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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当陕西民变的烈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明朝朝庭和陕西各级官府仍旧浑浑噩噩。有“关中鸿儒”之称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和延绥巡抚岳和声都己病入膏肓,无法履行职责。
陕西巡抚胡廷宴自欺欺人,每逢州县报告“盗贼”之事,就不分青红皂白训斥一顿:“天旱无雨,饥民无食起而闹事,偶有抢掠,本是历朝皆有之常事,何来大盗剧贼?本抚岂不知晓,尔等何须张大其事?待得明春雨落,五谷丰登,饥民各安其业,盗贼自无”,认为这些盗贼都是饥民,来年夏收有了粮食以后,自然就会解散,对民变隐瞒不报,被饥民们戏称为“省城贤主人”。
此时北京对魏忠贤的清洗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崇祯皇帝生性多疑,在处理魏忠贤集团的过程中大肆牵连,清理一直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搞得人人自危,无人过问政事。
崇祯二年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关于武之望的死因,陕西巡抚、巡按各执一词。
巡抚胡廷宴坚持武之望是病死的,说陕西形势大好,纵然有几个小毛贼作乱,也兴不起什么大浪。至于士兵哗变更是子虚乌有。
而巡按吴焕则坚持武之望是畏罪自杀,士兵哗变是由于朝廷一直不拨军饷,武之望左右为难,向户部讨不来军饷,对士卒发不了军饷,眼见哗变在即,害怕承担渎职之罪,只好自寻短见。
陕西各地相继出现饥民暴动。饥民无所顾忌,肆意劫掠地方,民变逐渐演变成星火燎原之势。
更要命的是自辽东战争以来,辽东战败逃跑的士卒、落草的山贼、闹饷的边军、被裁撤的驿卒、还有呼啸山林的响马,不断加入反叛大军,局势变得越发难以收拾。
此时反叛大军由原先拿着锄头闭着眼睛冲锋的饥民变成了有组织、有策略、有经验的武装叛军。
可朝廷依然乐观地认为,流民只是乌合之众,只要地方处置得当,稍加安抚,等开春后,自会散去。鄙吝和短视,错过了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
崇祯二年初(1629年),三边总督武之望死后不久,胡廷宴和岳和声看到纸包不住火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
兵部奉旨进行调查,胡廷宴和岳和声互相推诿,胡廷宴抱怨岳和声辖区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则指责胡廷宴辖区的驻军造反。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他向朝廷报告时说,盗贼初起时边贼少土贼多,如今都是精锐的骑兵,动不动就是七八千人,两位巡抚隐瞒不报,互相推诿,是导致形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原因。
三边总督武之望不管是怎么死的,三边总督之位总要有人继位,如今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派谁去当陕西三边总督呢?谁都不愿意去。
因为官员们都清楚,如果户部还不发军饷,不管怎么做,谁去做,做这个三边总督都是没法活。
几个月下来,新总督依然没有人选。
搁太平年岁这总督的肥缺,少说也得几万两银子打点才能捞到手。
今时不同往日了,衮衮诸公都视陕西三边为畏途,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傻子才去呢。去了,横竖都得死。
要么死在缺粮断饷的流民乱兵刀下,被他们生吞活剥;
要么镇压失败,轻者被主子革职入狱,重者被朝廷千刀万剐。
无论哪一种死法,都会让你后悔生而为人,想想后背就一阵发凉。
在崇祯的严令下,吏部终于推选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杨鹤何许人也?
杨鹤字修龄,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历任雒南知县、长安知县,万历四十年擢升为御史,上疏言事直率无忌,遭朝廷众臣排斥,引疾而去。
杨鹤是个御史,而且还是个非常称职,敢于直言的御史。
他为了报答崇祯皇帝起用于田间的知遇之恩,见国事衰败不堪,就劝皇帝要培养国家元气,图治之要在于培养元气——小民元气、封疆元气,士大夫元气。
说得头头是道,皇帝听着欣喜异常。
这话绝对在理,剑锋所指朝廷中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的党争问题,自然引起善于党同伐异的朝中大僚的反感,决计把这个特立独行的杨鹤排挤出朝廷。
现在机会来了,你杨鹤不是要培养元气吗?先到陕西去培养吧。陕西三边是什么地方,那是虎狼之地。夷汉杂处,蒙匪入寇,流民造反,士兵哗变,是大明局势最混乱的一个地方。
杨鹤不知兵,对于剿匪完全是一个门外汉。
杨鹤诚惶诚恐,也自认为没有“勘定祸乱之才,亦未阅历边疆,恐难胜任”,向皇上推辞。
皇帝鉴于无人肯挑这付重担,不同意他推辞。
杨鹤从无带兵作战的经验,皇帝问他平乱方略,也只能以“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作答,这种回答感觉杨鹤去三边是静修,而不是去平乱。
皇帝却恰恰欣赏他的这种为官清慎的作风。
平心而论,杨鹤一生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御史,但决成不了一名合格的统帅。
三边总督武之望死后不久,本已经病入膏肓的延绥巡抚岳和声也步其后尘相继病死,只剩下陕西巡抚胡廷宴孤零零一个人去背民变黑锅,朝廷将其革职查办。
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六月为了应付陕西危局,朝廷进行了人事调整,以杨鹤代替武之望任三边总督,以张梦鲸代替岳和声巡抚延绥,以刘广生代替胡廷宴巡抚陕西。
朝庭大事暂且不论,崇祯元年末,此时的米脂知县为燕子宾,米脂知县燕子宾生平不详。
米脂县中有大户艾家,据《米脂艾氏宗谱》记载,大明天顺年间,艾氏始祖旺公由山西贸易而来,扶危济困,悉心佛事,世人以为有潜德,尊为“处士”,定居斯地,托籍米脂。
一日艾旺走出米脂东城,在流金河南岸龙凤山脚下的一块石板上躺下小憩。正在半睡半醒之际,他听到不远处有两个南方口音的人在低声私语:“此人所躺之地实在是一块风水宝地,只可惜他躺得不正,否则其后代子孙必将大富大贵。”听闻此话,艾旺心中不由地一惊,却依然装作熟睡的样子,只是缓缓地翻了个身,调整了一下方位。那两人眼见此景大吃一惊,高呼:“这下是躺对了,就看此人有没有命买下这块地作为坟地了。”
耳听得那二人渐行渐远,艾旺匆匆爬起,便向城里人打问此地的主人。最后,他花高价买下了那块地,死后也就葬在了此处。但因此地狭促,其后代子孙中只有其独子艾文吉、长孙艾茂葬在此地。由此,米脂艾家迎来了家族历史中声威最为显赫的一页。
祖坟葬于风水宝地,便可佑得子孙家大业大、英杰辈出,米脂艾家族的迅速兴起颇有些神奇。
据《米脂艾氏宗谱》记载,小艾家族二世祖文吉为太学生出身,却弃文从商,在扬州一带开设盐号。虽是富甲一方,却施财刊印佛经,颁行天下;又扶危济困,在米脂创设河桥。
文吉次子艾芳,系国子监贡生,敕授文林郎,出任山西平阳府大宁县(今临汾市大宁县)知县;三子艾蕙,敕授修职郎,曾任秦王府(今西安省政府及新城广场一带)典膳。艾蕙长子希清,曾任山西绛州别驾;次子艾希醇,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历任南京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及浙江按察司佥事、河南布政司左参议、山西按察司右参政等职,后任巡抚保定六府地方,因功擢任户部右侍郎,加授通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是,艾希清所育五子,三子艾杞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武进士,官至山西按察司佥事,诰授奉议大夫;四子艾梓同为武进士,历大同、延绥镇参将,累功官至提督京营总兵官,诰授一品光禄大夫;其余榛、桐、枢三子也为贡生。此处的“兄弟登科”,虽不及宋代窦禹钧“五子登科”之盛举,却也堪称是米脂历史上的一段千古佳话。
米脂艾家自二世祖文吉开始,便是读书人出身,诗书传家绝对是当之无愧。艾始祖旺公以《家范》《训家恒语》作为家教启蒙思想,教育子孙要注重科举,以学为进。当然,这背后还要有殷实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过去的穷苦人家,单想靠读书出人头地还是比较困难的,单是学费、赶考的路费便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艾氏家族人丁众多,家境富裕,再加之族内读书氛围浓厚,这才是得使得子孙由进士、贡举明经显者十不啻八九……三至四世,即子孙勋名之显,科甲蝉联,绅士之众,遂被人称为‘延绥巨族’。
此时项羽所建的大王山城北部山区有十八寨山贼,首领为张献忠,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张献忠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柳树涧堡,张献忠少时曾读书。
天启年间,山东省青州府五虎彭门掌门彭兴北上抗蒙,路过柳树涧堡时,见张献忠根骨上佳,便将其收为五虎彭门记名弟子,教授其五虎断门刀及虎力真气。五虎彭门乃大明七派旁门之一,其掌门彭兴更是世间少有神魂境大高手,如陆地神仙一般的存在。
张献忠成年后当过延安府捕快,却因事革职,而后便托师傅彭兴的门路至延绥镇从军。因自恃武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为其师彭兴旧时一同抗蒙战友,于是为之求情于总兵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从此张献忠便流落米脂北部山区。
张献忠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人称为‘黄虎’。张献忠炼气资质极佳,年纪轻轻便将虎力真气修出了五虎之力,依靠五虎断门刀及虎力真气强横的武力,张献忠在天启末年接连占据了米脂北部山区十八座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