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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女传目录序
刘向所叙《列女传》，凡八篇，事具①《汉书》向列传②。而《隋书》③及《崇文总目》④皆称向《列女传》十五篇，曹大家⑤注。以《颂义》考之，盖大家所注，离其七篇为十四，与《颂义》凡十五篇，而益以陈婴母及东汉以来凡十六事，非向书本然也。盖向旧书之亡久矣。嘉祐⑥中，集贤校理苏颂始以《颂义》为篇次⑦，复定其书为八篇，与十五篇者并藏于馆阁。而《隋书》以《颂义》为刘歆⑧作，与向列传不合。今验《颂义》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艺文志》有向《列女传颂图》，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乱，古书之在者少矣，而《唐志》录《列女传》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无录，然其书今在。则古书之或有录而亡，或无录而在者，亦众矣，非可惜哉!今校雠⑨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缮写。
初，汉承秦之敝，风俗已大坏矣，而成帝后宫赵、卫之属⑩尤自放。向以谓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11}之娠文王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又以谓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视听言动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顾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闻，盖为之师傅保姆{12}之助，《诗》《书》图史之戒，珩璜琚踽{13}之节，威仪动作之度。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14}，《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后世自学问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15}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向{16}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
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芣苢》{17}《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18}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无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19}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叙论以发其端云。
【注】
①具：陈述。②《汉书》向列传：《汉书》的《刘向列传》。《汉书》，二十四史之一，东汉班固撰，有纪、表、志、传共百篇。③《隋书》：二十四史之一，唐魏徵等撰，八十五卷。④《崇文总目》：书名，宋王尧臣等编撰，六十六卷。⑤曹大家（gǔ姑）：班固妹斑昭，字惠姬，嫁曹世叔。夫亡，汉和帝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号“曹大家”。大家，古代对女子的尊称。⑥嘉祐：宋仁宗年号。{7}集贤校理：官名。全称集贤殿校理，为校勘书籍之职。苏颂：字子容，晋江（今福建泉州市）人。⑧刘歆：刘向之子，字子骏，西汉文学家。⑨校雠（chóu仇）：校对。⑩赵、卫之属：均为汉成帝妃嫔，恃骄专宠，祸乱朝纲。赵，赵飞燕及其妹妹。卫，卫婕妤。{11}大任：姓任，周文王之母。大，同“太”。{12}保姆：古代君主妻妾中专事抚养子女的人。{13}珩璜琚瑀（hénghuángjūyǔ衡黄居禹）：均指佩玉。古人常佩带玉石，佩时分左右，上双珩，下双璜，中缀琚瑀下垂于两璜之间。行走时相触而成声，以为趋走之节制。{14}反身：反观自身，即严格要求自己。《易?家人》：“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15}顾利冒耻：见利忘义，不顾羞耻。{16}南向：古代以面向南为尊位，帝王之位即坐北朝南。{17}《诗?芣苢（fúyǐ浮以）》：《周南》篇名。《诗序》以为此篇言后妃之美，其声平和，表示妇人乐有其子。而《列女传》则谓此篇言妇人嫁于蔡国而其夫有恶疾，其母逼其改嫁，不听，故作《芣苢》之诗。{18}《式微》：《诗经?邶风》篇名。《诗序》云此诗是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而作。{19}不道：不记载，不说。
《列女传》，汉代刘向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妇女人物传记。书中收录旧史遗文中105名妇女的故事，按她们的德行种类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辨通”“孽嬖”七类，另有《颂义》一篇。其中前六类大致都属于作者认为值得称扬和取法的人物，后一类则将先秦史书曾记载过的淫邪以致亡国的妇女，如妲己、褒姒、卫宣姜、鲁文姜、骊姬、夏姬等，一一列出，予以批判。
《列女传》流传至北宋，已有些许错讹，本文是曾巩在史馆整理古籍时，特意整理了此书，并写下了这篇序文，大致作于嘉祐六年到治平四年（1061—1067）期间。主要是论述《列女传》的版本源流，并沿着原作的主旨加以讨论，借题发挥，以表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篇目录序，在介绍《列女传》篇目次第的基础上，进而以儒家自我修养中所奉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为基础，充分肯定了《列女传》的思想价值。
文章首段概括叙述了《列女传》的流传和整理情况，并明确指出作此书的目的是“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者以戒天子”，并反复加以论述。特别叙述周文王的母亲大任在妊娠期间的表现，和后世那些淫乱邪恶的后妃相对比，围绕君主的修养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充分展开议论，反复称扬刘向撰述《列女传》的意图，将帝王母亲、后妃对帝王品德，乃至国家社稷安危的影响，说得深刻透彻。曾巩认为，后天的教育很重要，但是“内助”的影响更大，它往往会直接决定一个帝王的品格和修养。譬如文王之所以兴盛，就是得益于母亲的教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再推及远处，乃至天下大治，都离不开一个“内助”。
行文至此，曾巩笔锋一转，发出感慨说：“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向天下之主哉！”得出自己的论述“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收尾干净利索，同时总结前文，回归于刘向著书的本意上。这是全篇议论的着力处，叙述和议论在此升华，紧扣文章的中心：阐述母亲的德行与教育，对后来做帝王的子女的影响及作用。
这篇文章是曾巩散文风格已经成熟时期的作品，集中地体现出曾巩散文的特点：儒雅博厚，曲折绵密。李塗在《文章精义》中说此文“平平说去，宜宴不断，最淡而古”。文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文章的写法，最能体现出曾巩散文结构的严密和其驾驭文字的能力，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肯定。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卷四：“子固诸序，并各自为一大段议论，非诸家所能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所定①《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②称十一篇者阙③。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④，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⑤，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⑥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⑦。其设心注意⑧，偷⑨为一切之计⑩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11}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12}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13}，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14}。至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诱{15}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注】
①定：编定。②《崇文总目》：书名。宋王尧臣等编撰，六十六卷。③阙：同“缺”。④法度：法律制度。⑤用：施行。⑥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⑦易合：容易迎合各国国君。⑧设心注意：居心和用意。设，置。注，措。⑨偷：苟且，私下里。⑩一切之计：一时权宜之计。{11}寤：通“悟”，醒悟。{12}正：政治。{13}有为神农之言者：《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许行，战国时楚人，曾见滕文公，陈述神农的主张，力主君臣同耕、自食其力。孟子在书中记叙了许行的见解，并加以驳斥。神农，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又称炎帝。{14}著而非之：记载下来并予以批评。著，记载。非，反对。{15}高诱：东汉学者，涿郡（今河北涿县）人，曾注释《战国策》等书。
刘向所整理的《战国策》，流传到宋代，已残缺不全，并且出现了许多错讹。曾巩访求残缺，考订谬误，将其补充修缮，还写了这篇序文。本文作于宋仁宗嘉祐后期曾巩校书史馆时，此期间正是曾巩散文艺术风格成熟阶段，本文堪称是他博厚文风的一篇代表作。
当时，朝廷上下正因为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激烈辩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祖宗法度”。保守派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更，而力主变法的王安石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之政，而法先王之意的主张。曾巩是赞同王安石的看法的，本文便是借评价刘向《战国策》，阐述了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
本文在布局上非常严谨。无论是就全篇而论，还是从具体的段落来看，这种特点都十分明显。文章首先叙述了《战国策》一书的勘校情况，而后展开议论，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结尾又回归于《战国策》注本，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间的议论部分，指出战国策士是“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曾巩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同时又是一位极为博学的作家，他在文中将所有的论述与儒家的基本理论及以往的历史事实结合得非常紧密，从而将道理阐发得极为明白。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曾巩采用了正反对比的手法。先举出孔于和孟子为例，正面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这也是一个衡量的标准。进而举出战国策士的行为作为对照，证明这些策士导致杀身亡国的原因是有悖于先王之意，这也与王安石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他论述的是战国策士，而所阐发的，却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治主张。
后人评论
王慎中：“此序与《新序目录序》相类，而此篇为英爽轶宕。”（《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南齐书目录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②撰。始，江淹③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④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⑤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⑥，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⑦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⑧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⑨之馀，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⑩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11}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12}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13}、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注】
①纪：亦称“本纪”，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多用以记述帝王的主要事迹或一代的大事。志：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记叙典章制度及州县建制、山川地理的变革情况。列传：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用以记载帝王之外各类历史人物的事迹。②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郡（今江苏常州）人，官至吏部尚书。著有《南齐书》等。③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南朝齐、梁时期著名作家。④表：表彰，彰显。⑤韪（wěi伟）德：美德。⑥梼杌（táowù桃误）：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此处比喻恶人。嵬琐：卑劣猥琐。奸回：奸诈。凶慝（tè忒）：凶恶。形：面目，劣迹。⑦二典：指《尚书》中记载尧、舜事迹的《尧典》和《舜典》。⑧执简操笔：负责文书工作的人。简，魏、晋以前用来书写文书、史传的一种人工削制而成的竹片。⑨秦火：指秦始皇焚书之举。⑩区区：一点一点地。此处引申为辛勤的意思。{11}采摭（zhí直）：采集摘取。{12}藻缋（huì会）：文采。{13}偷夺倾危：指阴谋篡夺政权、颠覆国家的人。
本文是曾巩整理南北朝时梁代萧子显所编撰的《南齐书》时写的一篇序文，作于他在馆阁校勘古代典籍时期。《南齐书》是记叙南朝齐一代的史书。南齐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继刘宋之后建立的一个王朝，立国仅短短的24年。萧子显是南齐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因而在书中处处为自己的祖父和家族回护甚至加了许多溢美之辞，因此后人对这部史书便颇多非议。
曾巩也表现出对这部史书的不满，认为它有意篡改历史，以致一些应该予以颂扬的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而一些“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反而被美化，使其恶行未能暴露于天下；其语言又“刻雕藻绩”，即刻意追求华丽。于是他在整理完萧子显的这部拙劣的史书之后，便写了这篇目录序，来阐述自己对史书与一个史官的看法。
本文的重点也不在于介绍原书的体例、流传及整理情况，而是借《南齐书》的得失引发议论，阐述自己的认识，充分表现自己的史学观。作者明确指出，一部史书是否优秀，取决于它能否“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既然史书编写的目的是使后代君臣能以史为鉴，去奸佞、远小人，推行正确的治国方略，建立清明的政治，那么史家的水平、素质和作史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看来，萧子显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
曾巩在综论历代史家、史书优劣得失的基础上，义正辞严地说，一个优秀的史家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的条件：“明”“道”“智”“文”，即识见、思想、才智和文采。“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但作者却没有由此而直接转入对萧子显和《南齐书》的批判，而是进而举出历史上优秀的史书和优秀的史家为具体的事例。他举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作为例证，认为这些儒家经典的作者才具备这样四个条件。
而历代以来，并非所有的“任政者”都是圣哲贤士，“执简操笔”的史官也非都是“圣人之徒”，史书出现谬误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托不得其人”，所以即使连《史记》也有许多“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之处，这是因为司马迁也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会有这样的失误。
现在看来，虽然他对《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但曾巩所提出“良史”的四个条件，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而也得到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
从文章结构上来说，本文承续了曾巩一向的绵密周匝的文风，值得细细品读。开头借对萧子显的《南齐书》进行批评，来展开关于良史标准的讨论，以极简略的笔墨介绍《南齐书》的篇目，然后立即指出，南齐短短24年的历史，“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说明萧子显《南齐书》的编撰背景和意图，目的是由事及议，引出全篇议论。而后展开议论，提出史书编撰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是有益于国家社稷的观点，并分析史书失实的原因是“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祷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为“良史”的标准，同时也文章末尾对其作者进行批评的伏笔。可谓是入木三分，气势磅礴，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后人评论
张伯行：“南丰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谬乱，而结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为执简操笔者痛下针砭。”（《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赠黎安二生序
赵郡①苏轼，余之同年友②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读其文，诚闳③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④，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⑤。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
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⑥止于笑乎？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⑦。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注】
①赵郡：今河北省赵县。北宋末年升为庆源府。苏轼是四川眉山人，由于他的远祖是赵州栾城人，所以苏轼除署“眉山苏轼”外，又称“赵郡苏轼”。②同年友：古时称同榜考取功名者为同年。③闳：宏大。④司法参军：官名，置于各州，掌议法断刑。⑤迂阔：迂远而不切实际。⑥庸讵：也作“庸遽”，岂、难道的意思。⑦择而取之：指在古文与时文、道与世俗之间的选择。
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应两人的邀请，曾巩写了这篇十分著名的文章。
宋初百余年间，文风犹沿晚唐五代颓习，夸声色、讲偶对、空洞卑弱的“时文”泛滥一时。虽然以阳修为首的人笃行儒道，极大地扭转了文坛风气。但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古文与时文一直在反复激烈斗争。蜀士黎、安二生学习古文，被乡人笑为迂阔。曾巩便借赠序的机会，反击世俗对古文运动的指责，向有志于古文的黎、安二生表示赞赏，并自谓“迂阔”，且以“迂”为善，表现了作者对“道”的不渝的忠诚。
首段介绍、黎、安二生，称赞他们的文学才华。介绍黎、安二生，却并不立即下笔，却先写苏轼，再写苏轼来信赞二生，然后写其人其文，旨在以文坛大师烘托黎安二生，突出二生文才。后才写黎、安二生先后携文拜访自己，赞赏他们的文“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最后再以苏轼“善知人”作结，表面赞赏苏轼，实是是迂徐曲折地夸赞黎、安二生。
本文还运用了正话反说的手法，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名之，正话反说，文曲意直。黎、安二生请曾巩为之辩驳。曾巩并没有正面为之辩驳，而是抓住“迂阔”二字生发出许多议论，从而揭露了世俗的谬误。此段文字虽然简短，却显示出内在的锋芒。
最后一段说理叙事更为曲折。作者先自顾而笑，再言自己的迂比二生更甚。进而分析自己和二生的迂，从而得出结论说，黎安二生的“小迂”是为“文”之迂，是文风问题；自己的“大迂”是为人之迂，是“道”的问题。作者以“迂”为善，表现决不附和颓倾的世风，对“道”的不渝的忠诚，及我行我素、无所畏惧、勇于躬行直道的可贵精神。
文末以“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来回复黎生“将解惑于里人”的请求。行文至此，似在回绝黎生解惑的请求。但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接下来作者才转入正题，分析迂的善与不善，把选择的主动权交给黎、安二生，让他们自己选择，看似没有回答黎、安二生的疑问，但文中满含期待的语气，实际是以一种含蓄和缓的方式劝勉二生坚守儒道，不要顾忌世俗的嘲笑。正话反说，欲扬先抑，用讥世之词为二生和自己作了有力的辩护。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十一：“文之近俗者，必非文也。故里人皆笑，则其文必佳。子固借迂阔二宇，曲曲引二生入道。”
送王希序
巩庆历三年遇潜之①于江西。始其色接吾目，已②其言接吾耳，久其行③接吾心，不见其非。吾爱也，从之游。四年间，巩于江西，三至焉。与之上滕王阁④，泛东湖，酌跑马泉。最数游而久乃去者，大梵寺秋屏阁，阁之下百步为龙沙，沙之涯为章水，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皆江西之胜处也。江西之州中，凡游观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见。见西山最正且尽者，唯此阁而已。使览登之美穷于此，乐乎？莫与为乐也。况龙沙、章水、水涯之陆陵、人家园林之属⑤于山者，莫不见，可见者不特西山而已，其为乐可胜道邪？故吾与潜之游其间，虽数且久不厌也。其计于心曰：奚独吾游之不厌也，将奉吾亲，托吾家于是州，而游于是，以欢吾亲之心而自慰焉。未能自致也，独其情旦而作，夜而息，无顷⑥焉忘也。病不游者期月矣，而潜之又遽去⑦，其能不怃然⑧邪？
潜之之将去，以书来曰：子能不言于吾行邪？使吾道潜之之美也，岂潜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镌切⑨邪？视吾言不足进也。视可进者，莫若道素与游之乐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己⑩也，故云尔。嗟乎！潜之之去而之京师，人知其将光显也。光显者之心，于山水或薄，其异日肯尚从吾游于此乎？其岂使吾独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注】
①潜之：指王希，字潜之。②已：已而，随后。③行：品行，操守。④滕王阁：唐永徽四年（653）滕王李元婴都督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时建。与下文东湖、马跑泉、大梵寺秋屏阁等，均为南昌名胜。⑤属（zhǔ主）：连接。⑥无顷：没有一刻。⑦遽去：突然就离去。遽，骤然。⑧怃然：形容怅然失意的样子。⑨镌切：情意恳挚地劝诫。镌，凿、刻。切，责备。此处均为引申义。⑩情之所不克己：情不自禁。克己，约束、克制自己。
本文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当时曾巩正在临川求学，为了送朋友王希赴京而写下这篇赠序。文章回忆了两人从相识到结交的经过，描绘了一同游览的踪迹和在游览中所获得的乐趣，字里行间显示出两人间深厚的友情，委婉地表达出希望王希在仕途“光显”之后，不要淡漠了和自己之间的这份友谊。
本文工笔描绘，刻画细腻。先描绘临川的美景，从滕王阁、东湖，到跑马泉，都是江西的美景。“大梵寺秋屏阁，阁之下百步为龙沙，沙之涯为章水，水之西涯横出为西山，皆江西之胜处也。”短短的几句话，就概括性地叙述了他们的游历所见。
但作者又恐怕这种泛泛的介绍不足以表现他们同游之乐，更不足以体现两人在游览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因此在这番概述之后，又选择这些游览中最令他们留连忘返的大梵寺秋屏阁进行描述，极写登临秋屏阁之所见所感，写由这些所见所感中所体味到的无穷之乐。这部分分三层展开。先写在洪州可远眺的风景——西山，“江西之州中，凡游观之可望者，多西山之见。见西山最正且尽者，唯此阁而已。”正由于“最正且尽”，所以“览登之美穷于此”，从中所获得的游览之乐也就为别处所不能比拟。第二层写秋屏阁上可以看到的他们陶醉的其他景物：“龙沙、章水、水涯之陆陵、人家园林之属于山者，莫不见，可见者不特西山而已，其为乐可胜道邪？”以其如此，“故吾与潜之游其间，虽数且久不厌也”。这句话承上启下，紧接着顺势推进一层，写自己甚至想举家居此，一直想来饱览这山水风光，但未能如愿，今日好不容易能够尽情，偏偏此时王希又突然要离去，自己自然觉得怅然若失。这一层通过写对其美景的极度喜爱与眷恋，来反衬和烘托秋屏阁风光之美的令人不能忘怀。
这分明是在写景，而在实际上是借写游览景物时的同游之乐来写与王希之间的深厚情谊。这种同游之乐写得越充分，则朋友之间的友情就显得越深厚；友情越深厚，也就更值得自己珍惜。试想，风光如此之美，同游如此之乐，但同游者又要离去，从此天各一方，以后自己即便再来，即便美景依旧，也未必会有那种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游之乐了。想到这些，能不为之“怃然”么？
行文至此，水到渠成，乘势揭示出全文的主旨：“嗟乎！潜之之去而之京师，人知其将光显也。光显者之心，于山水或薄，其异日肯尚从吾游于此乎？其岂使吾独也乎？”意思是希望友人不要在“光显”之后淡薄了山水之情，不再与自己游，使自己显得寂寞而孤独。暗自寄托了希望王希不要淡漠了和自己的友情的希望，但却始终不直说，而寄托在山水之情上，可谓是构思精巧，委婉含蓄，令人读后久久难忘。
后人评论
《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①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②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③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以下是也。
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④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⑤大臣从官执事⑥之人，观望怀奸⑦，不称天子属⑧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⑨，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⑩，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11}、越州监酒税{12}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13}。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14}，及西兵起{15}，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尝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16}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17}，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18}，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19}初，四方争言符应{20}，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21}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22}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
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23}争论，免民租，释逋负{24}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
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25}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
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26}，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注】
①类次：按文体分类依次编排。②摈（bìn鬓）：抛弃。③闳（hóng宏）深：博大，深厚。④疾：痛恨。⑤推：推究。⑥从官：指帝王身边的侍从官员。执事：古时指侍从左右供使令的人。⑦观望怀奸：见风使舵，心怀奸诈。⑧属（zhǔ主）任：托付，委任。⑨难言：诘难责备的话。⑩出：古意指离开京城到地方去任职。{11}光禄寺丞：光禄寺属官，职责是参与准备祭祀、朝会及酒宴诸事。{12}监酒税：收取酒税的官。{13}转运使：宋初所设的州府以上的行政长官，负责一路或数路财赋，并督察地方官吏。{14}知制诰：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15}西兵起：指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西夏兵围攻灵武一事。{16}龃龉（jǔyǔ咀语）：上下齿不相配合。此指意见不合，彼此相恶。{17}集：同“辑”。辑睦，安定。{18}管榷（què确）：宋代一种制度，对茶、酒等实行国家专卖。{19}祥符：全称“大中祥符”。宋真宗赵恒年号。{20}符应：也叫“瑞应”。古时以所谓天降“符瑞”，附会与人事相应，称做“符应”。{21}绌（chù处）：贬退，排斥。{22}主圣臣直：因君主圣明，故臣下敢于直言。{23}三司：指盐铁、度支、户部三部门。为宋代主管国家财政的中央机构。{24}释逋（bǔ补）负：取消（百姓）拖欠的赋税。逋，拖欠。负，亏欠。{25}在上前：留在御前。指被皇帝留下来不批发的奏章。{26}表里：此指言行和思想。
本文写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是曾巩为已故祖父的文集所作的后序。曾致尧，字正臣，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土，历任秘书丞、转运使、尚书户部郎中等职，性格貌似迂阔而实则耿介，对曾巩的影响很深。因死后追赠右谏议大夫，因此曾巩称之为“先大夫”。
曾巩一生，都非常崇敬祖父，又尤为赞赏祖父这种勇言当世得失的精神，不仅亲自整理其文集，还求请当时文坛的大手笔欧阳修、王安石为作神道碑铭和墓志铭。本文便是他在整理曾致尧的文集后，为文集作的一篇序文。
关于曾致尧的生平事迹本文中笔墨不多，一是因为欧阳修所撰写的曾致尧神道碑铭中，已作了详细记叙，本文便专写为碑铭所“不尽载者”。再就是曾致尧的“历官行事”并不是本文的写作重点，本文重在论述他的生平言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品德。
本文虽然是一篇文集序，但其实是借评论祖父的文集来颂扬祖父的政绩和人品。所以，实际上成了一篇别具一格的人物传论。文章始终围绕“勇言当世之得失”这一中心来陈述祖父的事迹，从他才入仕时勇言当世之得失，激烈地批评朝廷官员“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到屡次受到打击与排斥，被排挤出京城去任地方官，但“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清晰地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位忠君爱民、刚直好谏的官员形象，突出了曾致尧不为利害祸福所动的思想品德。
为了进一步增强印象，曾巩举出几个具体的事例来加以论证：一是在太宗、真宗两朝，曾致尧本来受到皇帝赏识几度官职升迁，却又都因“常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后来真宗想重新召用他时，他又在这关键时刻上书，“语斥大臣尤切”，以致“卒以龃龉终”。二是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自天子至百官，崇尚道教之风极为浓烈，曾致尧却极言力谏，“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三是在任两浙转运使时，奏罢苛税。四是在京西任职时，“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而这些都反映在他的文集中，他自己也因此而落了个“以龃龉终”的结局。
纵观全文，曾巩融感情于叙事之中，显得感慨低回。曾巩对祖父的了解，主要是假之于曾致尧的遗著和亲旧间的传闻。文章取夹叙夹议的形式，将自己的议论与对祖父生平事迹的介绍结合得非常紧密，使得文章饱含感情。既为祖父的悲剧命运而感叹，感叹当时朝臣的非难及天子优容纳谏的圣德；又不能直言批评造成这一命运的君主，只好抚卷长叹：“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这是感慨，但感叹之中又有讽刺，是讽刺与批评的一种含蓄的表达形式，也更加凸显一种鲜明的对比和深刻的矛盾。
不难猜想，曾致尧文集所辑集的，又正是这类批评尖锐、言辞激切的章表文字，人物本身的坎坷经历与文集的内容，都决定着文章易于显现出一种辞危言苦的特点和倾向。本篇序文却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以叙述人物直言批评时政的事迹为主，不时杂以慨叹与评论，反复称述其直言忠谏的品格，措辞也极有分寸，藏锋不露，感人肺腑。
后人评论
方苞在《唐宋八家文百篇》中认为曾巩的散文“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
寄欧阳舍人①书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②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③。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④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⑤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⑥？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于所可感，则往往衋然⑦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⑧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由，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⑨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⑩，敢不承教{11}而加详焉。
愧甚，不宣。巩再拜。
【注】
①欧阳舍人：欧阳修。舍人，官名。欧阳修在庆历八年转起舍人，故称。②先大父：去世的祖父。此处指曾致尧。③致：表达。严：尊敬。④勒：刻。⑤畜：同“蓄”，具备的意思。⑥徇：徇情，曲从于私情。⑦衋（xì细）然：悲痛伤心的样子。⑧睎（xī希）：仰慕。⑨屯蹶（zhūnjué谆厥）否（pǐ匹）塞：处境艰难不顺利。屯蹶，艰难受挫折。否塞，穷困不得志。⑩世族之次：祖先的世代次序等情况。{11}承教：遵照你的指示。
本文作于庆历七年（1047），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感谢信，它没有平常的客套，也没有空泛的溢美之辞。此前曾巩请求欧阳修为其祖父曾致尧撰写墓志铭，在收到后便回复了这封感谢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和对欧阳修道德文章的盛赞。并通过对铭志作用及流传条件的分析，来述说“立言”的社会意义，阐发“文以载道”的主张，表达了对道德文章兼胜的赞许与追求。
文章结构极其谨严，起承转合非常自然。首先交待自己写信的缘由，和观诵墓碑后的总的感受。接着叙及撰写墓志铭的意义，提出论点“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然后比较铭、史之异同。先言其异，次言其同，借助铭、史对比展开文章，深刻地阐述了铭志的警世作用。
紧接着，曾巩谈今铭“二弊”，首先是不实，其次是“传者盖少”。第四段强调立言者的素质是纠除今弊的根本条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须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总的提出这个论点，然后再分说，“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总说：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三、四段为“转合”过渡阶段。
此外，本文构思尤为奇妙，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曾巩把对欧阳修的赞誉与庆幸其能为自己的祖先写墓志铭有机结合在一起。文中一方面赞誉欧阳修，宣示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另一方面慨叹自家的荣幸，并推衍欧阳修的美德。“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即申说欧公对自己的教诲。“先祖父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即感谢欧阳修的铭文彰扬了其具有困顿身世的祖父。
文末，一个“愧甚”，从立言者之论，归结至欧阳修身上，盛誉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贤，深谢欧阳修赐铭之恩。文章感情抒发到了高潮，曾巩利用多重递进的感叹和设问句式，反复咏叹，把自己的感激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是对自己曾祖父极力的赞美之词。这同时也与文章开头相呼应，使得结构格外完整。前面论述铭志的“警劝之道”，后面则赞美欧阳修此文的社会反响，又是一个前后照应，严整有序。
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是最重视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巩文章的这一特点，结构十分谨严，内容环环相扣，起承转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称得上曾巩文章这一方面的得意之作。
后人评论
过珙《古文评注》卷十二：“在南丰集中，应推为千古绝调。”
秃秃记
秃秃，高密①孙齐儿也。齐明法②，得嘉州司法③。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绐④娶周氏，与抵蜀。罢归，周氏恚⑤齐给，告县。齐赀谢⑥得释。授歙州休宁县尉⑦，与杜氏俱迎之官，再期⑧，得告归。周氏复恚，求绝⑨，齐急曰：“为若出杜氏。”祝发⑩以誓。周氏可之。
齐独之休宁，得娼陈氏，又纳之。代受抚州司法，归间周氏，不复见，使人窃取其所产子，合杜氏、陈氏，载之抚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与其弟来，欲入据其署，吏遮以告齐。齐在宝应佛寺受租米，趋归，挽置庑下{11}，出伪券曰：“若佣也，何敢尔！”辨于州，不直{12}。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13}，不听{14}。久之，以布衣书里姓联诉事，行道上乞食。
萧贯守饶州，驰告贯。饶州，江东也，不当受诉。贯受不拒，转运使始遣吏祝应言为覆{15}。周氏引产子为据，齐惧子见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惧，则收以归，扼其咽，不死。陈氏从旁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瓮{16}水中，乃死，秃秃也。召役者邓旺，穿寝后垣下为坎，深四尺，瘗{17}其中，生五岁云。狱上{18}更赦，犹停齐官，徙濠州，八月也。
庆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张彦博改作寝庐，治地得坎中死儿，验问知状者，小吏熊简对如此。又召邓旺诘之，合狱辞{19}，留州者皆是，惟杀秃秃状盖不见。与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敛之，设酒脯{20}奠焉。以钱与浮图人升伦，买砖为圹{21}，城南五里张氏林下瘗之，治地后十日也。
呜呼！人固择于禽兽夷狄也。禽兽夷狄于其配合孕养，知不相祸{22}也，相祸则其类绝也久矣。如齐何议焉？买石刻其事，纳之圹中，以慰秃秃，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无忌言。二十九日，南丰曾巩作。
【注】
①高密：县名。在今山东胶县西北。②明法：熟悉法令。唐宋科举有“明法”一科，考试关于法令的知识。③嘉州：州名。治所在今四川乐山。司法：即司法参军，为州府中负责狱讼的官吏。④绐（dài怠）：欺骗。⑤恚（huì会）：愤怒，怨恨。⑥赀（zī资）谢：用钱财赎罪。⑦歙（shè涉）州：州名。治所在今安徽歙县。休宁：县名，在歙县西。⑧再期（jī机）：两周年。期，古时指一周年。⑨绝：此处指解除婚姻关系。⑩祝发：断发。{11}置庑下：放在堂下的走廊上。{12}不直：不能伸冤。{13}转运使：宋初所设的府以上的行政长官，负责一路或数路财赋，并督察地方官吏。{14}不听：没有处理。{15}覆：审查，察看。{16}瓮：一种陶制的盛器。此处指水缸。{17}瘗（yì意）：埋葬的意思。{18}狱上：案情上报。{19}合狱辞：验合案卷中的供词。{20}脯（fǔ府）：干肉，此处泛指肉类。{21}圹（kuàng旷）：墓穴。{22}不相祸：不自相残杀。
本文作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十月二十九日，而在此之前的十月二十二日，时任抚州司法参军的张彦博，在改造其所住寝室时，在墙脚下掘得一小儿墓穴，引出来一桩13年前的谋杀案。张彦博审理了这一案件，并将小儿骸骨改葬于城外，请自己的友人曾巩作了这篇“记”，刻之于石，纳于墓穴之中。也可以说，此文名为“记”，其实是一篇别具一格的墓志铭。
本文所记述的是一桩令人发指的亲子谋杀案，尽管时间仓促，但却写得有声有色、曲折生动。前嘉州司法参军孙齐，先娶杜氏，留置家乡高密。然后又骗娶周氏，带往任所，并生有一子秃秃。卸任之后，周氏发觉受骗，讼之于官。孙齐以钱财疏通官府，平息了这场风波。后来，周氏再度提出解除婚姻关系，孙齐立下誓言，许诺休弃结发妻子杜氏，得到了周氏的同意。未过多久，孙齐又结识了娼妓陈氏，并纳为妾，于是产生了遗弃周氏的念头。他调任抚州代司法参军时，便使人私下偷走了秃秃，“合杜氏、陈氏，载之抚州”。不久，当周氏寻找至抚州，四处控告，历经艰难，终得清正廉明、主持公道的官吏受理时，为逃避罪责，孙齐先是将秃秃藏匿，最后终于亲扼其咽喉，又由陈氏提其足，倒置于瓮水之中闷死。然后买通衙役，将尸骨埋于寝室墙下，毁灭罪证。直至13年之后才为人所发现，秃秃的沉冤始得大白于天下。
文中因果关系颇为复杂，孙齐骗婚、遗妻、窃子、赖婚、杀人、藏尸一些列事件错综复杂，能否将这些关系介绍清楚，对本文的写作来说至关重要。作者在行文时紧扣住秃秃被害这一中心，选取整个事件中的所有重要环节，以极精细的笔墨，先后有序地介绍孙齐弃妻杀子的过程。其中，又一直以他和周氏之间的恩恩怨怨为叙述的着重点，因孙齐复杂的婚姻关系，是这一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从而将将秃秃被害的缘由交代得非常明白。
今日，人们能读到如此佳作，主要得力于曾巩严格的剪裁和出色的叙事能力，方才将整个谋杀案发生的始末写得条分缕析，极为清楚，而且生动简练，清晰易懂。
此外，在刻画人物上，作者可谓是老练精辟。刻画人物形象时不直接渲染，而是通过写人物的具体行为来反应。在整篇文章中，孙齐的语言只有两句，一句是周氏大怒，要求离婚，齐急曰：“为若出杜氏。”一句是周氏追至抚州，欲进其住所时，他气急败坏地将周氏拖至堂下的走廊上，拿出一份假契约，将妻子诬为佣人：“若佣也，何敢尔！”短短十来个字，却声口毕肖，将一个薄情寡义、凶残狡诈的流氓小人形象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后人评论
刘壎《隐居通议》：“公之文，源流经术，议论正大。然《秃秃记》则《史》《汉》中来也。此记笔力高妙，文有法度，而世之知者益鲜，予独喜不厌。”
墨池记
临川①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②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③《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④，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⑤，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⑥，而又尝自休于此邪？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⑦。教授⑧王君盛，恐其不章⑨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⑩。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11}，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12}，被于来世者如何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注】
①临川：地名，宋抚州临川郡。即今江西抚州市。②洼然：低陷的样子。③荀伯子：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有《临川记》。④张芝：字伯英，东汉著名书法家，善草书。⑤出沧海：泛舟东海。⑥徜徉（chángyáng常羊）肆恣：纵情遨游。⑦州学舍：指抚州州府的学舍。⑧教授：官名，不同于今意，主管学政和教育所属生员。⑨章：同“彰”，显露的意思。⑩楹：厅堂前部的柱子。揭之：标明。{11}不以废：不肯让它埋没。{12}仁人庄士：有道德修养、为人楷模的人。遗风馀思：留下来的风范和传下来的美德。
本文是曾巩应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写的一篇叙记。文章因小见大，语简意深，由墨池的传闻推出王羲之书法系由苦练造就的结论，然后引申到为学修身要靠后天勤奋深造的普遍道理。辞气委婉，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文风。
这篇短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因小及大，小中见大，用小题目做大文章。题目是为墨池作记，据说这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涤笔砚之池，但实际上，传为王羲之墨池旧迹的，还有浙江会稽等多处。从曾巩此文“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的语气来看，他对临川墨池是否确为王羲之的真迹，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因此，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也就是说，并非“天成”，而是后天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是本文的第一层意思。这层意思紧紧扣住“墨池”题意。
但文章并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文章的主旨也并不就此完结，而是由此进一步引申、推论。首先，“欲深造道德者”也是如此，即要学习书法是如此。从学习书法推及道德修养，强调都不是先验的，而是后天获得的；其次，从“人之有一能”尚且为后人追思不已，推及“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将永远影响后世。从书法推及风节品德，从具体的书法家推及更广泛的仁人志士，这是从他们对后人的影响来立论的。这两点推论都极为自然，承接转合，毫无牵强之出，表现了曾巩思路的开阔和极其深厚的艺术功力。
这篇短文的另一特点是，多用设问句和感叹句。全文可分14句，其中设问句5句：“岂信然邪？”“而又尝自休于此邪？”“况欲深造道德者邪？”“而因以及乎其迹邪？”“以勉其学者邪？”“也”字句两句：“荀伯子《临川记》云也”和“非天成也”。最后又以一个感叹句作结：“况仁人庄士之遗风馀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这些句式的大量运用，使这篇说理短文平添了一唱三叹的情韵。特别是五个设问句，兼收停顿、舒展之功，避免一泻无余之弊，笔力矫健，玩索不尽。前人以“欧曾”并称，在这点上，曾巩是颇得欧阳修“六一风神”之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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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八：“用意或在题中，或出题外，令人徘徊赏之。”
宜黄县县学记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①，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②、弦歌洗爵③、俯仰之容④、升降⑤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⑥，以习恭让；进材⑦、论狱⑧、出兵、授捷⑨之法，以习其从事⑩。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11}，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中{12}，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13}，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14}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15}。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16}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17}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馀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18}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不复理。皇祐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19}，匠不发而多{20}。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21}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22}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23}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24}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与？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25}，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与！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注】
①国：国都。学：此处指学校。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③弦歌：犹言“弦诵”。音乐。洗爵：古人招待客人时，先洗净酒器再斟酒敬客。爵，一种酒器。④俯仰：低头与抬头。容，与下文的“节”同，指法度。⑤升降：登上与降下。此处引申为进退。⑥祭祀、乡射、养老之礼：古时学校中举行的三种礼仪。祭祀，指祭神和祭祖。乡射，古代一种射礼。养老，尊敬老人，给他们奉以酒食的礼仪。⑦进材：推荐有才能之士。⑧论狱：判决狱讼之事。⑨授捷：出征而归，将在战场上所割敌人的左耳祭告于先庙。{10}从事：这里是办事的能力。{11}不率：不遵从命令。{12}中：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13}堂户之上：意为足不出户。{14}斯须：须臾，片刻。{15}要（yāo腰）于终：约束到最后。要，约束。{16}三公：古代朝廷中级别最高的官员，其具体官员各代不同，周为太师、太傅、太保，西汉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东汉为太尉、司徒、司空。{17}三代：夏、商、周。近，差不多。{18}释奠之事：古代学校的一种典礼，春天，应陈设酒食以祭奠先师先圣，秋冬亦如此。{19}不赋而羡：不征敛而有余。{20}发而多：不征召而来了许多人。{21}序：堂的东西墙。{22}从祭之士：随同孔子享受祭祀的人。宋时学校立孔子及亚圣十哲塑像，又绘七十二贤人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的板壁上，同时祭祀。{23}翰林子墨：代指文人。{24}会作：聚集工匠建造。{25}威行爱立：威严的法令得到贯彻，仁爱的风气得以树立。
宜黄在今江西抚州地区，宋时属江南西路抚州府管辖。《宜黄县县学记》是曾巩于皇祐元年（1049）应家乡抚州宜黄县官员之请，为宜黄县县学建成所作的记文。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本文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
这篇学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论述的层次极为清楚，文章结构非常严密。全文分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本文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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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先叙古人之建学，次序后代之废学，后叙宜黄之立学，末叙勉励士子之进学，虽未推阐天命人心之奥，五常百行之原，然汉代以来，能见及此者罕矣。行文不用间架，每段收住处，含蕴无穷，后惟朱子之文，肖其神味。”（《评注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二十七）学舍记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而是时，家事亦滋出①。自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睢、汴、淮、泗②，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③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④封、禺、会稽之山⑤，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⑥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⑦，繇浈阳之泷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虺⑨之聚，与夫雨旸寒燠⑩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筥{11}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12}而忧艰也。太夫人{13}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14}，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闲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15}，芑苋{16}之羹，隐约{17}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18}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注】
①滋出：层出不穷。滋，增益，加多。②蔡：州名，为春秋时蔡国故地，治所在今河南省汝南县。谯：县名，治所在今安徽省亳县。苦（gǔ古）：古县名，宋代为卫真县，治所在河南省鹿邑县东。睢：水名，故道自今河南省杞县东流至江苏省，入泅水。汴：水名，在河南省境内，南流入淮。淮：水名，由河南经安徽、江苏入海。泗：水名，由山东经江苏入淮。③绝江：横渡长江。绝，穿过，越过。④并（bàng谤）：通“傍”。挨着。⑤封、禺、会稽之山：山名，均在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⑥夏口：古地名，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西。⑦庾岭：大庾岭，亦称梅岭，在江西、广东交界处。⑧繇：经由。泷（shuāng双）：古县名，故城在今广东罗定。⑨虺（chūhuǐ出毁）：猛兽毒蛇。⑩燠（yù域）：热。{11}箕：扬米的器具。筥（jǔ举）：一种竹制的盛物器具。{12}遘（gòu够）祸：遭祸。{13}太夫人：指母亲。古时父没之后称呼母亲当加一“太”字。{14}王事之输：指向官府缴纳税赋一类的事务。输，缴纳。{15}冗衣：粗劣的衣服。砻饭：粗糙的饭食。{16}芑苋：这里泛指野菜。{17}隐约：古意指穷愁忧困。隐，忧患。约，受屈。{18}挟长：倚仗自己的长处。
《学舍记》作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当时曾巩正家道坎凛，他率领弟辈们躬耕垄亩，以求箪瓢之食，来维持全家的生计。但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他却安贫乐道，“挟书以学”，依旧念念不忘努力增强自己的道德与文学修养，不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本文便凸显了他这18年以来艰难困苦的经历，和乐观向上、不甘沉沦的抗争精神。
文中所写的“学舍”，又叫“南轩”，其实就是他住房旁边一间又矮又小的茅屋，是曾巩率领他的弟辈们在邻居一块茅草丛生的荒地上搭建的一间草舍。《学舍记》则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叙事，很是详细，后一部分述志，比较简略。前一部分写尽了自己人生的艰辛和求学的勤奋，后一部分则酣畅淋漓地抒发了自己高远的志向。因此，这既是一篇求学记，又是曾巩前半生的一篇自传，是他在人生逆境中贫贱不移、奋发向上精神的最好明证。
本文先叙述了自己幼年时的学习情况：“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直到成长到十六七岁时，看到儒家经典中讲的道理和古往今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才开始懂得喜爱它们，也便“锐意欲与之并”。
这部分语言朴素，虽是平平说起，但却为后一部分的述志奠定了基础。“六经之言”，是作者毕生刻苦研习的“道”；“古今文章”，则是作者倾心模仿的“文”。二者的融合，则正是作者坚持的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畜道德而能文章”，也是他在欧阳修的影响下，毕生都孜孜以求地为之奋斗的目标。
然而“遂其志”的过程却异常艰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家中发生的诸多变故。从树立远大求学志向开始，“家事亦滋出”，使他的求学道路显得困难重重。于是接下来的文章中，曾巩便分五个层次，以五个排比句，一气而下地叙写自己人生的艰辛。一是父亲的被诬罢官，当时曾巩才19岁；二是自己开始“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的种种危险经历，这是青年时候曾巩为生计而奔忙的印证；三是叙述自己操持家政，“经营以养”，即处理家中的种种琐碎事物，期间外祖母去世，父亲刚要复职却暴病身亡；四是父亲的去世，使得家道更加衰败，自己肩负的担子更重，哥哥又赴京应试，不第而归，却病死途中；最后一个层次便是“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五个层次按照时间顺序，循序渐进，将自己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在不动声色中描绘到极致，令读者为之而潸然泪下。
最后一部分是述志，表达自己求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修养和学识，以期望成为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表现出曾巩在逆境中永不屈服的精神，以及孜孜追求自己梦想的宝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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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子固记学，所论之制，与其所以成就人才处，非深于经术者不能，韩、欧、三苏所不及处。”（《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卷七）道山亭记
闽，故隶周者也。至秦，开其地，列于中国①，始并为闽中郡。自粤之太末②，与吴之豫章③，为其通路。其路在闽者，陆出则阸④于两山之间，山相属⑤无间断，累数驿乃一得平地，小为县，大为州，然其四顾亦山也。其途或逆坂如缘⑥，或垂崖如一发，或侧径钩出于不测之溪上，皆石芒⑦峭发，择然后可投步。负戴者虽其土人，犹侧足然后能进。非其土人，罕不踬⑧也。其溪行，则水皆自高泻下，石错出其间，如林立，如士骑满野，千里下上，不见首尾。水行其隙间，或衡缩蟉糅⑨，或逆走旁射，其状若蚓结，若虫镂，其旋若轮，其激若矢。舟溯沿者，投便利⑩，失毫分辄破溺{11}。虽其土长川居{12}之人，非生而习水事者，不敢以舟揖自任也。其水陆之险如此。汉尝处其众江淮之间而虚其地，盖以其狭多阻，岂虚也哉？
福州治侯官，于闽为土中，所谓闽中也。其地于闽为最平以广，四出之山皆远，而长江{13}在其南，大海在其东，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沟，沟通潮汐{14}，舟载者昼夜属于门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佛、老子之徒{15}，其宫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闽山，东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其瑰诡殊绝{16}之状，盖已尽人力。
光禄卿、直昭文馆程公为是州{17}，得闽山嵚崟{18}之际，为亭于其处，其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19}而尽于四瞩。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20}之外，其志壮哉！
程公于是州以治行闻，既新其城，又新其学，而其馀功又及于此。盖其岁满就更广州，拜谏议大夫，又拜给事中、集贤殿修撰，今为越州，字公辟，名师孟云。
【注】
①中国：华夏民族上古时建都于黄河流域，以为居天下之中心，自称中国。②太末：古县名，秦汉时属会稽郡，旧治在今浙江省龙游县。③豫章：郡名，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④阸（ài厄），阻隔，阻塞。⑤相属（zhǔ主）：相连接。⑥逆坂：迎着斜坡而上。缘（gēng耕）：缘着粗绳往上爬。⑦石芒：石头的尖端。芒，通“锘”。⑧踬（zhì至）：跌倒。⑨衡缩蟉（liú流）糅，水势曲折奔流。衡缩，纵横。蟉糅，屈曲混杂。⑩投便利：贪图方便。有投机取巧之意。{11}破溺：船破溺水。{12}川居：长年生活在水上。{13}长江：此处指闽江。{14}通潮汐：即与海相通。{15}佛、老子之徒：指僧人与道土。{16}瑰诡殊绝：奇伟怪异，超尘脱俗。{17}光禄卿：光禄寺长官，负责朝令、祭祀诸事。昭文馆：朝廷藏经藉图书之所，与集贤院、史馆并称“三馆”。程公：程师孟，字公辟，江苏吴县人。{18}嵚崟（qīnyīn钦银）：山势高耸的样子。{19}簟（diàn店）席：供人坐卧用的竹席。{20}埃壒（ài爱）：尘埃、尘世。
《道山亭记》作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是曾巩在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任上，应福州前任知州程师孟之请而作的。程师孟曾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前后任福州知州，“道山之亭”是他知福州时，将城西乌石山上的观景亭改名为此的。程师孟在福州任满之后，请曾巩写的这篇亭台记。曾巩对他这样一种在偏远的地方犹能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旷达情怀十分佩服，所以接受了他的请求，欣然命笔，写了这篇《道山亭记》，来称扬程师孟的旷世豪情。
本文题名“道山亭记”，但对亭的描写却只有寥寥几笔，而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写福州的偏僻和道路险阻，写福州的城市的建筑，这其实都是为下文写道山亭作铺垫。福州的“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又为其城市建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福州人因而喜好“以屋室巨丽相矜”，“虽下贫，必丰其居”。而在这些豪华巨丽的建筑中，又以佛、道两教的寺庙为最突出：“附山盖佛、老子之宫以数十百”，足见其占地规模之大；由“瑰诡殊绝”“已尽人力”，可见其耗费的资金之多。
在极尽笔墨写完“耳目之乐”以后，作者在前文两段铺垫的基础上，正式转到对道山和道山亭的描写上来，并逐步在描写中揭示全文的主旨。一写筑亭的经过，是程师孟为福州知州时，发现闽山山势高耸，便“为亭于其处”，使福州“山川之胜，城邑之大，宫室之荣，不下簟席而尽于四瞩”。再写道山亭命名的缘由：“程公以谓在江海之上，为登览之观，可比于道家所谓蓬莱、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最后才揭示全文题旨，表示对程师孟旷达情怀的赞扬。
正由于有前文的铺垫，第三段揭示主旨也就水到渠成。至此，读者才明白，文章题名“道山亭记”，开头两大段却不写亭，而去写闽地的远且险，写福州风物之美，写那些粗看上去与题无关的内容，其实这正是作者故意设置的铺垫。
在构文方面，层层渐进，环环相扣，可见作者的良苦用心。譬如赞扬程师豁达胸怀时，不是平铺直叙，而是逐次展开的，同时也逐次地回应前文。“闽以险且远，故仕者常惮往”，回应第一大段；“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乐”，回应第二段；“非独忘其远且险，又将抗其思于埃壒之外，其志壮哉”，则收总全文，深入揭示程师孟不畏艰险，随遇而安，且自得其乐的旷达情怀。如此一来，使文章的收束显得纡徐从容，余波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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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称赞曾巩的这篇文章“何减韩、柳”。（《评注唐宋八大家古文》卷二十八）越州赵公救灾记
熙宁八年①夏，吴越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②，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③几人？沟防构筑可僦④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⑤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⑥。
州县史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馀人以告。故事，岁廪穷人⑦，当给粟三千石⑧而止。公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⑨。使自十月朔⑩，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忧其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11}也。能自食者，为之告富人无得闭粜。又为之官粟，得五万二千馀石，平其价予民。为粜{12}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籴{13}者自便如受粟{14}。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15}而待熟，官为责其偿。弃男女者，使人得收养之。
明年春，大疫。为病坊{16}，处{17}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募僧二人，属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18}之。
法，廪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19}。公于此时，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20}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
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21}，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22}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23}，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盖灾沴{24}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25}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予故采于越，得公所推行，乐为之识其详。岂独以慰越人之思，将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岁之灾，推公之所已试，其科条{26}可不待顷而具，则公之泽岂小且近乎！
公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致仕{27}，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朝廷、岂弟{28}之实在于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师者，以为《越州赵公救灾记》云。
【注】
①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熙宁是宋神宗年号。②赵公：赵抃，字阅道，宋衢州人。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俱是赵抃在朝廷的官衔。③当廪于官者：应当从官府的仓库里发给他们粮食的人。廪，官家的粮仓，这里作动词用，由仓库发给。④僦（jiù就）：雇用。⑤食之羡粟：吃不完的多余粮食。羡，多余。⑥谨其备：作好周密的防灾准备。⑦岁廪穷人：每年开仓救济穷苦百姓。⑧石（dàn但）：容量单位。旧时以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⑨佐其费：补助救灾的费用。佐，帮补。⑩朔：初一日。{11}是具：这样的办法措施（指以上所叙述的救灾措施）。{12}粜（tiào跳）：出卖粮食。{13}籴（dí笛）：买进粮食。{14}自便如受粟：使（买粮食）和领救济粮食一样方便。{15}纵予之：放开贷给他们。{16}病坊：收养病人的处所。{17}处（chǔ楚）：安置。{18}瘗（yì义）：埋葬。{19}或便宜，多辄行：对（救灾）有较大好处的，多打破陈规立即执行。{20}罹（lí离）：遭遇。{21}拊（fǔ抚）循：抚慰。{22}绥辑：安顿。{23}纤悉：无微不至。{24}灾沴（lì厉）：灾害。{25}有间（jiàn见）：有距离，有差别。{26}科条：救灾的具体办法。{27}致仕：旧时官僚退休称“致仕”。{28}岂弟：即“恺悌”，宽厚温良。
越州，州治在今浙江绍兴县。赵公即赵抃，宋衢州西安人，字阅道。赵抃居官正直无私，弹劾不避权贵。由于他曾任殿中侍御史，所以京师中对他有“铁面御史”之誉。熙宁八年（1075），越州发生大旱灾，时任越州知州的赵忭采取一系列的救荒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颇为朝野所称道。
本篇文章写于元丰二年（1079），是作者在越州考察之后写成的，对赵公的救灾工作从灾前调查和准备、救灾措施、为政精神到救灾成效都做了详细的记述，不但赞颂了赵公的吏治才能和卓越政绩，以为后人之鉴，也表现出作者一贯的关心民生疾苦，注重具体政务实践和善于总结救灾经验的作风。
文章的中心事件是“救灾”，但作者却是从救灾之前开始写起，先介绍了“防患于未然”的调查准备工作。作者具体介绍了赵抃的调查提纲，写了赵抃对“属县”的七问“灾所被者几乡”，是问受灾的范围；“自食者”“当廪于官者”，是问灾害程度；“沟防”“库钱”“富人”“僧道士”，是问官私救灾的应对能力。突出了赵抃临事从容，严谨精细，具有远见卓识；也使救灾的记叙更加完整，以为后来的官吏救灾提供借鉴。
紧随气候写救灾措施。救灾工作头绪纷繁，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介绍。第二段写“救饥”，此间，赵公多方面的考虑：忧虑领救济粮时，秩序不好，造成混乱，于是让男女分开在不同的日子领粮；考虑到百姓会流亡，于是广设救济站点；算计到官吏不够用了，于是聘用不在职的官吏；对不用官府救济、能自食其力者，则责令富人不可囤积粮食不卖；对需举债度日者，则责令富人放债，待有收成时，官府为其讨债。这一切写出了救灾筹划的严谨周密。第三段写“救疫”，写得相对比较简单，只概括介绍了设置病坊，招募二僧作为医护人员，安排掩葬死者等工作。
最后，论说赵公救灾工作中表现出的精神和品德，说他可以作为天下官吏的榜样；他救灾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文章并未停留于写越州救灾其事和赵公其人，而是针对其事其人进行议论，阐明主旨“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是这一段的关键语句。于是得出“是岁尽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表现赵抃为了灾民不怕承担责任，不惜自己的功名利禄；“蚤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表现他为救灾尽心竭力；“多出私钱”，“皆公力也”，表现其为救灾公而忘私的宝贵精神。
文末写赵公年老退休后，住在衢州。并补充交代，由于作者写的是“救灾记”，故赵扦的正直、恺悌都没有写在文章之内。这就既概括地介绍了赵公其他方面的品格、修养，又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具有无尽的余味，是一种很巧妙的写作手法。
后人评论
茅坤：“赵公之救灾，丝理发栉，无一遗漏；而曾公之记其事，亦丝理发栉，而无一不入机杼，及其髻总。”（《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