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四章 亭下臧否辩濮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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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檐之下,凉亭之中。

    玉暖生烟,清香飘散。

    余珊不理亭内三人赞叹,正色道:“余且试言,这母疑子惧之下的帝后之争。

    嘉祐八年三月春,宋仁宗暴崩于福宁殿,其养子赵曙得帝后曹氏之助,践祚大宝,是为宋英宗也。

    英宗皇帝登基之后,并未母慈子孝,反而是帝后之间,龃龉暗生,关系江河日下,以至于母疑子惧。

    究其缘由,盖因内侍挑唆、曹皇后贪恋权位,使得帝后之间摩擦不断。”

    言罢,略做沉吟,身侧袁宗皋接口笑道:“英宗皇帝乃是出继之子,早年被收入宫中,由后宫抚养。

    仁宗患疾之后,朝臣屡次奏请,言:早立后嗣,以安国本。

    然则当是时,仁宗虽无子嗣,日后却未必不能诞下龙子。是以,此言触及仁宗与曹后的底线。

    也因此,英宗与帝后之情谊,也日益淡薄。

    宝元二年,豫王生,英宗顷刻间便被送还濮府,由此可见一斑。”

    袁宗皋言罢,对余珊微微颔首。

    余珊接过话头,又复笑言道:“英宗继位不久,乃患疾。据记载:英宗初时不知人,言语失序。而后上疾愈增,号呼狂走,不能成礼。

    曹后顺理成章,垂帘听政。

    嘉祐八年,英宗皇帝之疾康复,却仍未御极正殿。

    朝臣屡次奏请太后罢权归政于英宗,然则太后久不放权,以至于两宫矛盾愈演愈烈。”

    随着余珊言语,朱厚熜搜肠刮肚,回忆昔年书中所记载的这段尘封历史。

    据记载,英宗时两宫关系,岂止是龃龉暗生?

    当是时,有左右之人,向太后趁机进谗言,言废立之事。

    此事传至英宗耳中,英宗曾与韩琦等言“太后待我无恩也”。

    两宫之间,可为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是以,所谓濮议之争,实则是帝与后、两宫之间的权利倾轧。

    最终,英宗皇帝在这次交锋中险胜一招,曹后在朝中所培植之羽翼,尽覆。

    听着余珊言语,朱厚熜胸中百感交集。

    前朝英宗登基之后的一幕幕,回荡胸中。

    朱厚熜无法想象,竹城先生平铺直叙的言语底下、扑朔迷离的史料背后,那该是何等的步步惊心!

    倘若日后践祚,张太后说一句“主少国疑,尚在冲龄,需垂帘观政”。

    换做是他,又该如何应对?

    良久,平复了胸中情绪,飞轩凉亭中的茶香已淡。

    俯身倒掉凉茶,添上无根沸水,给袁宗皋与余珊斟茶罢,朱厚熜强颜笑道:“敢问先生,礼法之辩,又作何解?”

    余珊闻言,回身目视袁宗皋,笑道:“仲德兄与令弟,有荆南二凤之雅号,于礼法之上,余便不班门弄斧了。德成兄,请。”

    石案之侧,袁宗皋闻言不禁莞尔。

    抚须探指,遥指余珊,笑道:“德辉还是这般脾性,也罢,也罢。”

    自石凳上长身而起,袁宗皋负手踱步于飞轩之内,捻须笑道:“既如此,濮议之争中的礼法之变,老夫且试言一番。”

    略做沉吟,袁宗皋肃然道:“试言礼法之变前,老夫尚有一问。世子可知,司马温公,何许人也?”

    此言一出,朱厚熜为之愕然。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

    其人温良谦恭,兼刚正不阿,乃是名动北宋的文豪,名列元祐党人。

    死后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追赠为太师,温国公。

    是以,后人多称其为,司马温公。

    转念,朱厚熜便摇头失笑起来。

    袁先生既然问了“司马温公,何许人也“,岂会是无的放矢?

    此问,绝非是问司马光是何人,定有深意。

    凝思片刻,朱厚熜灵机一动,迟疑道:“同为元祐党人的吕公著曾言: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司马温公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

    语落,凉亭内余珊与袁宗皋,俱是摇头轻笑起来。

    “虑事深远,近乎于迂。吕公此言虽是为避尊者讳,实则有阿谀之嫌也。”

    余珊笑罢,摇头道。

    待得飞轩之内笑声渐息,袁宗皋一拂长袖,道:“世子能言司马温公虑事深远,近乎于迂,便足够了。

    濮议之争,分作两派。

    以司马温公为首的两制朝臣,认为英宗当称其生父,为皇伯考(伯父);而以韩琦为首的宰执们认为,顺应人之本性,理应称濮王为皇考(父亲)。

    老夫且先说,以司马温公为首的两制官员。

    早在濮议之前,司马温公曾于嘉祐八年,上疏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

    故为所后者服斩衰三年,而为其父母齐衰不杖期。盖以特重于大宗,则宜降其小宗也。所以专志于所奉,而不敢顾私亲也。

    此言之意,乃是宋英宗为仁宗继子。以小宗之子的身份,入继大宗之后,地位自当尊于小宗。故而在丧服之制上,对其本身父母,只齐衰(守丧)一年。

    籍此来告诫英宗,休要以私情,而做损礼之事。

    司马温公之意,认为关乎正朝法统传续之大事上,血缘亲情应落于宗法礼制之后也。

    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以天性、人情为本,认为英宗可追崇其父。

    与司马温公之迂不同,忠献公(韩琦,谥号忠献)则言:伏以出于天性之谓亲,缘于人情之谓礼。虽以义而制事,当因时适宜,而亲必主于恩,礼不忘其本也。

    文忠公(欧阳修,谥号文忠)亦有言:今国家追崇濮王,其礼数有三而已,称亲一也,置园二也,立庙三也,未曾有干乱京师昭穆也。”

    听到此处,朱厚熜已经心下了然。

    他晓得,昭穆之制,乃是古之传序至今的宗法制度。

    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

    转念,又忖道:以司马光的性情,定然不会是曹后之羽翼。

    然则在朱厚熜眼里,以司马光为首的两制官员,或是泥古不化、皓首穷经,不敢稍越礼仪藩篱的腐儒;或是别有用心,甘为曹后手中之刃的居心叵测之徒。

    而如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则是变通务实。

    忠献公那句“亲必主于恩,礼不忘其本”,可谓是神来之笔。

    文忠公更是直言,英宗追崇濮王,不过是出于天性而称亲、立庙罢了,绝无扰乱昭穆宗法之意。

    想到此处,朱厚熜不禁感叹:濮议之争里,如韩琦、欧阳修这般名相,用事之间,比之张璁等人,高明堂皇,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单单是礼仪之辩的立意,与大礼仪之争,便是云泥之别也。

    飞轩凉亭角落

    黄锦垂眉敛目,躬身听着亭中对谈。

    眼角余光恰见朱厚熜眉宇紧蹙,恍然间,他对于自家世子爷的心思,已然是洞若观火了。

    若他记得没错,昔日他给世子爷读智脑《明史》时,曾有幸目睹“大礼议之辩”。

    这所谓大礼议,与如今所论的濮议之争,何其相似?

    譬如杨廷和等护礼派,不正如司马温公?

    只是如司马温公这般温良恭谦的大贤,私心是没有。而如杨阁老这般,以护礼为名,所图却未必如司马温般单纯吧?

    心底暗暗冷笑一声。

    黄锦眼见自家世子爷,眉宇簇成一团,踌躇片刻,暗自权衡了一番。

    忽而上前一步,讪讪笑道:“请恕奴婢冒昧,敢请教两位先生,周秦之后,礼崩乐坏。唐宋以降,宗法之制虽深入人心,然赵宋的满朝朱紫,抛社稷于不顾,却沉溺这所谓礼法之辩,岂非是舍本逐末?”

    此刻,朱厚熜亦是神色一震,不着痕迹的瞥了黄锦一眼。

    黄锦此问,却正是朱厚熜最为疑惑的。

    濮议之争时的赵宋,可为内忧外患。

    英宗与太后的两宫之争,因废立之谗言,乃是在所难免。而两宫麾下,各自的心腹羽翼,也同样是身不由己。

    可诸如韩琦、欧阳修这般名臣宰执,怎肯耗费精力时间,在这权争执上?

    濮议之争,又如何能波及整个赵宋朝堂,鲜少有人置身事外?

    凉亭里,飞檐下

    余珊听闻黄锦言语,放下手中酒樽。

    “黄公公此言差矣。公公昔年虽在京师皇城内书堂读过些书,却终究非是儒门正宗出身。休说是宋儒崇古,礼法乃是刻在儒士骨子里的,轻易不敢稍越藩篱,遑论是这宗法之重?”

    言语着,余珊肃然道:“《诗大雅公刘》云: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事关宗法,岂可儿戏?倘若这濮议之论,放下时下,顷刻间便是泼了天的大事。”

    顷刻便是泼了天的大事?

    朱厚熜心生一震。

    这岂非是说,日后的大礼议,便正是余珊所言的泼天大事?

    神色凝肃,朱厚熜当即躬身问道:“竹城先生为何说,濮议之论若放在时下,便是泼天大事?”

    余珊负手踱步,秋风将长髯吹的随风散动。

    “世子可知,本朝理学大儒、士林之泰斗,几乎俱是朱子门人的支流余裔。

    如方孝孺、曹端、薛瑄等先贤,师承自有,恪守家法。认为宋代周、程、张、朱之书,乃是儒家道统正传,四书五经之圣人微言大义,俱被宋儒说尽,世间一切道理,俱在其内,不必外求。

    是以,早年间,士林有言:谨绳墨(墨守成规),守先儒之正,无敢改错也。

    故而本朝以降,士林对于宋儒理学之说,亦步亦趋,不敢稍越雷池一步。

    而宗法、传序、道统,本便是宋儒之重也。”

    随着余珊言语,朱厚熜心绪蓦然间沉重起来。

    沉吟片刻,朱厚熜抬起头,目光直视亭下两位先生,黯然问道:“先生之意,时下,士大夫奉宋儒之学为圭臬,深入骨髓,不凡稍越藩篱。一旦本朝有诸如濮议之事,势必引起士林之轩然大波,引得口诛笔伐之声喧天?“

    余珊微微颔首,笑道:“然也。”

    待得余珊笑言罢,俄而,朱厚熜沉默下来。

    便连心绪,亦如秋风般,萧瑟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