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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的签订，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满洲战略的一次战略性胜利。
毕竟，在签订前后的这近一年里，首先是东北军在热河一线的奋力一搏彻底宣告失败，接着是长城抗战的无疾而终，最后是果、日双方联合围剿吉鸿常、方振伍部。
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便直接预示了日本对东四省（包括热河）的实质性占领，而越过长城一线之后，关东军所面对的就是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北平已被三面包围。
所以也难怪当时的常凯申会在日记中写道：“接何（应沁）黄（浮）来电，惶惶如不可终日，甚欲放弃北平。”
当然，即便如此，常公仍然不愿从对赤战场中抽调一兵一卒北上支援，甚至就连已经对东北构不成实质威胁的东北军，他都要想办办法将其拐到陕甘，以对赤匪造成更多的压力。
而恰好的是，日本人对常凯申的心思摸得也相当清楚，早在夺取热河之后不久，他们就派出武官藤原，邀约果党平津地区负责人黄浮到其私宅密谈，并向对方传达了和谈的信号，这才有了接下来的《塘沽协定》。
关于此次协定的内容，最重要的无非两条：
（1）日军撤至长城一线（同时也意味着金陵政府必须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实）；（2）夏国军队不得在冀东地区驻守（这便给将来的事端留下了引子）。
甚至更坦诚地说，半年前的那次隐秘谈判其实根本就不是谈判，而只能说是单方面的命令。
就像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对常凯申派去的人员所说的那般，夏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不容修改一字，而唯一可供金陵政府操作的余地，就是不用书面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
而在协议签订半年之后，准备走马上任的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自然尤为关心下一步的操作。
同时，因为他之前一直在本土和欧洲任职，缺乏与夏国有关的经验，所以也非常重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实践的松室孝良，至少随口帮后者解决一下危机，再听取一番对方的建议，对于梅津来说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
“依我之见，未来帝国的主要威胁，必然是在支那赤军。”略微思考片刻之后，松室孝良极为肯定地给出了答复。
见梅津少将没有提出疑问或反驳，只是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松室的心情也稍微紧张了一下，不过他没有执着于解释自己是不是因为这次的吃亏，而对支那赤党怀有报复心理，而是直接提出了一个看似与之无关的问题：
“请问，阁下是否听说过冯遇祥的察哈尔同盟军呢？”
“有所听闻。”梅津随意地点了下头，“但不是说，那支乌合之众，现在早已破裂了，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了么？”
松室再次低头回道：“确实如此，原本我也是这么想，但从多伦一案来看，事情恐怕并没有这么简单。
支那赤党在华北的布局，可能还要超乎我等的想象，甚至这背后，或许还有赤露的身影。”
说完之后，松室孝良稍微停顿了一下，见梅津没有继续发问，便接着讲了起来：
“因为早年曾与冯遇祥有过不少交往，所以知晓了一些消息，最初冯桑决定复出时，似乎有与赤露联络的迹象，不止一次对手下透露过此事。
但察哈尔同盟军还是失败了，事后我们也没从中发现赤露出手的痕迹，便以为此事只是不了了之。
但现在看来，所谓的同盟军，甚至于在此之后的吉鸿常与方振伍，都极可能只是赤露和支那赤党打出来的幌子。”
类似的想法，其实关东军这边早就有过猜测，毕竟日本安插在夏国内部的情报人员实在是太多了，除去实行了严密反情报措施的土共根据地外，这些日本人在其余地方，几乎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从最开始冯遇祥决定发起同盟军，到他与各方的联络，基本都暴露在了日本的眼中，所以知道苏联曾有插手此事并不算难。
但很显然的是，或许莫斯科拿出了一些资金作为支持，但应该可以确定，苏联并没有从外蒙向冯遇祥提供过物资和人员支持，所以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部也并未将其放在心上。
或许是赤露发现从外蒙支援的风险太大，因而直接选择了放弃，又或许是两边并未达成最终的信任，甚至莫斯科不愿因此与帝国爆发冲突也极有可能，毕竟中东路都要卖了，再退几步又如何呢，这些便是参谋部对此的猜测。
“幌子？有意思，松室桑，把你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吧，不许有任何隐瞒。”这时梅津美治郎也提起了一点兴趣，饶有兴致地看了看眼前这位大佐。
“哈依！”松室孝良也不是没有向上级提交过类似的报告，但因为多伦的失败，参谋部对他抱有怨言的人不在少数，败军之将的话语自然不会引起多少关注。
毕竟军官和士兵的损失还能勉强算是小事，可当这件小事发生在那些蒙古王公的代表眼中时，就远没有那么简单了。
说得严重些，这极有可能削弱内蒙实力派对关东军的认可程度，进而影响到帝国向草原扩张的进程。
将来无论是将蒙东纳入满洲国，还是将其独立为傀儡，帝国都必须付出更多代价，才能够挽回在这件事情上丢失的脸面。
至少相比于关东军在东三省剿匪时的损失，此事在政治上的失分明显更加厉害。
若不是身为贵客的梅津在司令官面前美言了几句，事后哪怕松室去了齐齐哈尔，也极可能被同僚给排挤到一旁，彻底断绝政治前途。
虽然这背后的细节梅津美治郎没有与松室明说，但作为最起码的回报，松室孝良也不可能有半点隐瞒，他还指望着梅津将来能够扶他一把呢，此时不努力争取一个好印象，那岂不是脑子有问题。
此外，也是源于对自己的信心，受到参谋部的再三忽视之后，松室大佐也渴望得到认可：
“在察哈尔同盟军发起之前，我们在支那北方关注的势力，除去张汉卿的东北军外，就是转移到陕省的赤军。
尤其是四月份，陕北赤军东渡黄河，与晋省的阎西山爆发冲突，虽然事端很快就平息了下来，但据晋绥军的内线反应，这股赤军的实力颇为可观，恐不在常凯申的遭殃军之下。
根据支那赤党与阎西山的协议，这股赤军战后似乎并未回到陕北，而是进入了晋东北的灵丘县，以赤党发展地盘的能力，此地必然大有文章。”
这些信息自然不是松室一个人搜集而来的，说到底他只不过是个大佐，没得资格直接获取其他部门的情报。
所以松室一方面依托自己的人脉，从夏日两条线上不断摸索，另一方面也凭借之前的经验，对已有内容进行适当推理，才有了这些结论，当然算不上完全正确，但在梅津看来，多少有些可取之处。
只是梅津美治郎已经花了不少心思，肯定想挖出更多东西出来：“这些情报，我已经从本部那边知晓了，松室桑，如果你只有这点想法，肯定是不够的。”
“明白！阁下的要求，一定能得到满足！”松室孝良也不指望就能简单混过去，也幸亏他在此之前已经下了不少功夫，准备工作做得充足，才有了这时的游刃有余。
“因为察哈尔同盟军的存在，帝国将注意力都放到了这十万杂牌身上，却忽略了与其相隔一条平绥线的赤军，导致在过去的半年里，对方已经开始坐大，并且大概率发展到了铁路以北的地区。
我推测，这次出现在多伦的匪徒，必然出自于这股赤军之手，而且他们的背后，很可能还有赤露的身影。
甚至于，从外蒙到张桓，或许还存在一条不为帝国所知的渠道，无论是飞机还是火炮，将来都可能从这里运到支那内陆。
不，大概此事已经在发生了，那日出现在多伦的爆炸，以及两架铁甲车的失利，仅凭支那赤党在华北的实力，是不可能办得到的！
如果继续调查下去，对于解答我们一直存在的疑惑，赤露是如何对支那进行干预，肯定大有帮助！
虽然在南方、西北乃至满洲，都少不了赤露的影子，但显然华北的赤军，最晚出现，根基也最为薄弱……”
随着红军的日益壮大，这股势力自然也引来了不少关注的眼光，尤其是他们诡异的物资来源，虽然大部分列强都猜测这是苏联搞的鬼，可别说切断这些渠道，就是找出它们存在的证据，都毫无头绪。
所以相比于某个局部的一点小小损失，日方高层对于赤露的插手显然更为重视，而马上就要成为扩张总战略先头军的梅津美治郎司令官，自然对此提起了更多兴趣。
随着松室孝良继续深入阐述他的想法，梅津的念头愈发地坚定下来，无论在华北的赤军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只需确定对方是赤露深入支那的触手，那他就必然有义务将其彻底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