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8章 经义别有新书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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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惠卿为赵佶详细解释的三经新义,有人认为三经新义就是王 安 石 为 了“一道 德 , 同 风 俗”而 进 行 的 科 举 改 革 的教科书, 实 则 是 让士 子 都 学 习 王 安 石 的 学 说, 如 此 培养 出 来 的 官 吏 也 都 是 新 法 的 支 持 者 了 。这点吕惠卿从不讳言,三经新义确实本就是为了培养变法所需的人才来的。

    王安石认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 者和之於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如果不培养一批有着革新思维的官吏,恐怕变法最后也不会成功。

    为此,姚康称“然介甫之所谓‘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学,使天下比而同之, 以取科第”。姚康认为王安石为了“一道德,同风俗”而进行的科举改革,实则是让士子都学习王安石的学说,如此培养出来的官吏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了。这话倒并无错误,但是以此为由弹劾王安石,就有些无厘头了。

    吕惠卿说道:“荆公治经,不拘于章句名物,认为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接着吕惠卿问道:“官家以为,周礼之治,果能使大宋富国强兵吗?”

    这话赵佶不知道怎么回答,毕竟现在主流思想都是遵奉周礼,认为三代之治才是大治,赵佶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三代之治没用,不过赵佶打心眼里就觉得这事很扯,三代之治,谁能说清楚什么是三代之治,不都是后人编的吗。面对吕惠卿这个问题,赵佶只能嘿嘿一笑。

    吕惠卿当然明白赵佶的意思,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有哪一个真的相信什么三代之治啊,只是不能说出口罢了。吕惠卿说道:“官家,荆公之意,本以大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 必为儒者所排击,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真信《周礼》为可行。”

    赵佶有些吃惊,吕惠卿竟然把话说得这么直接,吕惠卿接着说道:“大宋积弱,非一日之病也,当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

    吕惠卿将当年之事慢慢说与赵佶听。面对国 家内忧外患的状况,许多士大夫都意识到了国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法。 如文彦博司马光等提出“无为而治”和恪守祖宗之法的方案,希望皇帝通过任贤来解决内忧外患的局面,而宋祁、苏轼和苏辙等则对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希望通过削减冗费,改革官员选举之法的方式来解决宋朝的财政问题,当 然也有李觏、王安石等希望向三代学习,从《周礼》等书籍中寻找解决方法的。

    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如韩琦、富弼等人,司马光、苏轼之辈,要么是仁宗朝庆历新政的参与者,要么曾经与王安石相交莫逆,连吕惠卿都不得不承认,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反对新法诸大臣既是君子,与王安石之间也并无个人恩怨。甚至有些人如富弼、韩琦等都是曾经主张变法的人,这点该怎么解释呢?

    其根源还是在于主张不同,相对而言这些反对新法的大臣多主张缓和一点的改革,而且更看重节流而非开源。这点从熙宁元年的赏赐之辩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在南郊礼毕之后,陪同祭祀的官员应当收到皇帝的赏赐,但是因为国家财力困 乏,再加上河朔地区此时正发生灾祸,因此以曾公亮为首的官员以两府俸禄优厚,皇帝平日里对两府的赏赐众多为由,建议皇帝不要赏赐诸臣。

    司马光的观点是当今国用嵅蛔悖天下又有灾祸,应当削减冗费,同意两府不要赏赐诸臣的建议。而王安石争锋相对的提出大臣郊赉赏赐的费用并不多,就算省下来也不能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反而会破坏礼节,徒伤大体。并称宋太祖时期赵普等担任宰相,赏赉常常数万。而现在郊赉匹两才三千,根本不算多。并指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也正是在这次辩论中王安石提出了他的着名观点。王安石认为为光靠节流是不能解决问 题的,而是要开源。可见,不同于司马光“天地财货百物皆有定数”的观念,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方法在于广开财源,扩大生产力。他主张使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抑制兼并,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全国赋税的管控,从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这一点赵佶是非常赞同的,现在赵佶是处处缺钱,养兵要钱,造船要钱,治河要钱,军器也要钱,不想办法增加财政收入,恐怕封桩库都支持不了多久的。

    当然,也是这次辩论,使王安石坚定了编写三经新义的决心。为了减少变法带来的压力,王安石通过改革贡举法的方式,想要选拔出支持新法的官吏,而《三经新义》作为王安石“一道德,同风俗”的工具也因此产生。

    三经新义,说是三经,但是最重要,也是王安石本人倾注最多心血的,还是《周礼新义》。

    王安石在其《周礼义序》 中一方面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于周官之书”,描绘了成周太平兴盛的美好景象,而治国理政的方法均记录在《周礼》之中,这便将《周礼》推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称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以为世俗弊于俗学久矣,故而重新阐释《周礼》。

    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变法主张,假托周礼,通过解释周礼来给自己变法寻求理论支持。