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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董邵南序
燕赵①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②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③，怀抱利器④，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⑤也。董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彊⑥仁者皆爱惜焉。矧⑦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
吾因之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⑧，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⑨？为我谢⑩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注】
①燕赵：战国时，燕国位于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②董生：指董邵南。生，旧时对读书人的通称。③有司：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这里指主持进士考试的礼部官。④利器：锐利的兵器，比喻杰出的才能。⑤有合：有所遇合。⑥彊（ｑｉǎｎｇ抢）：同“强”，勉力。⑦矧（ｓｈěｎ审）：况且。⑧望诸君：即乐毅，战国时燕国名将，辅佐燕昭王击破齐国，成就霸业，后被诬谄，离燕归赵，赵封之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称“望诸君”。⑨屠狗者：指高渐离。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高渐离曾以屠狗为业。其友荆轲刺秦王未遂而被杀，高渐离替他报仇，也未遂而死。这里泛指不得志的豪侠义士。⑩谢：致意。
董邵南，寿州安丰（今安徽寿县）人，因屡考进士未中。当时正值藩镇招揽人才，于是约在元和（802）年间，董生打算去投奔魏博节度使田季安。韩愈一贯反对藩镇割据，故作此序赠送他，既同情他仕途的不遇，又勉励他不要去为割据的藩镇做不义之事。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首段先说此行一定“有合”，是陪笔。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现在呢？现在或许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次段指出古今风俗不同，故此行未必“有合”，虽不明说而主旨已露。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相助。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作者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含蓄感慨说：“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末段借用乐毅和高渐离之事，喻示董邵南生不逢时，“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应当效法古代的忠臣义士，效力朝廷。至此，作者对于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此外，全文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全文措辞深婉，意在言外，虽仅百余字，但一波三折，起伏跌宕。虽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清代过珙高度评价此文说：“含蓄不露，曲尽吞吐之妙。唐文惟韩奇，此文为韩中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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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櫆：“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而不可及。”（《古文辞类纂》）送杨少尹序
昔疏广、受二子①，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时公卿设供张②，祖道③都门外，车数百两，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
国子司业④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丞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予忝⑤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⑥？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⑦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固不论也。然吾闻杨侯之去，丞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⑧，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⑨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⑩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11}，举于其乡，歌《鹿鸣》{12}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13}”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注释】
①疏广、受：西汉学者疏广，曾任太子太傅，其侄疏受亦任少傅。②供张：供具张设，即供帐，供设帷帐。③祖道：饯行。④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副长官，国子监是封建王朝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⑤忝：辱，有愧于。常用作谦词。⑥两：通“辆”，车辆。⑦落莫：同“落寞”，冷落。⑧少尹：官名，唐朝指州县的副长官。⑨属：连接着。⑩中世：指中古时期，这里指殷周时期。{11}冠：古时男子20岁举行冠礼。{12}鹿鸣：《诗经?小雅》的篇名。{13}社：古时乡里面用来祭祀的地方。
杨少尹，即杨巨源，河中（今山西永济）人。此文是杨少尹告老还乡，韩愈为他写的一篇赠序，历来受到好评。钱穆论韩愈的贡献时曾说：“散文确获有纯文学中之崇高地位，应自唐代韩愈开始。”他举韩愈作品的例子说：“如韩愈《送杨少尹序》之类，此可谓是一种无韵的散文诗。韩愈于此等散文，本是拿来当诗用，这实在是一个脱胎换骨的大变化。”
唐朝中，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无疑为知识分子政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条件，他们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朝廷，可以登上高位。但同时，他们也只能依附于朝廷，依附于君王，成为朝廷政治这张皮上的“毛”。在士大夫的这种无所归依的背景中，杨巨源的“辞官还乡”，让韩愈感慨不已。
文章先宕开笔墨叙述西汉广、受二贤告老辞官、百官送行、路人泣下的故事，紧接着把杨辞职还乡、公卿送别的情景与二贤故事具体比较，以突出杨老品德之美，同样受人敬重。韩愈一生都致力于王朝的中兴，所以屡次在诗文中表达了这种弃官归隐的愿望，只可惜这个愿望总未能实现。因此，在这篇文章里，借二疏和杨少尹的辞官表达了心中的相同情怀。写二疏不是主意，目的是引出杨氏的归里来，所以第一段末尾说：“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古人与今人本是不同的，但都是70岁自请辞官，难道不是相同的吗？这一问又引出下文的“异”来。
第三段先交代自己“遇病不能出”，故虚笔揣测其盛况，连问“城门外送者凡人？车几两？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贤以否？”这一连三个文句，层层递进，与二疏进行对比，因未亲见故而发问，隐然似乎是要写杨氏的归故里不及二疏的荣耀。至此，又用“吾闻”一转，写出杨氏去时，有丞相爱而惜之，奏授河中府少尹，不绝其禄；又有京师长于诗者作歌诗以相劝。这是另一种从未有过的荣耀，所以作者感慨地说：“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末段着重说杨先生如此乡情浓重，至老不忘家乡，必将受到乡人的景仰。先写杨氏归乡后，追想前事，弱冠应举时，抱着一颗报效朝廷的忠心而来，如今荣归故里，却怀想先人所种之树和童子时代钓游之所，这种不忘家乡的品德让乡人更加崇敬，并以他为法教诫子孙。文章写至此处，可谓意境自现，作者因此感慨道：杨少尹就是那种“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的人啊！言外有无限的羡慕与敬戴。这一句话与开头相互照应，可看出作者无限的仰慕、惜别、赞叹之情。
后人评论
《辑注》评曰：“突引二疏作陪，又将自己病不能送，偷插一笔，顿觉溪山重叠，烟雨迷离。末段偏从杨君归乡，追思童时事，并把没后可祭，就乡人心中写出，纯是空中楼阁，宛如逼真情景。文章巧妙，莫逾此法，昌黎尤长，所以冠乎八家。时文则金正希多有。学者即此四首，可悟一切矣。”
送石处士序
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①为节度之三月，求士于从事②之贤者。有荐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间③；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饭一盂，蔬一盘。人与之钱，则辞；请与出游，未尝以事辞；劝之仕不应；坐一室，左右图书；与之语道理、辨古今事当否，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④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⑤。”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无求于人，其肯为某来邪？”从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方今寇聚于恒⑥，师环其疆，农不耕收，财粟殚亡。吾所处地，归输之途⑦，治法征谋，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义请而强委重焉，其何说之辞？”于是撰书词，具马币，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庐而请焉。
先生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⑧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晨则毕至，张上东门外。酒三行⑨，且起，有执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义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决去就。为先生别。”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处何常，惟义之归。遂以为先生寿⑩。”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无变其初，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无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无味于谄言，惟先生是听，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宠命。”又祝曰：“使先生无图利于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辞曰：“敢不敬蚤{11}夜以求从祝规{12}。”
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遂各为歌诗六韵{13}，退，愈为之序云。
【注】
①河阳：今河南孟县。节度使：掌管数州军政大权。御史大夫是兼职，掌纠察官吏。乌公：即乌重胤，曾任河阳节度使。②从事：长官的幕僚、助手。汉朝以后三公及州郡长官均自辟僚属，称“从事”。③嵩、邙：山名。瀍、穀：水名。后三者均在洛阳。④王良、造父：均为古代驭马的能手。⑤“烛照”句：以照明、计数、卜卦形容其有远见。⑥寇聚于恒：指割据反叛的的节度使王承宗。恒，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治所，当时有叛乱。⑦归输之途：粮饷转运之地。归输，运输军用物资。归，通“馈”，此处指漕运。⑧戒：准备。⑨酒三行：斟酒三次。古时宴会，斟酒以三次为度，以免失礼。⑩寿：祝长寿。{11}蚤：同“早”。{12}祝规：祝愿和规劝。{13}歌诗六韵：就是序后的赠诗。
古代称有才德而不愿意做官的知识分子为处士。石处士名洪，是韩愈的朋友，元和四年（809），河北恒州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统率军队不服从朝庭诏命，唐宪宗命令吐突承璀率兵讨伐。乌重胤于元和五年（810）四月就任河阳军节度使，其地处转运要道，责任重大。乌上任不久即访问石洪，渴望共济国事。石洪应欣然应邀，打算到河阳做其幕府参谋。这是临走之前，韩愈写给他的一篇赠序。序中期望乌氏与石洪以道义为归依，并祝两人合作成功，兼寓箴规之意，具有丰富的现实与理想意义。
开头先叙述了河阳节度使上任不久就大力求贤一事。一是为了引出后文与乌公的对话，二则是为了强调唯有真正的“贤者”才能够识得贤才，才能真心推荐贤才。而后，从乌公之求贤写到从事之荐贤，进而引出了对乌公的介绍。最后写遣使登门造访，郑重礼聘贤人。既层层相引，一气贯串，又一波三折，屈曲有致。
下一段紧承从事的预料，一开头便写石洪的积极应聘，以至于：“不告于妻子，不谋于朋友，冠带出见客，拜受书礼于门内。宵则沐浴，戒行李，载书册，问道所由，告行于常所来往。”不仅毫不犹豫，不跟妻子朋友商量就迅即作出应聘的决定，而且态度郑重，行动迅速，马上准备启程。这一连串的动作描写，与上文从事所说的“劝之仕不应”的高士形象大异其趣，其实作者正是要通过这些看似反常的行动反托出石洪为国事效力的“仁且勇”的高尚品格。
接着，作者便用繁笔写送行宴会上朋友的祝词和石洪的回应，仍用问答体。祝词凡四层：先“大夫”“先生”合提，拈出“义”“道”二字，也就是儒家的仁义作为两人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第二层单提“先生”，强调他此行是“惟义之归”，说明这里所说的“义”和上文所说的“道”实际上是一个概念。第三层提“大夫”，祝其不变忠于国家的初衷，不谋私利，“无务富其家而饥其师”，不为佞人的谄言所惑而疏远石洪这样的贤士。最后又单提“先生”，祝其不谋个人私利。第四层是祝词，反复切至，语重心长。这才落到石洪的郑重表态上，表示要日夜黾勉从事，以求符合朋友的祝愿与劝勉。“于是东都之人士咸知大夫与先生果能相与以有成也”，这是全文的结穴与宗旨，既显得真诚郑重，也传达出了送行宴上的气氛。
文前半从事、大夫两问答，后半送行者四祝词，颂之、美之、规之、戒之，无所不有。不但使得文章生动曲折，具有现实感，而且在写法上与《送李愿归盘谷序》同属于避实击虚法，全文重在送别，然《送李愿归盘谷序》首尾还露自己，如神龙在天，尚有一二可见，而此则通篇问答、祝词，托无数人口中，皆从作文者撰出，令人无从揣摩。托空手段，一至于此。
后人评论
历代评者对此文的变体颇为中意，或评价说“以议论行叙事”（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或以为是“以叙事行议论”（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或认为是“纯用传体写序”（《金圣叹批才子文》）。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
东都①，固士大夫之冀北②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钺③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④，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⑤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⑥。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⑦？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搢绅⑧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
夫南面而听天下⑨，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⑩，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11}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留守相公{12}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注】
①东都：唐以洛阳为东都。②冀北：冀州北部，即今河北省北部一带。③（fǔ斧）钺（yuè越）：古代军法用以杀人的刑具，此处代指皇帝赐予节度使生杀的大权。④罗：捕鸟的网。此处比喻招聘贤士的手段。⑤信：的确。⑥拔其尤：选拔其中优秀者。⑦河南尹：洛阳地区的行政长官。二县之大夫：唐代东都下辖两县：洛阳、河南。韩愈时为河南令，故云吾辈。⑧搢绅：亦作“缙绅”，原是古代高级官吏的装束，也用作官宦的代称。⑨南面：此处借指皇帝，古代帝王面朝南而坐。⑩縻于兹：束缚在这里。縻，系，指在此任职。{11}介然：耿耿。{12}留守相公：此处指的是郑余庆。相公，是指宰相。
温处士名造，少好读书，一直隐居于王屋山。元和五年（810），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多次登门拜访，诚挚聘请他至幕府任职。韩愈被乌重胤求贤若渴所感动，同时也为好友能被选拔而欣喜，为了勉励好友，挥笔写下此篇。因事件和人物关系均相牵涉，此文可认为是《送石处士》的姊妹篇，但两文绝无雷同之感，特别是在写法上各有千秋，相得益彰。
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似“怨”而实颂，且比正面称赞更为有力。文中也不直写温生之贤能，而是从多方面叙说温处士出仕后给东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反面衬出其过人之才，十分含蓄而巧妙。
本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马说》论述不能识别人才的统治者对人才的摧残，讽谏当时的统治者。本文则大力赞扬乌公对人才的识别与怜惜举荐，论述能识别人才者对人才的重要性。两文中同样都说天下“无马”，然《马说》中所说的“无马”是对统治阶级不识人才的现象进行抨击，讽刺浅薄无知的统治者；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说的“无马”，强调的是朝廷的管理层要招揽人才，高度重视人才。
后人评论
林纾：“送石文，庄而姝，若在为庄论，絮絮做警戒语，变成老生常谈矣。故一变而为滑稽，谑而不虐，在在皆寓风趣。一起便突兀。”（《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送高闲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①，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②，虽外物至，不胶于心。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③，师旷④治音声，扁鹊治病，僚⑤之于丸，秋⑥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⑦。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⑧，不哜其胾者⑨也。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⑩、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11}。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12}，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13}，而后旭可几也。今闲师浮屠氏{14}，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注】
①寓：寄予，寄托。巧智：技巧，奇能。②神完而守固：那么就能精神完满而池守坚固。神完，神经饱满，深思专注。守固，指对内心之寄托，持守专一。③庖丁治牛：庖丁从事研究解牛技术。庖丁，战国人，善于宰杀牛。④师旷：春秋时晋人，目盲而善于声乐。⑤僚：即宜僚，春秋时鲁人，善于操弄弹丸。⑥秋：指弈秋。春秋人，擅长围棋。⑦奚暇外慕：哪有时间对其他的事情爱慕。⑧不造其堂：不到其堂室去，即未能登堂入室，就不能了解其中的奥妙。⑨不哜（jì计）其胾（zì自）者：不食其肉，不知其味。⑩佚：通“逸”，安逸，安乐。{11}一寓于书：全部寄托于书法。{12}锱铢：微小，比喻细小。{13}一决于书：全部抒发于书法。决，疏通水道，使水流泻，引申为疏通，抒发。{14}浮屠氏：指佛教教徒。
这是韩愈晚年的一篇赠序。高闲人是湖州开元寺的僧人，法号高闲，喜好学习张旭的草书，曾被封为“御前草圣”。韩愈就偏偏对这位“大人物”表现出一种轻视和嘲讽的态度。虽然句句谈的是中国的书法，实则是在批判驳斥佛教。
《送高闲上人序》开宗明义地说明了艺术创造是高度的心力劳动，必须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其中；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需要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精力投入到其中，并举出了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疱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弈，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他们之所以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那是因为他们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所治之业中，把它们与自己的生命熔铸一体而不可分离，而朝三暮四、神分心散者，达到如此的高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虽然没有正面论述中国古代书法，但本文也不失为是一篇评论中国书法艺术颇有价值的论述性文章，它包括书法创作和书法欣赏等多方面的内容。书法艺术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包括“技”与“道”两个价值层面，要想使自己的艺术作品阴泽后世，光照千秋，必然要超越“技”的层面，进入“道”的境界。何谓“道”？也就是疱丁历经了“所见无非牛者”“未尝见全牛者”两个阶段后，最终达到“神遇而不目视”的境界。全文对张旭的草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书法艺术是以情感为核心的艺术表现形式，揭示了狂草艺术创作的思维模式：物象—情感—书法。
此文从对书法的评论中最终升华出主题：一个人想要发挥自己的才智，必须掌握事物的规律，用心专一，也就是“涤除玄览”。即使身边正发生着一些事情，也要做到“心无旁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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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送参廖诗》：“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
送王秀才①序
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②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③。
盖子夏之学，其后有田子方④，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故周之书，喜称子方之为人⑤。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⑥。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姓名字，曰：“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⑦，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⑧，故吾少而乐观焉。
太原王埙，示余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于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埙之所由，既几于知道，如又得其船与楫，知沿而不止，呜呼，其可量也哉！
【注】
①王秀才：即下文中的王，太原人。②门弟子：此指及门弟子，即授业弟子。古人亲授业者为弟子，转而相授者称门人。③原远而末益分：这里用水流作比喻，说距离水的源头越远，末流的支叉派别自然更容易产生分歧。④“盖子夏之学”二句：谓田子方继承了子夏的学说。此说根据《史记?儒林列传》。⑤“故周之书”二句：《庄子》中有《田方子》篇，记载了田子方和魏文侯的谈话，称赞他的老师东郭顺子的道德高尚。⑥子弓：姓（hán含）名臂，字子弓。⑦没：通“殁”，死亡。⑧宗：此谓正宗、正统。
这是韩愈写给太原书生王埙的一篇赠序。韩愈的多篇文章皆成于贞元十二年（796）至十九年（803），也就是韩愈28岁至36岁之间。这个时期正是他一心钻研儒学，擎大旗，倡导复兴儒学和古文运动的时期，写了不少阐述儒学理论和儒家道统的文章，当时不少土子投奔到他门下，人称“韩门弟子”，这些弟子成为他以复兴儒学为内容的古文运动的骨干力量和社会基础。
文中的王秀才王埙虽未见列入“韩门弟子”，但可以肯定也是韩愈众多追随者中的一个，志同而道合，这正是他给王埙写这篇赠序的思想基础。因此，文章的第一、二段撇开一切铺垫、介绍和说明，直接就儒家学说的传承问题展开讨论。由祖师孔子的学说博大精深，他的及门弟子尚且不能“遍观而尽识”，引导出自己对儒学博大精深的赞赏。最后一句“故吾少而乐观焉”，既说明自己自幼喜欢学习孟子的原因，又借此向世人宣布自己所学习、所继承并发扬的是儒学的正统，从而也看出他捍卫儒学并以儒学正统继承人自居的心理，也为下文张本。这两段议论脉络清晰，文理缜密，语言精练，斩截有力。“原远而末益分”一句，用水流比喻，形象鲜明。
全文结构环环相扣，逻辑严整，见解独到，内容博赡，气魄宏大。第二段紧接上文，用以说明写这篇序的原因，勉励王埙沿着正确的道路学习儒学，并对他寄予厚望。
这里面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说太原王埙能够虚心向自己请教，实属难能可贵。王埙喜欢在文中举出孟子讲的道理，与他交谈之中，他对孟子的学说心悦诚服并且屡次赞扬孟子的文辞，这正是王埙得到韩愈肯定和赞赏的原因。第二层是以行船作比喻，说明学者一定要慎重选择所取的道路，道路对了，只要不停地前行，即使行走的速度有快有慢，也一定能到达最终的目的地；反之，如果方向和道路错了，即使一路奋力疾行，终究也不能侥幸地到达目的地。第三层又荡开一笔，先指出杨、墨、老、庄、佛之学不是正道，并断言“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如果遵循的是杨、墨、老、庄、佛的学说，却想从中求得圣人之道，这就好比航行在同别的水流不通的港汊、与水流隔绝的洼地上积下的一潭死水，却希望到达大海一样荒谬。第四层转回正题，回到对王埙的勉励上。首先承“故学者必慎其所道”，肯定王埙的路子走对了，这已经近于懂得圣人之道，如果再假于工具，掌握正确的途径和方法，其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啊！语气婉转纯朴，表达了对一个与自己同道的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真挚之情，俱发自肺腑。
期间，为了加强论证，作者还插入了一些比喻。通过比喻这种手法，不仅将深刻的道理说得浅易明白，同时也增加了议论的趣味性，增强了议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韩愈在文中阐明儒学的道统，巩固了孟子的儒学正统地位，发前人之所未发，的确是见解独到，这需要博览群书，更需要眼光和胆量。
这样一篇四百来字的短文，却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关键就在于本文精辟议论。在说理中又有精彩比喻，增强了说理的趣味性和感染力。全文气势博大，环环相扣，可以说是见解独到，逻辑严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后人评论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卷七：“通篇以孟子作主，是退之立自己门户，故其文有雄视一世气。”
毛颖传
毛颖者，中山人也①。其先明视②，佐禹治东方土③，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④，死为十二神⑤。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⑥。”已而果然。明视八世孙⑦，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⑧，窃姮娥，骑蟾蜍入月，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⑨，狡而善走，与韩卢⑩争能，卢不及，卢怒，与宋鹊{11}谋而杀之，醢{12}其家。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南伐楚，次{13}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以《连山》筮之，得天与人文之兆{14}。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长须，八窍而趺居{15}，独取其髦，简牍是资{16}，天下其同书。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17}，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18}以及秦事，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及至浮图、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巿井货钱注记{19}，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与上益狎{20}，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21}，虽官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侍，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22}，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试之，因免冠谢{23}。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尝谓中书君，君今不中书邪？”对曰：“臣所谓尽心者。”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24}，所谓鲁、卫、毛、聃者也。战国时有毛公、毛遂。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
【注】
①“毛颖者”二句：毛颖，中山人。此指毛笔产自中山。毛颖，指毛笔。毛，指兔毛。颖，指毛笔的锋毫。中山，古国名。②其先明视：毛颖祖先明视。明视，兔子的别名。③佐禹治东方土：辅佐夏禹治理东方国土。④卯地：即“东方土”。古代按十二地支划分方位，卯位是指东方。⑤十二神：即十二生肖（属相）。⑥吐而生：传说兔子是口吐而生，故兔嘴上唇开裂。⑦（nóu耨）：刚出生的幼兔。⑧匿光使物：指隐身形于光日下，能驱使诸物。⑨居东郭者曰（jùn郡）：此言居住东郭的兔子名。东郭，城郭东门外。郭，外城。⑩韩卢：相传为战国时期韩国猎犬名。{11}宋鹊：宋国良犬名。{12}醢（hǎi海）：古代酷刑，将人剁成肉酱。{13}次：临时驻扎。{14}《连山》：指连山易，古代卜筮之一派。筮：以蓍草占卜。天与人文之兆：指自然与人事的征兆。{15}八窍而趺（fū夫）居：指兔子雌雄八窍，俯地而居。此乃古人不明兔子生理结构的一种妄言。趺，同“俯”。居，同“踞”，蹲。{16}简牍是资：此言兔毫笔是简牍书写的工具。简牍，竹简、木片。资，依仗。{17}豪：豪杰。此处双关，又指兔毫之长者。{18}结绳之代：指远古尚无文字，靠结绳记事的时代。{19}市井货钱注记：商贾交易的货物钱财的记录。市井，商贾交易的场所。{20}益狎：更加亲密。{21}衡：秤。石：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自程，指皇帝自定的每日审阅公文的限量。{22}相推致：互相推许、称道。{23}免冠谢：脱帽谢恩，执行使命。双关语，指脱下笔帽写字。{24}封于毛：指周文王第八子名郑封于毛，在今河南宜阳县。
《毛颖传》是一篇诙谐戏谑的寓言文章，被后世赞为“千古奇文”。在这篇以史书列记传体写成的文章里，韩愈用拟人的手法为毛笔写了传记。“毛颖”即毛笔，古人多用兔毛做笔头，顶端又锋颖。于是韩愈在此让毛笔姓毛名颖。本文大约写于唐宪宗在位时，当时韩愈因上书获罪被贬，后得赦，终于回长安任国子监博士，因而对龙颜易变、皇帝寡恩、群臣倾轧、宦海浮沉、人心痛楚早就蓄积于心中。于是文中一方面大力表扬毛颖能尽其所能，一方面暗中讽喻皇上的寡恩薄情。
这篇文章很是精辟巧妙，明明是描写毛笔这一事物的特性，却把它当做人来写，而且郑重其事地为之立传。从毛颖的家世写起，煞有介事地考证其祖先，到毛颖被皇上重用与抛弃，再到作者对毛颖一生的评论，可谓惜字如金，发人深省。
传说当时此文一成，社会上议论哗然，曾遭到时人的非议和责难，嘲笑它行文奇怪，不近人情。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在元和五年（810）读到《毛颖传》，颇为推许，遂写了《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称此文谐而庄，乃借毛颖之遭遇，“以发其郁积”。也有不少人看出了韩文在“正言以垂教”，形成“气盛言直”的主要美学特征之外，还存在幽默诙谐的另一种美学风格。
《毛颖传》虽是“设幻为文”的寓言作品，作者运用隐语双关的奇特新颖的构思方式和表现手法，将寓言与史传两种文学因素巧妙结合，以拟人化方式将作为兔毫毛笔的毛颖比拟为人，将作为人的毛颖与作为笔的毛颖巧妙关合。明明是描写毛笔这一事物的特性，却把它当成人来为其郑重立传，甚至还“认真”地考证其祖先，这就使整个构思有了滑稽的性质。但其中所写每个人物与事件，都以历史或传说的素材为基础。隐语双关运用得巧妙无迹，又如将笔的功能与人的才能，笔的秃废与人的弃废，物人双关，巧妙无迹。篇末还有太史公的议论，简直就是史学家的笔调，这种内容与形式上的矛盾，更构成了文章的喜剧性，寓庄于谐，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在文章写作风格上，从开头记叙毛颖的族出“中山人，佐大禹治水，被封卯地，匿光使物”直到结尾的评论，完全模仿正式的史传，笔法也颇有《史记》遗风。从这点看来，文章写得极为齐整，又继承了韩愈文章一贯的“正言反说”的特色，奇正相生，亦庄亦谐。使读者感觉是从读正史中“悟”出来的野史，悟出其深刻的内涵。这完全是“寓教于乐”，游戏文章写真知。
另外，《毛颖传》大量地使用用典、双关等中国语言文学独有的手法。如“独取其髦”，一方面指兔子身上的毛，又指佼佼者。天下其同书，双关用其写字和秦始皇统一文字，用同一种字体书写。管城子、汤沐、陈玄、陶泓、褚先生等，巧用事典，言必有据，处处双关，读起来生动活泼、趣味盎然，充分达到了“以文滑稽”的效果，引发幽默之感。
后人评论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中：“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
蓝田县丞厅壁记
丞之职所以贰令①，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其下主薄、尉②。主薄、尉乃有分职③。丞位高而逼④，例以嫌不可否事⑤。文书行⑥，吏抱成案⑦诣丞，卷其前⑧，钳以左手⑨，右手摘纸尾，雁鹜⑩行以进，平立，睨{11}丞曰：“当署。”丞涉笔占位署，惟谨。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虽尊，力势反出主薄、尉下。谚数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12}。丞之设，岂端使然哉！
博陵崔斯立{13}，种学绩{14}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15}，日大以肆。贞元初，挟其能，战艺于京师，再进，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再转而为丞兹邑。始至，喟曰：“官无卑，顾材不足塞职{16}。”既噤{17}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则尽枿{18}去牙角，一蹑故迹{19}，破崖岸{20}而为之。
丞厅故有记，坏漏污不可读。斯立易桷{21}与瓦，墁治壁，悉书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梃，俨立若相持，水循除鸣{22}。斯立痛扫溉，对树二松，日哦其间。有问者，辄对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23}。
【注】
①贰令：原指抄录副本者，此处指丞相的副手。贰，辅佐。②主薄、尉：均为县令、县丞之下的官职。③分职：分理诸司，各有专职。④逼：迫近，侵迫。⑤例以嫌不可否事：按照惯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表示意见。⑥文书行：在传布公文的时候。行：传布。⑦成案：已成的案卷。⑧卷其前：卷起公文的前面部分。意即吏不需要丞知道公文的内容。⑨钳以左手：用左手夹住（卷起的部分）。⑩雁鹜行：雁很像鹅，鹜是家鸭，二者走路大摇大摆。{11}睨（ｎì逆）：斜视。雁鹜行、平立、睨都是描写吏对丞的轻蔑态度。{12}訾謷（ｚǐáo紫熬）：诋毁。{13}博陵：地名，在今河北蠡县南。崔斯立：名立之，字斯立。{14}绩：缉麻。{15}泓涵演迤（ｙí遗）：包孕宏深，境界广阔。{16}塞职：称职。{17}噤：闭口不言。{18}枿（ｎｉè涅）去牙角：去掉牙和角。枿，同“蘖”，绝。{19}一蹑故迹：完全按照过去的样子。蹑，踩。{20}崖岸：指人严竣不易亲近。牙角、崖岸均喻人正直不阿，敢说敢做。{21}桷（ｊｕé厥）：方形椽子。{22}（guó国）：水声。除：庭阶。{23}考功郎中：官名，属吏部，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知制诰：官名，负责起草皇帝行下的诏敕策命，一般由中书舍人担任。韩愈是以考功郎中兼知制诰。
自唐朝以下，朝廷各官署的办公处所，常常有“壁记”，叙述官署的创置、官秩的确定以及官员的迁授始末等，刻在壁间。后来地方官署也起而效法。写壁记的目的在于使后任了解自己的职责和前任的情况，所以一般都写得比较平实详细。
韩愈的这篇壁记却与一般的壁记不同。本文作于元和十年（815），当时崔斯立任蓝田县丞，韩愈任考功郎中兼知制诰。文章主要描写的是当时县丞一职，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还要受到吏胥的欺凌，只能低首下气，使有才能有抱负的人居此亦无所作为，并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种种境遇为例尽情刻画，含有深刻的讽刺意味。韩愈代崔斯立发出不平之鸣，以期引起朝廷对这类事情的注意。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以细节来刻画人物，入木三分。以笑傲诙谐，乃至以戏谑之笔、绵里藏针之法“轻松”道来，令读者愤然不平。
本文描绘的县吏，他本来是一个在“主簿”“尉”之下，更在“丞”之下的“跑腿儿”的角色，却被扭曲为官场猫腻的低等帮凶。由他传递的文件，本来是县丞有权参与和过问的案件，鉴于此案件的不可告人之处县丞事先一无所知，小吏送来的是一件“成案”。为了继续隐瞒真相，小吏抱着的这一文件前半是卷着的，并且用他的左手像铁钳一样把卷着的部分夹得紧紧的，不消说是将其中的奥秘夹得严严实实了。
且看小吏的右手抓着文件，慢腾腾大摇大摆地朝县丞走来，完全不是依照当时的礼数，在作为上级的县丞面前躬身、俯首，而是在“丞”的面前“平立”着、不屑一顾地斜着眼睛，在既定的位置上，对县丞说了声：“当署。”
对于小吏的这种无视和无礼，“丞”急忙动笔在指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吏对丞是斜视的白眼，丞对吏不仅是正视“青睐”，而且十分恭谨地陪着笑脸，而吏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个“得”，丞这才放下一颗，如释重负。
这些再生动不过的的细节，只有韩愈感同身受，才能刻画得如此细微。下面的“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丞之设，岂端使然哉”自然就水到渠成。从官场和世态上看，这是何等的贤愚不分、是非颠倒！
全文短小精悍，生动泼辣，意味深长。自“文书行”至“漫不知何事”一段，尤将县丞的无用描摹得淋漓尽致。
后人评论
林云铭《韩文起》卷七说，“末叙崔君哦松对人之言，以明其超然于川舍之外，代占却许多地步。细玩结语竟佐疵后又加一语不得，真古今有数奇文”。
赠崔复州序
有地数百里，趋走之吏①，自长史、司马以下数十人；其禄足以仁其三族②及其朋友故旧。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丈夫③官至刺史亦荣矣。
虽然，幽远之小民，其足迹未尝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④，能自直于乡里之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县吏乎！能自辨于县吏者鲜矣，况能自辨于刺史之庭⑤乎！由是刺史有所不闻，小民有所不宣⑥。赋有常而民产无恒⑦，水旱疠疫之不期，民之丰约悬于州，县令不以言，连帅不以信，民就穷而敛愈急⑧，吾见刺史之难为也。
崔君为复州，其连帅则于公⑨。崔君之仁足以苏复人，于公之贤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荣而无其难为者，将在于此乎！愈常辱于公之知，而旧游于崔君，庆复人之将蒙其休泽⑩也，于是乎言。
【注】
①趋走之吏：这里指在州境内奔赴执行命令的各级官员。②仁其三族：施恩于他的父族、母族、妻族。仁，用作动词，施恩。③丈夫：古时对成年男子的称呼，此处指大丈夫，对有作为有抱负男子的敬称。④不得其处所：即处境很坏，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⑤刺史之庭：刺史的官署衙门。⑥宣：发泄、表达，此处引申为申诉。⑦赋有常而民产无恒：官府的赋税有额定的数量，而老百姓赖以生活的收入却不固定。⑧民就穷而敛愈急：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困而官府的征收却更加紧迫。敛，征收。⑨于公：名（dí迪），宇允元。管辖襄、郢、复、邓、随、唐、均、房八州。⑩蒙其休泽：蒙受到他们的恩惠。蒙，敬词，承蒙得到。休泽，恩惠。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学士，一位姓崔的朋友将要担任复州刺史，于是韩愈写下这篇赠序，用以勉励友人用心治理，造福百姓。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环境的限制，位卑之人对于上者的规劝或不满都不能明说，只能通过这种讽喻的手法表达。此文的主旨，历代研究者都认为旨在规讽，这点是没有异议的。然而行文之妙在于委婉含蓄，言在此而意在彼，要细细品味，才能领悟出作者的良苦用心。
文章开头一段说的是刺史之“荣”，位尊权重到其人的喜忧关系着一州百姓的喜忧，他可以作福作威，州人的命运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然后紧接着批判位尊者的骄横无礼，使得地处偏远的老百姓人心惶惶，不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以此来劝告自己的老朋友崔复州地位越是尊荣，那么所承担的责任就越是重大，要任用贤能，用心治理，辖地才会出现政通人和的局面。
紧接着笔锋一转，“又刺史之荣而无其难为者，将在于此乎！”反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韩愈没有点破，但崔复州和读者定能心知肚明，这种引而不发的含蓄风格，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文中在发挥讽刺之意时，尤为巧妙。作者用了一句“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这话是说刺史心里高兴，他属下的百姓都心里欢喜；他假若有什么事不快活，郡下的百姓都感到害怕。用刺史的乐与不乐关系到全州百姓的喜和忧，来讽刺官僚的作威作福，“有的放矢”地揭发出官吏的权重禄厚和人民遭受重重压迫的痛苦。篇末用称美的词句作结，是一篇绝妙的讽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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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韩文公文钞》卷六：“此与《送许郢州序》同意，而规讽于公处最含蓄。”
争臣①论
或问谏议大夫②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③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④，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⑤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⑥，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⑦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⑧。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⑨，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⑩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11}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12}，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
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13}，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14}、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
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乂{15}；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16}，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17}。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馀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18}。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
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19}。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注】
①争臣：敢于批评当政者的错误，直言自己观点的谏诤之臣。争，通“诤”。②谏议大夫：官名，执掌议论政事，对皇帝等进行规劝。③鄙人：乡下人。④视其德如在野：用做平民时候的道德要求自己。⑤夫子凶：指妇人以柔顺为德，这对阳城不适合。⑥蹇蹇：困难很多。蹇，是判断做不做事的卦。⑦禄仕：为了俸禄而出仕。⑧抱关：指守关人。击柝：指打更巡夜人。⑨委吏：管粮仓的小吏。乘田：放养牲畜的小吏。⑩章章：明显的样子。{11}讪上：毁谤上位者。{12}猷（yóu尤）：谋划。{13}蓬蒿之下：犹言野草之中，指隐士所居的山野。{14}僭（jiàn建）赏：滥赏。{15}乂（yì意）：音“艺”，治理，安定。{16}矻（kū）矻：音“枯”，勤奋不懈的样子。{17}孔：孔子。墨：墨翟。突：烟囱。{18}讦（jié结）：揭发或攻击别人的短处。{19}以明其道：君子做官要时刻想到尽忠职守，要好好宣传儒家道义。
明唐德宗时的谏官阳城，人名，字亢宗。爱读书，但家贫穷没有书读，求得集贤院写书吏的差事，有机会看官家的书，昼夜不出，六年乃无所不通。他在唐德宗时考中进士，然后隐居中条山（今河北沧县北），后由于李泌的推荐，德宗召为谏大夫。阳城任官五年，只是天天饮酒而不言事，面对问题唯唯诺诺，对皇帝无所规劝。韩愈因此写了这篇《争臣论》加以评击，激励他“在其位谋其职”。
《争臣论》是一篇从当时的政治出发、有的放矢的重要论文，其中，评论的人是真人，事也是真事。文章围绕批评阳城作为谏议大夫，却没有尽其职去批评朝廷时弊而展开。一开头设置巨大疑问：“难道阳城不是一个有道之士吗？”而后层层剖析，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阳城初被推荐进京时，人人皆想望其风采。可是阳城却让大家失望了，于是韩愈奋笔而起，直言进谏。
文章开头就是一个设问。有人问：难道阳城不是“有道之士”吗？其理由是：阳城学问渊深，知识广博，但他不求人知。但用此为阳城在朝不能进谏辩护是不当的。韩愈批驳说，士人在不同的处境里有不同的道德标准，做平民、隐士就与当官不同。做着高官、拿着高薪还冒充隐士，说什么“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不仅可笑，甚至可恶。然后，作者又迂回一笔，猜测如果阳城只是因为家庭贫困才做官的话，那也应该像孔子只做管具体事务和俸禄少的小官，并且即使是这个原因，也要做好本职工作，而阳城连这个做官的底线也没有达到。
在第二个设问里，作者则是先抬高阳城。说他不是借暴露君王错误而抬高自己的人，他对君王有进谏，只是在朝内进行，对外不说罢了。阳城是皇帝亲自从平民提拔提到谏官的，他本应该勇于直谏，彰显朝内言论环境的开放，也表明皇帝没有看错人，而且突出了皇帝的从谏之美。但韩愈又驳斥说，那种在朝内与君王秘密磋商朝政得失是宰相的事，设立言官就是要他公开地批评。只有这样，民间的隐士才会效法阳城，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设问是责问。本来阳城不求闻达，是个独善其身的人，但皇帝非要把他安排在这个位子上，阳城本没有错，只是他守其不求闻达之道不变罢了。韩愈接着解释说，不求闻达是古代圣贤通则，但他们都悲悯天下不治，只要有了机会，圣贤们都会全力以赴投入解悬纾困中去，不顾个人和家庭得失。韩愈解释圣贤与众人的关系颇独特，他说众人是身体，圣贤是耳目。古代圣贤都表现出耳目功能，引领躯体前进。如果阳城不是贤人，那么他就应该像众人一样，充当躯体，接受贤人的役使引领；若是贤人就应该效法古代圣贤，充当耳目，敢为天下先，怎么能贪图闲暇安逸不作为呢？
最后一个设问比责问又更进了一层，带有点威胁性了。您把说人坏话当做正直，这是正人君子所不取的，甚至会像国武子一样招来杀身之祸。韩愈反驳说我这样做正是履行君子的职责。君子在其位就应谋其政，不在其位就要通过作文宣传儒道，不是我对阳城特别苛刻。国武子被杀是他没有遇到善人，难道阳城不是善人吗？
总结韩愈在此文中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人是社会的危害，一是不称职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二是不能说实话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三是不能忘我地工作的官员，理应自己辞职；四是为了利禄而工作官员，不得予以升迁！前三种人要坚决驱除出官场，后一种人要彻底抑制其仕途上的发展。
当时韩愈年纪轻、地位低，而阳城年长且居高位。韩愈的这篇评论对于当时“所有者缺位”所形成的民风不振、朝政不清、税收下降、官员腐败等政治现状进行了辛辣深刻的批评，而且指名道姓，表现了其敢于仗义执言的无畏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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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批才子古文》卷十：“反复辨驳之文，是贵是腴者，理足固也；不腴，则是徒逞口淡也。”
伯夷颂
士之特立独行①，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②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③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④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⑤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注】
①特立独行：操守独特高洁，不随波逐流。②力行：勉力而行。③崒（zú族）：高峻。④从（zòng纵）：汇总。⑤沮：败坏，诋毁。
根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其父死后二人互让，均不愿继承王位而出逃，归于周文王。文王死，武王起兵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慨然以为武王“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是不孝，“以臣弑君”是不仁。武灭殷，周统一中国，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至饿死。姜太公曾评价他们说：“此义人也。”韩愈则与众不同，大力称颂他们的“特立独行”，即“不顾人之是非”。
文章起笔陡峭，开篇单刀直说“士之特立独行”的品格。比起“盘谷隐者”的“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伯夷这样的“特立独行”者还要在“武王、周公圣……未尝闻有非之者”时顶住“独以为不可”的压力，无怪乎后人用词中常见的术语“弱德”来比喻“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而韩愈眼中“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来只有一个伯夷。而伯夷之所以能够“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就在于他“信道笃而自知明”。“穷天地”指空间，“亘万世”指时间，意思是伯夷是天地之间、从古至今以至万世中唯一的“不顾人非”的“豪杰之士”，可见韩愈对伯夷推崇之高。
与颂伯夷相对的是，韩愈在最末一段批评了完全没有“特立独行”精神的“今世之所谓士者”，他们一旦被人称誉就“自以为有余”，一旦被人批评就“自以为不足”，没有自己坚持的信念。这愈发显得伯夷“不顾人之是非”的可贵。而如果没有伯夷、叔齐的垂范，“乱臣贼子”则将“接迹于后世矣。”
通篇高歌“特立独行”，坚守信念、举世非之而不惑，乃至“饿死而不顾”。但他的信念，是打破了君臣之道的局限的。文中没有像传统做法那样评价武王伐纣的是非，没有评价夷叔不食周粟的是非，丝毫不提及“商朝遗民”“宁死不屈”的“气节”问题，而只是单纯评价二子的“信道笃而自知明”的是非，赞赏他们对信念的坚守的行为，而不论他们坚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此也就脱俗而不同凡响。“特立独行”既是韩愈对伯夷的称颂，也是韩愈终身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韩愈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
《伯夷颂》虽然只有区区三百多字，却也“空际取势，如水一气奔注，中间却有无数回波，盘旋而后下”。
首先在于排句的叠用，单单在首段中，七句就有五句使用了排比。紧随起首二句“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之后，韩愈开始层层铺排演进，语势狂肆腾涌，语句长短错落，变化句法，起伏顿挫。
其次是在结构安排上，《伯夷颂》曲折有姿而逻辑严整。在第一段的铺排后，第二段却陡然一缓，回顾当殷之亡，周之兴时，微子“抱祭器而去”和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不食周粟而死的的典故。语言精练警策，笔法灵活多变，不让形式包裹住个性精神的自由奋动。段末一个反问和“信道笃而自知明也”的精辟总结，一问一答，收束有力，突兀取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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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盖公不遇于贞元之朝，故有论而泄其愤。不知者谓为专指伯夷而言。”
答李翊①书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②？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③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④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⑤。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⑥，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⑦。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⑧。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⑨。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⑩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11}，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12}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13}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絶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14}，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15}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16}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17}，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
①李翊：贞元十八年（802）进士。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荐举李翊，称其为“出群之才”。②道，指立言之道。③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此乃韩愈自谦，称他本人对圣人之道尚未登堂入室。④立言：著书立说，流传后世。⑤所期：所期望的。甚似而几：很相似而接近。几，接近。⑥蕲：通“祈”，求。取于人：为人所取，意即见取于人。⑦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则你本来就已经胜过别人并被别人所赞许效法了。⑧其实遂：果实结得饱满。膏之沃者其光晔：油足则灯光明亮。⑨蔼如：和气可亲的样子。⑩戛戛：艰难的样子。{11}正伪：意即符合“圣人之志”者为正，不合者为伪。{12}昭昭然：明白清晰的样子。{13}距：通“拒”，拒止。{14}几于成：差不多成功，接近于完美。{15}肖：相似。{16}垂诸文：把道传之于文章，即以文章来载道，以期影响后世。{17}亟称其人：屡屡表扬其人。
《答李翊书》是韩愈在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给李翊的复信，也是一篇著名的书信体论说文。清代于纾曾经评价说：“韩昌黎论文并不多见，生平尽力所在，尽在李翊一书。”文章围绕“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叙述了自己治学为文的经历，提出了“气盛言宜”“务去陈言”的文学主张，表现了作者抨击世俗的勇气和顽强进取的精神。
韩愈在文章一开头就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只有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有了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才会有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
韩愈在追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重点强调了自己在研读古籍时“惟陈言之务去”，致力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的精细工夫。更为可贵的是，他指出自己在学问已达到很高境界（“浩乎其沛然”）后，仍不废怀疑精神，“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终学到纯正的道学。
这种思想也和他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韩愈虽然主张学古，虽然主张“文以载道”，但他并没有抹杀“文”的根本属性——“个性”。“学古”，正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千篇一律的骈俪文风；“载道”，正是为了传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
韩愈在这封信中，高扬儒家崇古思想的旗帜，要求青年儒生能够把学习的目标确定为“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刻苦钻研，不求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治学与修身从孔孟以来就是二而一的问题，治学就是自觉修身，修身就是涵养学问，孟子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这个意思。韩愈也说，学问之道“不可以不养”，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养到老。“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经过这样一番涵养工夫，就可以成就一位有道君子。
此外，本文笔触细腻，转折过渡自然流畅。文中用“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等句子来形容专心读书，用具体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物，竟然绘声绘色，令人宛若在目，显得格外清新别致，生动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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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云铭《韩起文》卷四：“其行文曲折无数，转换不穷，尽文章之致也。”
荆潭①唱和诗序
从事②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愈既受以卒业③，因仰④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⑤；欢愉之辞难工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⑦草野⑧；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⑨；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⑩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11}，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12}而和之，苟在编者{13}，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14}。”
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15}，书以为《荆潭酬唱诗序》。
【注】
①荆潭：荆，指裴均，时任荆南节度使。潭，指杨凭，柳宗元的岳父，时任湖南观察使，后拜京兆尹，官终太子詹事。②从事：为州郡长的幕僚。③卒业：即读完全部内容。④仰：表示恭敬之意。⑤要妙：美好。⑥工：精妙。⑦羁旅：作客他乡，指游宦奔波之人。⑧草野：平民百姓。⑨仆射（yè夜）：唐初为尚书省副长官。开镇：唐代指出任节度使，镇守一方。蛮荆：指荆南，今鄂西、川东一带，治江陵。⑩韦布：韦带布衣，未仕者或寒紊者所服，此指寒士。韦，牛皮。里闾：乡间草野，平民所居之处。{11}较其毫厘分寸：比较文章高下。{12}属（zhǔ主）：连接，跟着。{13}编者：收录在这本诗歌集里。{14}纪诸册书：指编成书册。{15}子：指韩愈。公：指裴均。
永贞元年（805），唐宪宗已即位，韩愈曾佐裴均任江陵法曹参军。当时裴均任荆南节度使，杨凭任湖南观察使，两人均雅好文辞，交往之间常有诗歌唱和，后来把这些诗连同他们从事、部属的和诗编为一集，名为《荆潭酬唱诗》。此文便是韩愈为诗集所作的序言。
韩愈虽然在仕途上不甚顺利，却被时人奉为文坛巨擘，许多名人雅土、王公贵族求其写序，希望通过他的介绍，能够扩大自己的影响。文章中的裴均、杨凭是当时的地方大员，自然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对于韩愈来说，当年被贬阳山、江陵时，曾受到他们的礼遇，更何况裴均是他的老上司。所以文章一开头“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说明此序是应“从事”所请，并非自己主动讨好上司。由此可见，韩愈写这篇应酬式的序文，的确有点左右为难。
此序虽为恭维两位达官贵人而作，但作者“因难见巧”，立意奇特。序中很少言及诗作的具体内容，反借此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强调作文应该注重切身的感受，内容真实，间接地提出了自己品评诗集的标准。并且，还含而不露地批评了这部诗集——他们的诗歌，无非是富贵显达的风花雪月，而绝不是“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的作品。无怪乎刘大搬评此文：“立言甚简，而雄直之气郁勃行间。”
由此可见，韩愈不卑不亢的态度，着实令人钦佩。他恭维有度，故意隐去裴均、杨凭求序，而说“从事”，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地位，维护了他们的自尊心。接着一个“受以卒业”“仰而言”，暗示作者是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读完全部诗作，使裴杨二人认为韩愈是读完全部诗作后才写此序，并非敷衍了事，自然心满意足。
应酬文学而能把握分寸至此，实为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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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诗可以怨》：“恭维而没有一味拍捧，世故而不是十足势利。”
柳子厚墓志铭①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②，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瑷俱得罪武后③，死高宗朝。皇考讳镇④，以事母弃太常博士⑤，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⑥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⑦，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⑧，授集贤殿正字⑨。俊杰廉悍⑩，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11}，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12}。顺宗{13}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14}，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15}。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16}，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17}，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18}，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19}，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20}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21}。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22}。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23}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24}，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立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25}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注】
①墓志铭：述死者生平，石刻，葬时埋在墓内。②拓跋魏：即北魏（386—534），鲜卑族拓跋氏所建。③奭（shì释）：此处指柳奭，是柳宗元的高伯父祖。韩瑷：字伯玉，雍州三原（今陕西三元）人，后因反对武则天统治被杀。④皇考：宋代以前对死去的父亲的尊称。⑤太常博士：太常寺的属官，掌宗庙礼仪。⑥逮：到。⑦崭然：突出的样子。见头角：青年显示才华。⑧博学宏词：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之一，由进士及第者参加，考取后即授予官职，不常举行。⑨集贤殿正字：官名，掌管编校图书。⑩俊杰廉悍：才能杰出而又有棱角。{11}踔（chuō啄）厉风发：精神奋发，意气昂扬。形容议论雄辩有力，滔滔不绝。{12}蓝田：今陕西蓝田。尉：管理一县治安的官吏。监察御史：掌监察百官和巡按州县狱讼。{13}顺宗：李诵，在位仅一年（805），被迫退位。{14}用事者得罪：指宣宗即位，王叔文等推行的“永贞革新”，仅半年即失败，被处死。用事者，掌权者。{15}例出、例贬：与柳宗元同时被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称“例”，是隐讳之词。永州司马：永州刺史属下分管佐理的人员。{16}涯涘（sì四）：边际。{17}元和：唐宪宗年号。{18}子本相侔（móu某）：利息和本金相等。{19}书其佣：记下奴婢应得的工资。{20}观察使：掌管一道的长官，为刺史的上司。{21}刘禹锡：字梦得，世中山居郡，为当地所仰望。播州：今贵州遵义市。{22}连州：今广东连县。{23}诩诩（xǔ许）：敏捷，会说话。{24}穷裔：穷困的边远地区。{25}涿：州名，今天的河北涿州市。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
《刘子厚墓志铭》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这篇墓志铭讲述了柳宗元的家世、为人、政绩等，包括了世系、卒葬、子嗣等墓志铭应该有的内容，通过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的综合概述，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文章学问、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对柳宗元受排挤、长期遭贬、穷困潦倒的经历给予深切的同情。
全文写得酣畅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整篇文章有三个突出的亮点：首先，选材得当，重点突出。在柳宗元的一生中发生过很多的事情，但是作者并没有泛泛而谈，而是巧妙地选取了柳宗元少年才俊、出仕被贬、柳州政绩、以柳易播、文学成就这几个方面进行写作，并重点突出了文学成就和以柳易播这两个方面。文章着重叙述他“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文学才能，在“赎归奴婢”一事上表现出的政治才能和爱民之心，及其在“以柳易播”事件中表现出的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由此可见韩愈选材功底之深。
其次，突破常规，墓志第一。韩愈这篇墓志铭不仅写了柳宗元的优秀品德和文学才能等好的方面，也写了柳宗元的缺点，打破了碑文不写死者缺点的常规。同时，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除了以散代骈外，也冲破了一些文体框架，打破了“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成规。这篇墓志铭夹叙夹议，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为一体，对人物形象进行了成功塑造。在满怀真挚情感的前提下，对柳宗元的一生进行了赞扬，褒贬兼用。
最后，寄托了自己情感。在这篇墓志铭中，通篇饱含深情。韩愈和柳宗元虽在哲学和政治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在文学上的主张却是不谋而合，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两人的友情也很深厚，因此柳宗元的离去也给韩愈带来了巨大的悲伤。虽然韩愈生平也为别人写了不少的墓志铭，但是却只有这一篇最为独特，成就最高，里面传达出来的感情感人肺腑，是字字珠玑的作品。
此外，韩愈还在这篇文章中借题发挥，表达了自己对执政者压抑人才的不满。
这篇文章对柳宗元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韩愈在文中说：“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对柳宗元的文学水平十分赞赏，写出了正是柳宗元一生坎坎坷坷才最终铸就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这是一篇水平相当高的墓志铭，体现了韩愈深厚的文学功底，同时也透露出了韩愈和柳宗元的交情之深。
柳宗元的事迹，由韩愈记入铭文并加以评说，已流芳百世。其实，为柳宗元作墓志铭的韩愈的高风亮节更是难能可贵。因为在当时，两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信仰截然不同。柳在政治态度上属于变革派，韩则是保守的，他对柳宗元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很不赞同，甚至一度严厉指责。但韩愈不因为柳宗元在政治上的失败来论断柳宗元，这表现了韩愈轻视功利、推重文学的思想。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对柳宗元的业绩、人品、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实是“和衷共济”、“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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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欣：“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以韩志柳，入太史公传李将军，为之不遗余力矣。”
圬者①王承福传
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有业之，其色若自得者。听其言，约而尽②。问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为京兆长安农夫。天宝之乱，发人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勋。弃之来归，丧其土田，手镘衣食③，馀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归其屋食之当④焉。视时屋食之贵贱，而上下其圬之佣以偿之，有馀，则以与道路之废疾饿者焉。
又曰：“粟，稼⑤而生者也，若布与帛，必蚕绩而后成者也，其他所以养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后完也，吾皆赖之。然人不可遍为⑥，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⑦。而百官者，承君之化⑧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夫镘易能，可力焉，又诚有功，取其直⑨，虽劳无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难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于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择其易为而无愧者取焉。
“嘻！吾操镘以入富贵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过之，则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过之，则为墟矣。问之其邻，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孙不能有也。’或曰：‘死而归之官也。’吾以是观之，非所谓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择其才之称⑩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邪？将贵富难守，薄功而厚飨之者邪？抑丰悴有时{11}，一去一来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悯焉，是故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
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
愈始闻而惑之，又从而思之，盖贤者也，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讥焉，谓其自为也过多，其为人也过少，其学杨朱之道者邪？杨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12}以有家为劳心，不肯一动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劳其心以为人乎哉！虽然，其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为之传而自鉴{13}焉。
【注】
①圬（wū屋）者：粉刷墙壁的工人。圬，涂饰，粉刷。②约而尽：简要而全面。③手镘（màn慢）衣食：靠做泥瓦工来换取衣食。镘，抹墙用的一种工具。④当：相等，相当。⑤稼：种植。⑥遍为：一样一样去做。⑦理：治。因避唐高宗讳，改治为理。所以生：得以生存。⑧化：教化。⑨直：同“值”，此处指工钱。⑩称：合适。此句的意思是，不管自己的才能是否相称，而一味冒进。{11}丰悴（cuì翠）有时：昌盛和衰败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交替而来。{12}夫人：那个人，指王永福。{13}自鉴：自己权衡，看自身是否有不足。鉴：铜镜。
《圬者王承福传》是韩愈为一位名叫王承福的泥瓦匠作的传，这篇文章完成于安史之乱以后，约为唐德宗十七（801）年。王承福世代都是京都长安人，天宝之乱年间他打仗立了功勋，朝廷给他封功，他却没有接受俸禄，而是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泥瓦匠。
在士大夫之人的眼里，抹墙是种低贱而劳苦的手艺。韩愈“听其言，约而尽”，进一步与他聊天，从他身上发现了许多独特的观点。王承福租住市中，以抹墙所得交付房租食费。根据每年食宿贵贱调整工价。若有剩余，尽予路旁残废、饥饿之人。可以说是韩愈“用力使于人，用心使人”观点最贴切的表现。
此文表面上是传记体，实际上是借传记展开议论的杂文。王承福这个体力劳动者的形象，是作者根据士大夫“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塑造的。文章前段略述王承福身世，后段略就王承福言论加以评断，中间大部分是借人物的口替自己说话。文章论说有理有据，波澜起伏。从“各致其能以相生”的认识出发，肯定真正无愧的是凭双手劳动自食其力的人，以对照“多行可愧”“食焉而怠其事”的剥削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是难能可贵的。
韩愈此文的主要目的，是阐述自己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学。通过一个有机会做却弃官业圬、自食其力的泥瓦匠王承福的口述，提出在封建制度下“各致其能以相生”的主张，讽刺了社会上那些没有才能、患得患失而又“食焉而怠其事”的人，同时也是对“独善其身”这种处世态度的评断。规劝世人应该度才量力，勤于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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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八：“前略叙一段，后略断数语，中间都是借他自家说话，点成无限烟波，机局绝高，而规世之意，已极切至。”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樊绍述①既卒，且葬，愈将铭之，从其家求书。得书号《魁纪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记、纪志、说论、今文赞铭②，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尝有也。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必出入仁义，其富若生蓄③，万物必具，海含地负，放恣横从，无所统纪，然而不烦于绳削而自合也。呜呼！绍述于斯术，其可谓至于斯极者矣。
生而其家贵富，长而不有其藏④一钱，妻子告不足，顾且笑曰：“我道盖是也。”皆应曰：“然。”无不意满。尝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还言某师不治，罢之，以此出为绵州刺史。一年，征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绛州。绵、绛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为谏议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
绍述讳宗师，父讳泽，尝帅襄阳、江陵，官至右仆射，赠某官。祖某官，讳泳。自祖及绍述三世，皆以军谋堪将帅策上第以进。
绍述无所不举，于辞于声，天得也。在众若无能者。尝与观乐，问曰：“何如？”曰：“后当然。”已而果然。铭曰⑤：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⑥。后皆指前公相袭⑦，从汉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觉属⑧，神徂⑨圣伏道绝塞。既极乃通发绍述，文从字顺各识职。有欲求之此其躅⑩。
【注】
①樊绍述：名宗师，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南阳樊姓在历史上是名门望族，这里说南阳樊某是称其族望。②“表、笺”句：这几类都是古代文体的种类。③其富若生蓄：比喻繁盛众多的样子。富，指文章的内容丰厚。④其藏：指父辈留下的家产。⑤铭曰：以下是一首用入声韵的九句韵文。⑥降而不能乃剽贼：后来的人写文章不能自己创作新词就只好剽窃前人了。降，下，后来。⑦公相袭：公开地相互抄袭前人的东西。⑧寥寥久哉莫觉属：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做文章的道理。属（zhǔ主），属文，做文章。⑨徂（cú除）：往，已过去。⑩躅（zhuó浊）：足迹，轨迹。
本文是韩愈生前最后一篇谈论文章的重要著作，写这篇文章时，韩愈已是五十六七岁的老人了。樊宗师是韩愈古文运动理论的忠实拥护者和积极实践者，与韩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与李元宾、欧阳詹、柳宗元同被称为“韩友四子”。韩愈失去这样一位文章知己，其悲痛可想而知。
全文感情真挚，十分感人，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形式上题为墓志铭，却不按这种文体的常格依次叙述，开篇就写其文章业绩，甚至不惜笔墨罗列具体数字突出其著作“多矣哉，古未尝有也”，接着评价其文章成就之高。内容上赞扬樊绍述的文章笔力纵横恣肆，无拘无束，好像是没有系统，缺乏纲纪，其实都合乎规矩，不劳删改。之后才用简略的文字扼要叙述他的为人、性情、履官及樊氏三世官爵，以及他本人在音乐方面的杰出天才，而这些也都围绕“必出入仁义”，还是在于说明其为人有德与为文的关系。
这篇墓志铭之所以要这样写，除了规避铭文的千篇一律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樊绍述是他的文章知音，是他古文运动的中坚。韩愈说樊绍述，又何尝不是“君子自道”？大力赞扬樊绍述的为文之道，实则宣扬了韩愈他自己的创作主张和审美追求，反映了他在古文创作中求变求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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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墓志》：“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袭。”
试①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君讳适，姓王氏。好读书，怀奇负气，不肯随人后举选。见功业有道路可指取②，有名节可以戾契③致，困于无资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诸公贵人，借助声势。诸公贵人既志得，皆乐熟软媚耳目者，不喜闻生语，一见辄戒门以绝。上④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邪！”即提所作书，缘道歌吟，趋直言试⑤。既至，对语惊人⑥；不中第，益困。
久之，闻金吾李将军年少喜士，可撼⑦。乃蹐门⑧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适愿见将军白事。”一见语合意，往来门下。卢从史⑨既节度昭义军，张甚，奴视法度士，欲闻无顾忌大语；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钩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谢客。李将军由是待益厚，奏为其卫胄曹参军，充引驾仗判官⑩，尽用其言。将军迁帅凤翔，君随往。改试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观察判官。栉垢爬痒{11}，民获苏醒。
居岁余，如有所不乐。一旦载妻子入阌乡{12}南山不顾。中书舍人王涯、独孤郁{13}，吏部郎中张惟素，比部郎中{14}韩愈日发书问讯，顾不可强起，不即荐。明年九月，疾病，舆医京师，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长安县界中。
曾祖爽，洪州武宁令；祖微，右卫骑曹参军；父嵩，苏州昆山丞。妻上谷侯氏处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15}、太师，世莫能用吾言，再试吏，再怒去，发狂投江水。
初，处士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16}，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邪？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17}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岁夭死，长女嫁毫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岁，铭曰：鼎也不可以柱车，马也不可使守闾。佩玉长裾，不利走趋{18}。只系其逢{19}，不系巧愚。不谐其须。有衔不祛{20}。钻石埋辞，以列幽墟{21}。
【注】
①试：指在正式任命以前暂时代理。②指取：用手指就可以取得，形容轻而易举。③戾（liè沥）契：刻画，磨炼。戾同“戾”。④上：指唐宪宗李纯。⑤趋直言试：去参加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考试。⑥对语：科举考试中有“策问”项目，照提出的问题回答。⑦金吾李将军：指李惟简。撼，说动。⑧躇（jí瘠）门：小步登门，形容谦恭而进。⑨卢从史：先世自元魏以来，仕宦颇显，其本人善逢迎中使，得授昭义军节度使。后叛唐，元和五年被俘赐死。⑩引驾仗判官：官名，掌管皇帝出行时仪仗等事宜。⑩钩致：招揽，拉拢。{11}栉（zhì质）垢爬痒：梳去头上的污垢，搔着痒处，比喻去除有害于百姓的弊政。{12}阌（wén闻）乡：今河南灵宝。{13}独孤郁：字古风，洛阳（今属河南）人，中唐古文家独孤及之子，官至秘书少监。{14}比部郎中：宫名，掌管内外诸司官吏薪俸和官署财物等事宜。{15}阿衡：官名，相当于后来的宰相。{16}龃龉（jǔyǔ举禹）：上下牙齿对不上，比喻与人不合。穷，不得志。{17}告身：古代授以官职的文书，上盖印章，印文是“尚书吏部告身之印”。{18}走趋：跑步。{19}只系其逢：只决定于际遇遭逢。{20}有衔不祛（qū躯）：有才能也无法施展。衔，含，蓄积。祛，同“肤”，施展。{21}幽墟：幽暗的坟墓。
本文写于元和九年（814），是韩愈墓志铭中别具一格之作。他创作散文追求一种“奇”的境界。所谓“奇”，就是异乎寻常，脱俗不凡。所谓“奇”文，就是与众不同的非常之文。本文就很好体现了韩愈的这个主张，写奇人、记奇事、用奇文，处处显示出“奇”的特色。
文章以“奇人”开篇，说传主王适“怀奇负气”，有着奇特不凡的志向和不屈于人的意气。王适后来一见金吾将军李惟简的面，就自称是“天下奇男子”，是个十足的奇人。文中另一个人物，王适的岳丈侯高也是个“奇士”。他自比商朝的伊尹、周朝的吕望。因当世无人采纳他的意见，一再做官，又一再怒而离去，最后竟发狂投水而死。一婿一翁，一老一少，两个奇人，在文中相映成趣。
“奇人”自有奇事。韩愈将王适的四件奇事件一一道来：一是他“好读书”，但“不肯随人后举选”，不愿随着一般人那样去应举考试；二是“缘道歌吟”去考试，却对语惊人，不被录取；三是逃官；四是骗婚。于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人物便跃然纸上，体现了韩愈散文“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的创造性和擅长赋予传统应用文以鲜明文学色彩的独特本领。如此看来，这又像是一篇生动传神、令人拍案叫绝的小说，即使放在优秀的唐代传奇小说之列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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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卷五：“非天下奇男子，不足以发公之文；非公之文，亦无以传天下奇男子：交相得者也。”
讳辩
愈与李贺①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②，同然一辞。皇甫湜③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④曰：“二名不偏讳⑤。”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⑥，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⑦。”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⑧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⑨之孙实为昭王。曾参⑩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11}，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12}；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13}。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14}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15}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16}，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17}。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18}，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19}，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注】
①李贺（790—816）：字长吉，唐代著名诗人，因避父讳，不能应试出身，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著有《昌谷集》。②和（ｈè贺）而唱之：一唱一和。唱，同“倡”，传播。③皇甫湜：字持正，元和进士，曾从学于韩愈修习古文。④律：《唐律疏议》的简称。⑤偏：一半，偏斜。⑥徴在：孔子母亲的名字。⑦嫌名：指与名字中所用字音相近的字。音近则有称名之嫌，所以叫嫌名。⑧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名姬旦，周武王的弟弟，帮助武王灭殷（商），又辅佐成王，主持制定了周朝的典章制度。他和孔子都被历代统治者尊崇为“圣人”。⑨康王钊：周康王姬钊。⑩曾参（ｓｈēｎ申）：春秋时人，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行著称。{11}骐期：春秋时楚国人。{12}“汉讳”句：汉武帝名刘彻，当时为避讳，将彻侯改为通侯，蒯彻改为蒯通。{13}浒（ｈǔ虎）、势、秉、机：四字与唐高祖李渊之父（名虎）、太宗李世民、世祖李昞、玄宗隆基名同音。{14}士君子：指官僚及其他有社会地位的乡绅、读书人等。{15}质：对照。{16}稽：检核。国家之典：指上文所举汉代讳武帝、吕后名，唐朝章奏、诏令不避“浒”“势”“秉”“机”等例。
在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写出或说出，必须用其他字来代替，这叫做避讳。如唐太宗名世民，当时便改“世”为“代”，改“民”为“人”，尚书六部中的“民部”，则改为“户部”，这些规定长久不衰。避讳的要求很严格，违犯者会招致非议，甚至是得罪。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才气横溢，少年成名，时人称赞他是“李鬼”。但因为他的父亲名李晋肃，“晋”与“进”同音，时人就不允许他参加进士科考试，最终不能如当时其他读书人那样取得功名。
韩愈一生奖掖人才，敢说敢为，“鲠言无所忌”。他屡次鼓励李贺去参加进士试，被时人指责，说是举进士就会犯“讳”。为了批驳这种腐朽之论，替李贺辩护，韩愈“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讳辩》。李贺虽然最终没能冲破世俗的清规戒律，失去了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但韩愈这篇“颐言无所忌”的议事辩难之文，却一直为后代所推崇。
文中，韩愈虽未直说要反对避讳，但却巧妙地引用经典和法律依据，找出矛盾，从而反对将避讳过于苛责。开篇便从正面出击，以孔子的“避讳”与“不避讳”，即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来提出自己观点。因为孔子的母亲名叫颜征在，孔子在说到“征”的时候不说“在”；说到“在”的时候不说“征”。“征”“在”两个字只要不同时使用，就是避了母亲的名讳。用这个事例论证李贺只要避讳其父之名讳里的“肃”字，而不必去避讳“晋”字，就有权参加进士的科考。接下去又从反面出击，“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假如李贺他爹叫“李仁”，李贺就连“人”也不能做了？这显然是很荒谬的。
更为激烈的是，作者举出了“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的例证。汉朝为了避吕后之讳“雉”字，改称“野鸡”，也未见汉朝文献里有把“治天下”叫做“野鸡天下”的！文章层层设问，一波三折，语言辛辣，酣畅淋漓。
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这篇短文义正辞严，全文没有一句从正面说出自己的主张，读者却可从中自然得出同作者相一致的结论，为历代人所称颂。
时至今日，一千一百多年过去了，后人仿佛还听到韩愈悲愤的抨责之声：“父名晋肃，子不得为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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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八：“《讳辩》其旨，不独为贺也，有激于时尔。”
感二鸟赋
贞元①十一年，五月戊辰，愈东归②。癸酉，自潼关出，息于河之阴。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见行有笼白乌、白鸲鹆③而西者，号于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进于天子。”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窃自悲。幸生天下无事时，承先人之遗业，不识干戈、耒耜、攻守、耕获之勤，读书著文，自七岁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④不敢有愧于道，其闲居思念前古当今之故，亦仅志其一二大者焉。选举于有司，与百十人偕进退，曾不得名荐书⑤、齿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赞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其辞曰：吾何归乎！吾将既行而后思。诚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从之。出国门而东骛，触白日之隆景⑥。时返顾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过潼关而坐息，窥黄流之奔猛。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惟进退⑦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饰焉是逞⑧。余生命之湮厄⑨，曾二鸟之不如；汩东西与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饱食其有数，况策名⑩于荐书；时所好之为贤，庸有谓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11}，得良弼于宵寐；孰左右者为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时运之未来，或两求{12}而莫致。虽家到而户说，只以招尤而速累{13}。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14}，独怊怅于无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幸年岁之未暮，庶无羡于斯类{15}。
【注】
①贞元：唐德宗年号（785—805）。②东归：指东归故乡河阳（今河南孟州）。③鸲鹆（qúyù渠玉）：俗称八哥。乌鸦与八哥一般为黑色，其中八哥翅膀稍有白点，纯白者被视为珍异祥瑞之物。④行己：立身行事。⑤荐书：指应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⑥鹜（wù务）：驰。隆景：烈日。⑦进退：指二鸟之进幸与自己之退黜。⑧逞：夸耀。⑨湮厄（è饿）：阻塞艰困。⑩策名：指科试及第。{11}殷之高宗：即商王武丁。{12}两求：指求天与神。或说，指荐举与就试。{12}速累：招致忧患。{14}求配于古人：跟传说一类古贤人相配。{15}斯类：指二鸟。
赋是古代的一种韵文，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本文写于贞元十一年（795），正值韩愈在仕途坎坷曲折、备感屈辱的时候。他连续三次上书宰相贾耽、赵憬、卢迈，诉说自己“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的处境，希望他们稍加“垂怜”，但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在自长安东归故里的路上，他碰巧遇见了节度使向皇帝进献白乌、白鸲鹆的使者路过。于是悲从中来，感于自己与二鸟之间对比鲜明的命运，愤然写下了这篇赋。
赋序一开头就交代了作赋的缘起和赋的主旨。“时始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于是一句“吾何归乎”当头喝起，突兀而来，将自己屡遭挫折以后的处境与心态和盘托出，透露出他当时人虽走在“东归”之路上，却深感身无所托、心无所归。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感情沉重愤郁。
接着，他用貌似客观写实而寓含讽慨的笔法，入木三分地描述使者进献二鸟。这种本为献媚邀宠之举，却以耻为荣、唯恐人之不知，一路吆喝张扬，大抖威风，致使“东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画出了献媚邀宠者的丑态和行路者对他们的鄙视愤恨，具有漫画化的效果。继而逆转笔锋，鸟儿凭一身美羽，尚能在天子面前一展姿容；思及自身，空有满腹经纶，只得“齿下士于朝”，内心郁结可想而知。于是不由发出贤愚颠倒的感慨，其中也包含了对封建统治者贤愚不辨的愤郁。“昔殷之高宗”一层，由上一层的自悼抒愤转为自宽自解。当时，韩愈虽历经挫折，但字里行间尚透有自信进取之机，并没有羡慕像二鸟那样徒以外饰取悦君主的无知之辈。
作者在序末悄然揭示出“为赋以自悼”的主旨，并再次标举“遭时”与“不遭时”的对照，与一开头的“不遇时”呼应，且直贯赋末的“时运”。而实际上，本文的内容并不止于这一点上，其中还包含了对高居显位而无知庸愚之辈的鄙视，对贤愚颠倒的社会现实的愤懑，以及对自己的期许。同时，作者在聊自宽解中虽透出几分无奈，但也表现出不畏挫折、待时而起的执著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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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
论佛骨表①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②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③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④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⑤，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竞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⑥，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⑧，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⑨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⑩，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11}。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12}。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13}，岂宜令入宫禁？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14}，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15}，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16}，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注】
①佛骨：此处指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表：文体名，古代臣子上给皇帝的奏章的一种，多用于陈情谢贺。②法：法度，这里指宗教。③少昊：姓己，一说姓赢，名挚，号金天氏。④祚（zuò坐）：此指君位。⑤牲：祭祀用的牲畜。牢：古代称牛、羊、猪各一头为太牢（也有称牛为太牢的），称羊、猪各一头为少牢。⑥推阐圣明：推求阐发高祖英明的旨意。⑦度：世俗人出家，由其师剃去其发须，称为“剃度”，亦单称“度”，意即引度人脱离世俗苦海。⑧舁（yú于）人大内：抬入皇宫里。大内，指皇帝宫殿。⑨徇：顺从，随着。⑩焚顶烧指：指用香火烧灼头顶或手指，以苦行来表示奉佛的虔诚。{11}业次：世俗生业，工作。{12}脔（luán峦）身：从自己身上割下肉来。脔，把肉切成小块。{13}凶秽之余：尸骨的残余。{14}茢（liè列）：苕帚，古人认为可以扫除不祥。祓（fú服）除，驱除。{15}殃咎（jiù旧）：犹“祸祟”，祸害。{16}恳悃（kǔn捆）：恳切忠诚。
《论佛骨表》写于元和十四年（819）正月，韩愈52岁。宪宗皇帝派遣中使杜英奇押30名宫人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没想到这样一篇写得很有道理的文章，差点为其引来杀身之祸。唐宪宗看过本文之后大怒，竟要处死韩愈，幸而得到宰相裴度和重臣崔群等极力营救，总算免除一死，但被贬到边远地区潮州去当刺史。
文章紧紧围绕迎佛骨这一事实，列举事例，反复申说，寓贬于褒，辞雄气壮。大声疾呼采取坚决的反佛措施。首先，文章列举了六朝君主事佛而年促的事实，提醒唐宪宗吸取历史的教训。唐宪宗迎佛骨的理由是求得“岁丰人泰”。因而韩文一开篇，便考察了上古至汉及六朝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证帝王年寿长短与事佛的关系。得出了似乎不容置疑的结论：“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其次，文章以唐高祖沙汰僧道的事为法，希望唐宪宗行高祖之志。文中说，“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这是指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书请除佛法，唐高祖“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但是由于“当时群臣材识不远”，即指中书令萧璃坚决反对，“其事遂止”。这段话是从君与臣两个角度讲的，一是劝唐宪宗效法唐高祖，继续“推阐圣明”。言外之意圣明的皇帝理应像唐高祖那样排佛；二是对“当时群臣材识不远”，深以为憾，并表明自己今日有志于“推阐圣明，以救斯弊”。
在写作方法上，韩愈是很花费了一番心思的。由于进谏的对象是皇帝，就必须讲求论辩的方式方法，话要说得委宛曲折，而不能像《原道》那样直斥佛教的荒谬与虚妄。譬如后一部分，韩愈指出唐宪宗迎佛骨势必引来无穷灾害，劝谏宪宗加以禁止。这段文字直接针对唐宪宗迎佛骨一事而发表议论，却采取了委曲的笔法。先说唐宪宗未能行高祖之志，反而放纵佛法，使其盛行，所谓“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再说事佛是愚冥之举，圣明的天子不会惑于佛。作者将唐宪宗虔诚敬奉佛骨的行为说成是“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而不是真心事佛，这样说是小心巧妙地为皇帝开脱，可实际上却使宪宗进退维谷。
本文还非常注意用长句，理直气壮，一气呵成，中间由整齐的四字词组组成，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句中的语言组织是彼此有机联系的，所以能做到似断实连，连中有断，收到气势雄浑与凝练峻洁相济之妙。这种委婉迂回手法是尽量不直接揭示宪宗的荒谬举措，而是在表面称颂之下含蓄表达迷信佛教的危害，以期引起宪宗的反思，进而中止集体迎佛的闹剧。
韩愈的一生都在为“攘斥佛老”而不遗余力，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这篇文章是他反佛的代表作，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坚决反对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文章的思想内容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立场。虽然最终结果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礼佛不但不能长生，反而大多短命夭促的事例，触犯了正在做“太平天子”和“长生梦”的宪宗皇帝的忌讳，以致要把他处以极刑。韩愈因上一道表进谏而获罪，这可以看做是开文字狱之先河。这在佛教势力非常强大、朝野上下佞佛成风的形势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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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塗《文章精义》：“司马子长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点不断。）韩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苏子瞻亦然。初不难学，但长句中转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说得一句则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