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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残废了，老板派人把我送到医院，一开始给了一万多块钱用于治病，但是后来，老板就不同意出钱了，说是我自己也要负责任，谁让我不小心，出了这样的事故。我找当地的劳动部门，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们说没办法帮我。我找律师打官司，律师说要先支付一笔律师费。我没有钱，聘请不起律师，就只好作罢。到最后，找到了一个律师，搞法律援助的，愿意免费帮我打官司。官司后来也打赢了，但是，老板一看要赔我十几万，其他的十几个在厂里受过工伤的，也纷纷打官司起诉老板，老板一看，赔的钱太多，他干脆把厂子连夜转让了，自己跑了，从此人间蒸发，再也找不到了，直到现在，我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拿到。现在有的时候，只能在街头乞讨为生。我乞讨时，摆上我当年获得的军功章，以证明我是个退伍军人，不是骗人的，大家一看，纷纷给钱，现在我一天下来，也有几十块钱的收入，好的时候，有上百块。这样，我就引起了其他乞讨人员的嫉妒，他们在半年前，把我打了一顿，说是不准我在我们那个城市乞讨了。没办法，我只好坐车来省城，联系我的一帮战友，让他们出面，保护保护我。这就是我今天的生活，一个名符其实的乞丐。几十天前，一个外国人到我的面前，给了我一张百元大钞，说是要给我拍照片，让国外的人也看到我，我一听，马上拒绝了，我说：‘去，去，去。你们这帮外国佬，都没安好心，我是中国人，曾经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流过汗，我不能为国家抹黑。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说政府的坏话。你要是拍我的照片到外国发表，让外国人指责我们国家不尊重军人，不是利用我吗！我不干。”
大家都被他说笑了。
王一鸣问：“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郝卫国说：“有啊！我要求政府给我们这些退伍军人解决些补助，多了不敢想，一个月三百块吧，比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高一些，总可以吧？”
王一鸣问：“现在你有没有什么保障？”
郝卫国说：“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钱，太少了，根本不够用。”
王一鸣问：“你看病怎么办？有报销的渠道吗？”
郝卫国说：“我们老家农村实行了合作医疗，我是农村户口，大病可以报销一部分，但是要住院治疗才行。平常里有个感冒发烧什么的，都是自己扛着。能扛过去，就不去吃药打针，因为没有钱。实在是扛不住了，再去买点药吃。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拖一天算一天，我们命贱，抵抗能力强，轻易不拉肚子、感冒什么的，不像城里人那样，得了感冒要打点滴，花三五百块才能治好，要是那样，我们早就完蛋了！”
王一鸣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心里有一丝心酸的感觉，这些底层的老百姓，生活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还那么乐观，真是让人唏嘘感叹。
轮到下一个同志发言了，一个个子高大、声音洪亮的中年男人站起来，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坐下，拿出一个黑色的包包，从里面抽出来一个牛皮纸的信封，打开信封，从里面拿出来自己的军功章、获奖证书什么的，然后看着王一鸣说：“王书记，我叫金万全，77年当兵，79年上的前线，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荣立了三等功，回国后我被提拔为排长，然后上了军校，87年转业，被安排在我们县百货大楼当保卫科长。91年我们县百货大楼搞承包经营，我承包了一个柜台，卖鞋子。生意不好，还要每年向公司交租金和管理费、水电费什么的，于是就下岗了，到外面自谋职业。我帮别人打过短工，借钱开过小餐馆，跑过长途运输，但都不成功，勉强糊口而已。我老婆原来是县百货大楼的售货员，也下岗了，她看我活得越来越失败，就忍不住和一个做安装工程的小老板好上了，当了人家的小老婆。我发现她在外面和别的男人开房，于是就和她离婚了。现在一个人带着18岁的儿子过，儿子不上学了，在一个摩托车修理店当学徒工。王书记，我有一个问题，实在是搞不明白，我现在到底算什么？是军官转业，按说算是干部，但是没有一个单位承认我是干部。没有职业了，算是下岗职工吧，但是我们单位没有办下岗证，我现在连下岗职工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如果是正儿八经的下岗职工，还可以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通过申请，还可以每个月享受两百多元的生活补贴。我就奇怪了，我们国家这么大，怎么就没有一个单位让下岗职工申请、证明自己是下岗职工啊？！更可气的是，我们单位原来给每个人办了养老保险，现在下岗了，没有任何收入了，自己一个人打短工，连糊口都难，却要按照文件要求，每个月自己去养老保险所，缴纳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养老保险金。单位不承担了，所有的都要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这样，到老了一分钱也没有。我现在真的是不如农民。农民好歹有地，有房子，我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我不知道我今后怎么活，有时候悲观起来，真想一死了之。但是想想儿子，还得活下去。战场上我都没有死，还立了功，现在死了，怎么去见我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战友吧？难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保卫这样一个这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国家吗？！我想不通。王书记，各位领导，我的言论可能有些过激了，希望大家谅解！”说着，他又冲大家鞠了一个躬。
王一鸣听了，心里更是不好受，他想起来一年多前在北京和魏正东吃饭、聊天时，谈到过这个问题，魏正东慷慨激昂地说：“一鸣，我告诉你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对下岗工人推出的这个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我认为是人类社会最丧尽天良的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办法来比较比较，你就明白了。我在美国呆过，在那里留学五六年，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养老保险制度。他们那里，对于下岗职工，每个月可以向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取失业救济金，数额虽然每个州不一样，但是，保持基本的生活没有问题，每个月两千美元左右是有的，还可以领取食品券，在一些地方免费领取食品。比我们这里上班的人领的正常的工资还高。这是美国的做法。当然，美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我们还做不到他们那个水平。但是，目前这个制度设计，太不讲人道了，说资本主义邪恶，你这个不比资本主义制度邪恶多少倍啊！你不仅不向下岗职工发一分钱，就是发钱，也是两三百块钱的生活补助而已，这些钱，够一个人活命吗？！况且下岗职工都是四十、五十岁的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你让他们一家人怎么活？最无耻的就是这个养老保险的设计，那些本来就没有任何钱的人，还要向国家交钱，每个月四五百块，以换取今后年限到了以后，可以领取国家的退休金。他们连生活都保障不了，还从哪里弄钱，交这个养老保险啊？！而公务员什么都不交，到了退休，却可以领取高额的养老金，你这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贫济富啊！再说了，物价连年飞涨，我每年交五千块，二十年后退休了，你给我每个月发一千二百块。看着从数字上，我是赚了国家的便宜。但是，谁又能知道，二十年后的一千多块，还能干什么？能不能买几袋面粉，还真不好说。现在的一个月四五百块，说不定比二十年后的一个月两千多块买的东西还多。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到时候国家给的养老金，其实根本比不上当初自己交的那四五百块钱。这不是骗局是什么？还有些职工辛辛苦苦，借钱交了二十年，但结果刚可以领养老金，就得病死了。这些人不是白白为国家做贡献了吗？这样的制度设计，就是抢劫穷人、搜刮穷人吗！”
王一鸣认为，魏正东的观点很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些制度设计，是非常荒谬，缺乏人道主义精神，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念。
其他的几个人也先后做了发言，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大同小异，生活困难，没有固定收入，看病看不起，老婆受不了穷跟别人跑了，孩子上不起学，出去打工去了。对生活没有信心，有自杀的倾向。
王一鸣听他们一一发言完毕，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军区司令员裘新旺说：“裘司令，你看怎么办？”
裘新旺说：“好，我说两句啊。首先，大家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我也是上过越南前线的老兵。我当时是副团长。从前线撤退后，又在边防指挥了战斗，亲自钻了大半年的猫耳洞的，我现在还落下风湿性关节炎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在战场留下的。当然，我比大家幸运，此后升了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分区司令员，成了高级军官。作为你们的战友，我对于你们所面临的遭遇，感同身受，非常理解，在这里我要代表省军分区，对大家表示道歉，对不起兄弟们了！我给大家也鞠个躬吧。”说着话，裘新旺站起来，冲十个老兵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
大家都一起拍手鼓掌。
裘新旺坐下，继续说：“说实话，大家的问题，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向上级反映，向中央军委反映，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国家大，牵涉的人口多，上过自卫反击战前线的，作战部队加上后勤部队，全国有六十多万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退伍或者转业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和大家也差不多。安排在企业的，基本上都下岗了。因为全国现在省级以下的地市，更别说县里了，基本上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了。当初安排在那里的军官和士兵，和大家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怎么办？解决这么多人的问题，粗略算一算，六十多万人，每个人就是国家出一万，一年国家财政也要投入六十个亿。这还仅仅是我们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其他的呢，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呢，抗美援朝的呢，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呢，抗美援越的呢，全部算下来，多少人需要重新考虑？最少有五百万老兵需要国家出钱照顾吧！一个人一年五千块，需要多少钱？两百五十个亿。大家想一想，这么多钱，从哪里筹措？只能从国家财政里出。我们国家财政里一下子能拿出那么多吗？国家这么大，到处是用钱的地方，所以，有些事情没有办好，还请大家多理解，国家有国家的难处，我们个人有个人的难处，都难，现在都不容易。要发展，要搞基础设施建设，哪里都需要钱，所以，顾不过来啊！”
王一鸣插话说：“司令，我们省现在有多少退伍的老兵？”
裘新旺说：“从红军时期算起，一直到现在，还活着的，总共是四十多万。老红军还有十几个，老八路有三千多个。老解放就多了，有五六万吧。抗美援朝以后的，总共是三十多万。”
“现在他们的待遇怎么落实的？”王一鸣问。
裘新旺说：“各个时期的待遇不一样，像老红军，都成了宝贝，他们享受的都是副省级的医疗待遇。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待遇普遍好于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同是一个级别的，退休金可能要相差一千多块。越往后，待遇就越低。像他们这些对越作战的老兵，估计每个月也就是一百多块钱。聊胜于无吧。”
王一鸣问：“司令，你看怎么办？”
裘新旺说：“王书记，我是没有多少办法，军分区没有多少钱，养不了这么多老兵啊！再说了，王书记你是省军区的第一政委，党指挥枪，我们都听你的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按照我党的惯例，一个省的省委书记是当然的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个安排也是意味深长的，在封建社会，各省的总督、巡抚，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担负着为国家财政筹款，为军队筹措饷银的任务。王一鸣现在这个身份，也属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所以，他责无旁贷。
王一鸣扭头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财政厅厅长萧华杰，说：“华杰，你看怎么办？”
萧华杰刚当上省财政厅的厅长不到一个月，家底刚刚搞清楚，看王一鸣点了自己的名，只好说：“是这样王书记，我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啊，请大家思考思考。各位的生活困难，我可以理解，真是不容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西江省的财政一直不富裕，在全国，我们属于是穷省，国家级贫困县就有几十个，我们省里的财政资金，一直是捉襟见肘，所以，目前来看，想拿出一笔钱，解决大家的问题，是不太现实的。”
他的话刚说到这里，对面就响起一片质疑声，一个声音说：“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好谈的，这不是糊弄我们吗？！”
另一个声音说：“没钱？谁信啊！看看省城里建设的那么多豪华办公楼，高级宾馆，还有体育中心、会展中心、博物馆，哪一个不需要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你们这些当官的，干那个就有钱，为我们老百姓干点事情就没有钱！说得过去吗？！”大家群情激奋，乱哄哄的，刚才祥和的气氛一下子没有了。
秦书海这个时候连忙出来打圆场，站起来冲大家说：“各位，各位，安静，安静，请大家耐心地听萧厅长说完，王书记还要做总结呢！”
退伍军人们看了王一鸣一眼，心说：“好吧，我们倒要看看你王一鸣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如果不管，我们就继续闹下去，闹到北京去。”
萧华杰说：“我只能说，把大家的意见汇总上去，上报国家财政部，争取国家财政的支持，等上面的钱下来了，我们才能解决。”
一个退伍军人问：“你能保证吗？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解决问题？”
萧华杰说：“这个保证不了，只能等了。”
大家于是就开始唉声叹气。
王一鸣看这样下去，今天这个座谈会一点收获也没有，也没有给这些退伍军人解决任何问题，他觉得大过年的，这样对待这些退伍军人，是太不合适了，作为一个省委书记，一个省军区第一政委，他有责任有义务为这些退伍军人做些事情，于是他说：“好了，大家都安静，我说几句吧。”
一听王一鸣要讲话，大家立即安静下来。
王一鸣说：“通过大家的发言，我初步了解了你们的困难和问题，对大家生活上的不如意，我感同身受，深表同情和理解。大过年了，大家都不容易。我们的国家有困难，我们的省财政不富裕，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我们做领导干部的，也要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自己，我们希望政府做些什么，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帮他们一下，为了我们自己的良心，为了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没有办法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这样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把解决长远问题和当前的问题结合起来，该上报的上报，该争取中央财政支持的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同时，我们也不能一推三六九，撒手不管了。好像我们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这样也是不对的。”
王一鸣这些话，说的大家都不住地点头，特别是萧华杰，知道王一鸣是在敲打他，这个时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他也害怕王一鸣对他有了不好的印象。他这个省财政厅长，屁股还没有暖热，得罪了王一鸣，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了，王一鸣一句话，有可能他这个财政厅长的乌纱帽就摘掉了，虽然他是李耀的人，李耀会保他，但王一鸣要是一意孤行，李耀这个省长也是挡不住的。在一个省里，省委书记还是具有无尚的权威。他不懂王一鸣葫芦里到底是想卖什么药，只能是频频点头。
王一鸣话锋一转，看着萧华杰，说：“华杰同志，这样吧，给大家每人发五百块钱，让大家过年，年后再商量一个长期方案，一个月或者三百，或者四百，全省统计一下，看到底需要花多少钱，这样做行不行？”
萧华杰心里说，你倒是可以做好人了，我上哪里去弄这一大笔钱啊？！于是他说：“王书记，这个没有预算啊。一个人五百块，四十万人，两个亿啊。这个实在是没办法。”
王一鸣一听，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看着萧华杰说：“又不是四十万，就先解决这批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同志吗，总共是多少人？”
裘新旺插话说：“估计有三万多人。”
王一鸣对萧华杰说：“三万人，也就是一千五百万，这个你也拿不出来？”
萧华杰面有难色，说：“没有预算，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出。”
王一鸣心里一下子就气起来，语气一变，冲着萧华杰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你现在就回去好好地想一想办法，我给你一天时间，想不到办法，立即告诉我，你弄不来钱，我就换人。我就不相信，堂堂的一个财政厅长，连一千五百万都挤不出来。你说要你这样的财政厅长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