈迹斑斑的木头搭盖成的房子，从山那边吹来的冷风刺骨。爱伦堡叼着烟卷，苦笑着说，即使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他也从来没这么冷得发抖过。但是到了晚上，整个房间就暖和起来：壁炉里冒着火苗的木柴噼啪作响；桌上有让人暖和的酒；特别是深厚的同志情谊，温暖着每一颗心。
五十寿辰
聂鲁达不过命名日，但对过生日却很重视，几乎一次不落。它是人生征途中的里程碑，对于奋进者，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诗人的50岁生日过得特别隆重，这毕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日子。庆祝活动不只是在7月12日那一天，也不只是在那一个月，可以说是持续了整整一年。
实际上，它在半年前就开始了，这就是向智利大学捐赠图书。诗人总是以极有意义的特殊方式庆祝生日。按照《埃尔西利亚》杂志的说法，诗人是捐赠了一个图书馆，这话说得还真不夸张。捐赠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经过公证处公证，诗人把自己珍藏的5000册图书和各种珍稀海螺等收藏品郑重移交给智利大学。
这些赠品堪称无价之宝。那千姿百态、色彩斑斓的海螺来自各大洋。5000册书来自世界各国。它们是聂鲁达30年间穿洋过海走遍世界，以极大的热情费尽心血搜罗到的，这批书，不但数量大、范围广，而且不乏珍本奇书。从几百年前的但丁、彼特拉克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意大利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美第奇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诗人。、培根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作家。，到现代的朱尔斯·拉弗格朱尔斯·拉弗格（1860—1887），法国印象派诗人。抒情讽刺诗大师、“自由诗体”创始人之一。、兰波、洛特雷亚蒙洛特雷亚蒙（1846—1870），法国诗人。，历代名家作品尽在其中。不少是首版本，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另外还有克维多、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魏尔兰、普希金、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比利亚梅迪亚纳伯爵，是西班牙著名诗人胡安·德·塔西斯—佩拉尔塔（1582—1622）的封号。等作品的首版本。有古版书：17世纪古版培根著作，1664年版的路易斯·德·贡戈拉全集，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还有雨果的《海上劳工》，书中有雨果本人的亲笔修改和注释；附有作家亲笔信的普鲁斯特的《盖尔芒特之家》。另外，还有雨果、福楼拜福楼拜（1821—1880），法国重要作家。、魏尔兰、普鲁斯特等作家的珍贵手稿。兰波的资料有30份，包括他的姐妹伊莎贝尔·兰波的两封亲笔信，是她由马赛写给母亲的，信中讲述了兰波在医院去世的情况。这些资料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垂涎的珍宝。这两封信对于聂鲁达还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们是保尔·艾吕雅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这些图书和收藏品全是聂鲁达爱不释手的宝贝。每一册、每一件上都留有诗人抚爱过的痕迹，散发着强烈的生命气息，记载着诗人思想和感情的历程。他怎么会舍得割爱呢？
捐赠的念头是这样产生的：流亡归来，诗人回到阔别4年之久的家。他走进宽敞而且高得出奇（相当于正常高度两倍）的书房，那里的书几乎要挤破天花板，包括了所有名家的杰作。书房里等待他的是残冬的浓烈气息。“封存的书籍有一股亡魂的气味，直冲鼻子和心灵深处，因为这是遗忘——业已湮灭的记忆——所产生的气味。”（《归来的温馨》）他感到这些心爱的书在他流亡期间也遭受了痛苦磨难：被遗忘，形同死亡。可怜的书！它们也有生存的权利。而它们的价值，只有在被阅读和研究中才能得以体现。
正是为此，诗人曾考虑再三，捐给谁最合适？最初，他想到国家图书馆。但是，这5000册书在那里的几百万册书中，会不会像盐撒进大海，渺无踪迹？最后，他决定捐给智利大学，大学会为了美洲的新诗人们善待、用好这批书的。
当时的智利大学校长胡安·戈梅斯·米利亚斯对诗人的意图极为赞赏。该大学决定提供资金建立聂鲁达基金会，以推动诗歌发展，并由此提出了一整套设想，包括在校内成立智利和外国古今诗歌学习研究中心，大力收集各种诗作的初版本、原稿、诗人传记、肖像等，以扩大聂鲁达捐赠书的藏书量。
不久，在洛斯金多斯举行了“聂鲁达诗歌研究基金会”成立仪式，诗人正式把藏书捐赠给智利大学。校长宣读了美好的致辞，特别提及他由此深切体会到诗人和人民的紧密联系。聂鲁达在演说中对这种承认感到高兴，归根结底，这是诗人的职责。诗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头，一去不回头。他有神圣的责任：出航然后返航。聂鲁达就是这些肩负使命的诗人中的一个。他出发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国的书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后，把这些宝物带回来，捐赠给大学。他谨以此薄礼回报人民给予他的一切。这些书籍不仅负载着写成它们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负载着他们的死亡。比如这本《吉卜赛谣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杀害的诗人的赠礼。他就是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聂鲁达永远难忘的兄弟！
诗人回忆起他的青年时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许多从前不懂的东西。他从生活中学到的要远比从理论书中学到的多。他捐赠的书大部分是关于生活和对美的追求的。他把它们献给新的一代，让这些书籍完成它们传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对于聂鲁达，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就从捐赠藏书开始。他把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了祖国，使它们成为国家公有财产。
谁也想不到，聂鲁达的这一慷慨高尚之举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一个官方评论家竟然写文章抗议，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在智利的挑衅，大声疾呼要“遏止”。还有人在国会指责智利大学接受馈赠，威胁要停发该校的津贴。这股寒流给诗人的捐赠带来了厄运。
后来，诗人不止一次苦涩地回忆起这件事情。当年，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批藏书和收集品并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他决定捐赠，把它们赠给了智利最好的大学。它们被当成宝物接受了，一位校长还发表了动听的讲话。诗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务——使藏书成为国家财产，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没人再见过这些宝物。无论是书还是海螺，都不见踪影，好像是返回了书店，游回了大海。聂鲁达不由得想道：这捐赠是不是选错了学校，选错了国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点，聂鲁达五十寿辰庆祝会在智利大学奥诺尔厅准时开始。演员罗伯托·帕拉达以洪亮、悦耳的声音宣布庆祝活动日程，就像黄金时代剧场上的报幕人宣告开幕。聂鲁达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诗人生活的精髓所滋养，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听众。
他讲到许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横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内地。在那儿，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祖国的发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击又得到大自然护卫的诗歌的天生摇篮。那天空、空气、高耸的柏树树冠，似乎都纹丝不动。它们在期待着什么，也许是风。它将摇撼原始密林，整个世界颤抖起来。于是，新的生命诞生。
确实，诗人目睹了河流的诞生。最初涌出的是悄然无声的涓涓细流，它在横卧于地的粗大树干和巨石之间寻觅出路。千百年来飘落的枯叶堵住了它的源头，它必须奋力冲开阻塞，才能浸润着土地向前流成一条河。
诗人想到，诗歌也是这样产生的。它的源头隐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郁，它像奔腾的河流拥着不断汇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岭中寻觅道路。不仅如此，它还“浇灌田野，向饥饿者提供粮食。它在谷穗里寻路前进。赶路的人靠它解渴；当人们战斗或休息的时候，它就来歌唱。”它歌唱是为了把人们集合起来。诗歌有益于全人类。
在佛罗伦萨，诗人曾应邀去工厂，为工人朗诵自己的诗。他感到难为情：一个来自乡曲蛮荒大陆的诗人在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念诗！接着，工人们送给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诗集。彼特拉克的诗在佛罗伦萨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这位高雅诗人的作品已经为劳动者所拥有。
庆祝一个诗人的五十寿辰就是庆祝诗歌诞生5000年。从本质上说，诗歌是人类的胜利。它使人类得以沟通，由此我们认识到美洲是一个整体。卢文·达里奥由热带来到冬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来重建西班牙语的诗歌。前一夜，诗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迹，是她40年前用铅笔写的。诗人认为，“这些十四行诗达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维多那样的潜在震撼力。”诗人怀念他们，“是他们使真正的诗歌永远常青”。
聂鲁达承认自己欠着所有诗歌庇护者的债。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债权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师是时间。在他满50岁时，他忘不了最初的艰难，那美丽而忧伤的冷雨，贫穷，孤苦，寂寞，失望。这苦难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对人民负着债，“我欠了不知多少债，我希望能用我的歌来偿还”。他承认，对于爱情，他始终是负债者。爱情完全地占据着他的诗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对女人的爱，现在，他还要歌唱对整个人类的爱。这两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爱。
在走过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祝愿祖国以更快的步伐前进。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一如既往，带给智利和各国人民以“爱，和平，尊严和欢乐”。
来自世界各国的作家们静静地听着聂鲁达坦诚的倾诉，那是诗人对人民发下的誓言。
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召开盛大集会，举办系列讲座和书展，数百贵宾参加宴会。宴会上，人们举杯祝福，表达了对聂鲁达的深情厚谊和衷心祝愿，也表达了他们像聂鲁达一样，肩负诗人的天职——保卫人民的共同信念。
这是世界文化名人欢聚一堂的盛会，贵宾们来自世界各地：中国的艾青和萧三；苏联的爱伦堡；捷克斯洛伐克作协主席、作家扬·德尔达扬·德尔达（1915—1970），捷克作家、记者。和西班牙语言文化学者库特瓦列克；保加利亚小说家迪莫夫迪莫夫（1909—1966），保加利亚作家。；法国著名演员让-路易·巴劳尔让-路易·巴劳尔（1910—？），法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演员、导演。演过许多名剧，也演过电影。曾获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还有众多来自美洲各国的朋友，仅阿根廷一个国家就来了20位，有奥利韦里奥·希龙多奥利维里奥·希龙多（1891—1967），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对先锋派艺术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诺拉·兰赫诺拉·兰赫（1906—1972），阿根廷极端派诗人、小说家。、玛丽亚·罗莎·奥列弗等。另外还有巴拉圭的埃尔维奥·罗梅罗埃尔维奥·罗梅罗（1927—），巴拉圭诗人。，危地马拉的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聂鲁达在与朋友们的欢聚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他的老朋友拉斐尔·阿尔维蒂没能来。这位西班牙流亡者由于没有证件，不得不长年滞留在阿根廷，不能“越雷池一步”，过着形同幽禁的生活。
星期天，在考波利坎剧院举行了文艺演出，展示了智利文化的精华。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印第安舞蹈、音乐，来自山村的奇诺人为聂鲁达献上了即兴创作的诗篇。就在这儿，诗人的第一首元素的颂歌《风颂》首次公布于众，由罗伯托·帕拉达和玛丽亚·马卢恩达共同朗诵。
当然，在庆祝聂鲁达五十寿辰的日子里，并不是举世同乐，心怀叵测者不甘寂寞。捷克和保加利亚作家受到了智利当局的“特别关照”，他们的行李箱被警察翻了个底朝天，据说是要找藏着邪恶的共产党文学作品的“秘密夹层”。庆祝大会本来预定在圣地亚哥市剧场举行，但当局以可能会引起骚乱为由硬给改在智利大学。他们制造种种障碍，竭力缩小这次活动的影响。有人宣称，祝寿活动是共产党组织的宣传攻势。《信使报》则登文指责聂鲁达是写俗诗的，他写的诗连那些“一无所知者”都懂。
聂鲁达的五十岁寿辰就是这样在朋友的祝贺中和在敌人的攻击中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