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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大概是2015年，我已退休在乡下的一处别苑里养老。阳春三月的一个午后，我正躺在后院的藤椅里午睡，朦胧间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我眯着眼看了看那串电话号码，是一个备注着“范慕正”的陌生来电，我便感到有些惊讶，又想知道它找我有何事，于是在迟疑了一下后，按了接听键。
手机还没放到耳边，就隐约听到里面的声音说：“..请问是叶老师吗？我的父亲范慕正走了，...我是他的二女儿范文清，想邀请你能来出席他的葬礼，他的葬礼将于下个月的清明节期间举行…”。那人说的是一口带着浓厚南方方言的普通话，我还没来得及细问，那边的电话早就已经挂断了。那是一个多年没联系的老电话，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机里。我满脸的疑惑，并在脑海中使劲搜索“范慕正”这个名字，同时也有些懊恼，心想真是晦气：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而又温暖的午后，本想睡个安逸午觉，却被一个奔丧的电话搅醒了。
花园的另一边，鸟雀正欢悦地叫着。在阳光的照射下，空气中散发出淡淡的草香和泥土气息，我用迷蒙的睡眼打量远处花丛中的蝴蝶，心思随之飞舞。渐渐地，我的睡意开始完全散去，头脑也越发清晰起来，终于想到了这个人——范慕正，他曾是我过去一位故交和忠实的“朋友”。
我的“朋友”很多，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不过，与其说他们是我的朋友，倒不如说是我的客户——我靠赚取他们的钱财营生。说到这里，我得透露一下我过去的职业:我曾在北京担任过一家文化公司的负责人，公司以出版大型名誉辞书为主业，名义上是文化出版，实际是借着出版的名头骗取退休老人的血汗钱。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令人唾弃的过往，不过，我那时总喜欢将自己包装成一名“圆梦者”——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编入厚厚的名誉辞书中，圆他们一生梦寐以求的专家梦或名人梦。
我的客户大多是一些六十岁以上的离退休老人，我向他们推售诸如“书法大师、文化名流、中国专家、世界名人、历史功臣，当代模范”等等看上去诱人、听起来冠名堂皇的“荣誉头衔”，适时邀上京城里一些子虚乌有的协会机构，杜撰成千上万的评审邀请并函寄往各地，以广撒网，钓大鱼的方式诱惑他们上当，以骗取他们的钱财。这些评审在那些稍稍有点自知之明的人看来，是愚蠢而又骗人的，他们大都会一笑而过，或丢弃一旁置之不理。但我是幸运的，凭这门营生却获得了一些老实人的青睐，并赚了个盆溢钵满。因此，你不得不佩服我的精明、我的无耻和我那独到的眼光及惊人的运气。
那些上当的实诚人大都远离北京，寓居在穷乡僻壤，有的甚至一辈子都从未到过京城，从小忙忙碌碌，埋头苦干，直到年老还默默无闻。或许，他们大多数在青春时充满着激情和梦想，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梦想还没来得及实现，转眼已是白头翁。正当垂垂老矣之际，突然有一天，有一封来自京城、盖满各种红印章的评选通知函——是的，这通知函必须发自北京，只有这样方能体现这种荣誉的权威和尊崇——邮寄到手上，他们拆开信封一看，哇！里面记载的是自己“辉煌”的业绩事迹，并说他一生兢兢业业、为某个行业或事业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作出了杰出的奉献——哪怕他只是在某个内部刊物上发了一篇毫无新意可言的工作心得，我们也会这样说。如今，为了表彰你所做出的卓越奉献，我们从成千上万名候选人中选中了您，并授予您某某荣誉称号。
这样的荣誉与其说是授予，倒不如说是“售予”。那时，移动互联网科技发展如火如荼，电子书籍阅读简单快捷，传统出版受到了很大冲击，生存日趋艰难。为了公司活下去，我们顺应趋势开启了一项收费出版业务——名誉辞书出版。我们夸耀着说：这将是一部流芳千古的大辞书，一部名流荟萃的名人录，一部彪炳历史的名流史，因我们是公益出版，经费有限，为了确保辞书的顺利出版发行，还不得不请您略略支付一点微薄的工本费1000元。说得一切的冠冕堂皇，只不过是为了让这种诈骗看上去更像是一桩性价比极高的合法慈善事业。这样，我们将各种名头的邀请函按人名名录邮寄到各地，广撒网，多敛鱼。未曾料到，这些人应者云集，将千余字的个人小传和入编费邮寄过来，收到钱款后，我们依据其事迹经过一番编排后，不用过多久，变发往印刷厂印成铅字，一本几斤甚至十几斤重的大辞书就这样新鲜出炉了。
在众多的客户中，范慕正似乎是最忠实的一位。在我的记忆中，他几乎是每信必复，几年下来，累计多达两三百封，而且每次回信都极其认真。信上，他的字迹端庄，毫无错漏痕迹，可以看得出他对此类入编的重视——生怕字迹潦草或写错漏了字影响个人专业形象而导致自己不被入编。另外，也看得出他对这些名誉头衔的渴望。于此，我们就这样一来二往，相互成了熟悉的朋友，再后来，我又以朋友之名向他兜售了二百多部大型辞书、辞典或质劣价高的工艺纪念品，金额累计高达数万元。
我对他欺骗的次数越多，就越发感到惶恐。曾有一段时间，我对他的这种“慷慨大方”产生过深深的愧疚感，当然，也对他这种拼命追名逐利的劲头表示过鄙夷，最后我却对他有些怜悯起来，心想，可怜他终其一生都在追逐荣誉、鲜花和掌声，结果，时不济运，到老也毫无斩获，得到的只是种种欺骗或自我欺骗。
在那几年，这种生意是非常好做的，仅凭一封邀请函就可以招徕客户。但后来，因为很多媒体曝光了这种骗局，而使得人们越来越聪明和愈加警惕，加上有关部门的严打，而使这种生意越发越难做了。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到沮丧和失落，心想，就算是钓鱼，如果老是用同一种鱼饵，一来二往，鱼儿们都吃腻了，就会变得越来越精明而不会再上当。后来，为了维持这门生意，我们只好另辟蹊径，变相推出会务活动业务，通过与一些机构、旅行社合作，针对他们举办各种各样的高端论坛、寻根访古或故地故人纪念活动，以出席会务，参加旅游活动的方式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财路。
他依然是这类活动的忠实参与者。虽然当时他已年过八十，但一有邀请，他就会不远千里，乘飞机、坐火车或者是搭轮船前来踊跃参加，有时是孤身一人，有时是由她的女儿范文清陪同，这让人不得不钦佩他惊人的毅力和充沛的精力。经过多次联谊活动之后，我们与他渐渐熟络起来，但随着对他不断的深入了解，我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到最后心生悔意并金盆洗手，永远退出了这个行当，用骗来的钱财在北京的远郊购置了一处物业偷度余生。
认识他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在这之前，我曾猜想他或许是一位非常贪享名誉的有钱人，购买这些辞书或许是小菜一碟，但对他熟悉之后，我对此感到震惊，因为那些辞书几乎耗费了他后半生的全部积蓄，我从他身上攫取的是他来之不易，节衣素食积累的养老费。
自我退出这个行当以后，就很少和他联系了，在此期间，断断续续联络过四五次，随后就渐渐淡忘了他。事隔多年以后，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听到的竟然是他的死讯。他的死勾起我对他的往事回忆，朦胧之中一股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心头，原本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出于内心的一种歉意和忏悔，又或许想借机去山水城市旅游一趟，便决定去他的家乡江城送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